江西
234年八月，五丈原军营，诸葛亮病势沉重。蜀军面对的不只是一次北伐的收场，更是主帅病逝后如何安全撤退的难题。此时魏延手握精兵，杨仪掌管军务，姜维、费祎等人各有职责。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普通的同僚不和。
《三国演义》把这件事写成诸葛亮临死设局，仿佛丞相早已断定魏延反叛，于是留下遗命，借杨仪之手将其除掉。小说这样安排，确实紧张好看，却把复杂的军政矛盾，压缩成了“忠臣除奸臣”的单线故事。
正史留下的情况，要谨慎得多。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病重时，曾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商议退军部署。大军撤离时，由魏延断后，姜维负责接应。若魏延不肯服从，军队便自行撤退，不再等待。
这段安排的重点，不是“必须杀死魏延”，而是防止撤军途中出现失控局面。诸葛亮很清楚，自己一旦去世，蜀军内部最危险的并非魏军追击，而是将领之间争夺指挥权。魏延勇猛有余，服从性却一直存在问题；杨仪精于军务，却心胸狭窄，二人谁也不愿向谁低头。
有意思的是，魏延并不是毫无战功的将领。汉中之战后，他长期镇守要地，曾任汉中太守，在蜀汉军中颇有威望。魏延敢打硬仗，也敢提出不同意见，北伐期间多次主张采取更冒险的行动。诸葛亮用兵谨慎，往往不愿接受这种方案，双方的分歧由此越来越深。
魏延的不满，集中在一个“权”字上。他认为自己是前线大将，理应继续承担进攻任务；杨仪则是负责调度粮秣与军令的长史，不能凌驾于自己之上。费祎前去沟通时，魏延曾表示，丞相虽已病重，军队仍可继续作战，不能因为杨仪一句话就全部退走。
这句话未必等同于谋反，却足以说明魏延不愿接受杨仪的统辖。对魏延而言，撤军意味着北伐中止，也意味着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可能下降；对杨仪而言，魏延不听调遣，则可能让全军陷入混乱。
诸葛亮死后，蜀军没有立即公开消息。军中担心主帅去世引发追兵，也担心魏延得知实情后另作打算。杨仪按照原定计划率军撤退，魏延却带领部众抢先南返，并派人毁坏栈道，阻断杨仪追赶的道路。
双方很快把军事分歧变成了生死对抗。杨仪上表指称魏延谋反，魏延也向刘禅上书，反过来指责杨仪擅自撤军。奏章同时送到成都，刘禅一时难以判断真伪，只能询问蒋琬等重臣。朝廷随后站到了杨仪一边，魏延的政治处境彻底恶化。
南谷一战，是局势转折点。王平面对魏延部众，指出丞相尸骨未寒，将士却要自相残杀。魏延麾下士卒听后纷纷离散，原本依靠个人威望维系的队伍迅速瓦解。魏延只能带着儿子和少数亲信逃走，随后被马岱追上斩杀。
因此，所谓诸葛亮“决意杀魏延”，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他预见到魏延与杨仪可能发生冲突，提前安排了撤军秩序，并为魏延拒绝军令留下了处置空间。那四个字，便是“并非预谋”。
诸葛亮当然不可能看不出魏延的性格风险，但正史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曾在临死前明确下令“杀魏延”。魏延最终死于军令冲突、同僚积怨和朝廷判断共同作用，而不是某个人单独操纵的一场密室谋杀。
魏延死后，杨仪并没有因此获得长期权势。他回到成都后自以为功劳极大，言语间多有怨望，后来被费祎揭发，最终遭到贬黜。一个战场名将，一个军务重臣，先后败在同一场权力冲突中。五丈原撤军，本是蜀汉保存实力的应急之举，却因两人的旧怨，变成了蜀汉内部最惨烈的一次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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