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文化周末：坐朝问道

【千字说文之“坐朝问道”】

作者：王 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千字文》：“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上句阐明为政的法度，下句展示治世的成效，这两句话，便是周兴嗣笔下君主为政的总纲。人君修饬自身德行，举拔贤才、委以重任，纵然垂衣拱手，看似无为，而天下却能安定和顺、政治清明。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宗室祸起萧墙，权臣把持朝纲，昏君弱主频出。“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并非单纯追慕上古圣王的旧迹，而是借上古“君谦纳言，无为善治”的典范，对当时的统治阶层，发出一番恳切的政治劝诫。

所谓“坐朝”，即是君主安坐朝堂之上。“坐”，甲骨文字形为一人跪坐在草席上，《说文》古文则绘二人安坐土上，构形虽有差异，描摹的却都是“坐”这个体态动作。许慎《说文》将其训释为“止也”，侧重于阐释端坐之后，身形及心神安定沉静的状态。

至于“朝”，《说文》释为“旦也”，本义是清晨日出之时。如《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朝与夕相对，指代朝暮晨昏。古人造这两个字，皆取象于月相：甲骨文的“朝”字，描绘了旭日从草丛中升起，残月尚未隐没的景致；“夕”字，描摹了暮色四合，明月半掩于天际的模样。“朝”作清晨解时，读作zhāo。古时位卑者在清早进见尊长，这一行为便称作“朝cháo”，词义由“清晨”引申为“晨间谒见”，读音也随之分化。《周礼·大宗伯》记载：“春见曰朝。”郑玄为之作注：“朝cháo，犹朝zhāo也。欲其来之早。”后来词义进一步发展，可以专指百官拂晓入宫拜谒君王。又因朝见之时，众人皆奔赴同一方向，便引申出“朝向”之义。朝见必有其处所，于是又衍生出“朝堂、朝廷”的名词意义。

自先秦至南北朝，中原尚没有如今的高脚坐具与靠背座椅。无论公私场合，古人素来以“席地而坐”为本，通行跪坐之姿：双膝着地，脚背贴伏地面，臀部轻落于脚后跟。“坐”和“跪”体态相近，皆双膝着地，故而合称跪坐，细究之下却大有分别：“坐”时身体松弛，臀部安稳落于脚后跟，是安适之态；“跪”则抬臀挺身，身姿肃直，随时准备俯身拜伏，满含恭敬之意。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有言：“坐所以为安，跪所以为敬。”

席，与跪坐的礼俗密不可分。古人跪坐之席，常分两层。郑玄注《周礼》“司几筵”：“铺陈曰筵，藉之曰席。”铺于底层、隔绝地气寒凉的大席，名为“筵”；铺于筵上，质地柔软的小席，便是“席”。席位的端正与否，关乎礼制大义。《论语·乡党》中孔子便有“席不正，不坐”之事。

跪坐虽较长跪松弛，依旧有着严苛的礼仪规范。《礼记·曲礼上》记载了许多关于坐姿的仪轨：“坐如尸，立如斋”“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要求坐立之时皆端庄恭谨，不可轻佻晃动，失却仪态。“虚坐尽后，食坐尽前”，是说闲谈议事，身子宜稍稍后移；进食宴饮，则宜稍稍靠前。同时，礼法亦摒斥粗鄙坐姿，如“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端坐之时，万万不可双腿摊开，状如簸箕。《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事败，“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便是以这种极尽轻慢无礼的坐姿，宣泄心中对嬴政的鄙夷与愤懑。

东汉讲经画像砖。四川省博物院藏

汉代开辟丝路，中原与西域往来日趋繁密，胡床，也就是折叠马扎一类高坐具传入中土，坐于这类器具之上的姿态，被称为“胡坐”。《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偏爱胡式风物，“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时至唐代，胡风浸盛，但在正式礼仪场合，依旧恪守传统跪坐之礼。正因如此，日本遣唐使照搬隋唐一切风物制度时，传到日本的依然是被保留至今的“榻榻米”和跪坐习俗。椅子自晚唐五代慢慢成形，宋代民间大量普及，高坐才渐渐取代席地跪坐，成为社会主流的起居姿态。

古人又将方位与尊卑秩序紧紧相连，朝堂议事的位次排布，自有一套固定仪轨。所谓“坐朝”，朝堂之上以南向为尊，君王面南背北安坐。《史记·叔孙通传》载：“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群臣文东武西分列两侧，相对而坐。若是室内宴饮，礼制又与朝堂不同，以坐西面东的东向为尊。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羽自居最尊贵的席位，并未将刘邦、张良视作平等宾客，其骄矜跋扈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汉唐之际，君臣虽尊卑有别，朝堂议事却皆一同跪坐，这便是早期“坐朝”的样貌。周兴嗣身处南北朝，彼时依旧承袭这套古制。随着封建时代皇权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的地位鸿沟日渐拉大，君臣同坐议事，已经不足以彰显帝王的至高威严，“坐朝”慢慢演变为君主安坐、臣子侍立的格局。唐初朝会，宰辅重臣尚且可以坐而论事，到唐中后期，大臣坐朝奏对的情形已然稀少。及至宋代，宰相连坐席也被撤去。相传宋太祖赵匡胤依靠兵变登上帝位，对大臣与自己平起平坐心有芥蒂。宋人王巩在《闻见近录》中记述：“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彻（撤）其坐。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自此之后，朝臣便失去了坐朝论政的资格。元、明、清三朝，臣子连站着奏事都成奢望。《大明会典》记载朝堂规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百官面君奏报，必须跪伏于地，得皇帝开口准许，方可起身。

一张坐席的兴废起落，藏着一部君臣关系演变史。汉唐君臣同坐论道，宋代撤去坐席，明清则演变为跪奏，君臣之间，从并肩共治，一步步沦为尊卑悬隔的主仆。一方坐席的取舍，正是皇权不断集中最直观的缩影。

再看“问道”二字。《说文》：“问，讯也，从口门声。”本义表示询问、质问。问与讯虽都有询问之意，却各有侧重：“问”词义范围宽泛，既可指寻常求教，亦含审问、追诘之义；“讯”大多专指审讯勘问。

道，《说文》释为“所行道也”，金文字形，由代表道路的“行”、目视的“首”、行走的“止”组合而成，描摹一人睁大眼睛行走于大路中央，本义便是道路。《诗·小雅·大东》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用的正是这层本义。而后词义层层引申，由实体“道路”，衍生出途径、方略、技艺、规律、思想、学说、德行等诸多抽象内涵。譬如《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效法天地自然运行之理，又孕育出道家、道教思想。世人更依循是否顺应事物运行之规律，划分“有道”与“无道”。以“有道”称颂政治清明的时代，以“无道”斥责倒行逆施的君主。

“问道”的动作主体是君王，问询对象是朝中贤臣。“问”本无高低之分，但世俗常以身居上位者向下求教为耻，故而孔子勉励弟子，要秉持“不耻下问”的求学本心。君臣之间本就存在尊卑鸿沟，极易滋生君主居高临下、独断专行的痼疾。《千字文》写下此句，便是警醒当政者放下骄矜，虚心向贤臣咨访治国之道，广纳谏言，集众人之智，摒除刚愎自用的弊病。

君王所问之“道”，大致分为两端。往宏大处说，是体察天地万物运转的“天道”：人君应当顺天时、应地利，遵循自然与社会的客观法则治理天下，施行顺应天道的无为而治。落到现实政事，它所追求的，不是齐桓公、晋文公穷兵黩武的“霸道”，也不是秦皇汉武渴求长生不死的“仙道”，而是儒家以仁德、礼义为内核的“王道”。何为王道？《孟子·公孙丑上》借齐宣王问政，阐发要义：“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王道”的内核，正是“以德行仁”，令百姓“心悦诚服”。

《千字文》中的“坐朝”，是君主端正身心临御朝堂，安坐处理政务，并非安居深宫，耽于逸乐，荒废朝会。《千字文》中的“问道”，也并非探求虚无缥缈的玄理，而是关乎安民抚众、整饬吏治、鉴戒兴亡、恪守礼法纲纪的治国大道。这套“坐朝问道”的治理范式，深深根植于上古圣王的治世传统。《尚书》记载，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遇事多方征求意见，绝不独断专行；《史记》记载，商王武丁潜心寻访傅说，拔擢奴隶出身的贤才委以国政；周文王躬身寻访姜太公，坐而论天下大势，定下伐商安邦的大略，皆是上古“坐朝问道”经典原型。这套“君臣共治”的范本，后来被儒家提炼固化为朝堂制度，绵延贯穿于整部中国史。贞观年间，唐太宗时常召魏征、房玄龄等人彻夜论政，接纳直言规劝，被后世视作“坐朝问道”的标杆。反观明代嘉靖、万历二帝长期怠政，经年不临朝堂、不见朝臣，时人皆评说他们背弃了人君本分。贤君以问道求长治，昏君以独断致衰乱，史书以此作为划分明君与昏君的一个标准。

《千字文》在树立君主“坐朝问道”理政准则的同时，亦对辅政臣子寄予深厚期望。后文“俊乂密勿，多士寔宁”，便是劝勉贤臣恪尽职守，百官同心勠力，国家方能长泰久安。故而“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从来不是针对君王的单方面约束，而是君明臣贤、携手共治的双向期许。这八个字，寄托了古人对盛世的向往，同时也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定格为古代士人读书求仕、矢志不渝的终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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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9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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