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9月17日，北京，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文件没有直接宣布参战，却要求印度限期拆除中印边境一线的入侵工事。这张纸的分量，落到了正在拉合尔外围苦战的巴基斯坦身上。
当时的战场形势，远比外交辞令更加紧张。9月6日，印度军队越过国际边界，向巴基斯坦重镇拉合尔发动进攻。此前，印巴双方已在克什米尔地区持续交火，印度凭借人口、装备和工业基础优势，把战线推向巴基斯坦腹地。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连接旁遮普地区的重要门户。一旦失守，巴基斯坦不仅会丧失战略纵深，国内交通和军队调动也可能被打乱。阿尤布·汗政府紧急向外界求援，可真正愿意承担风险的国家并不多。
有意思的是，巴基斯坦当时并非没有西方盟友。它加入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同美国、英国保持军事联系。但战争一打响，英国强调印度也是英联邦成员，美国则对双方采取限制军火供应的做法。盟约写在纸上，危急关头却未必能变成援军。
巴基斯坦这才发现，过去依赖的安全体系并不牢靠。美国曾向巴基斯坦提供过装备，却也不断扩大同印度的接触。对华盛顿而言，印度在南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巴基斯坦的分量反而被重新估量。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却是在这种反差中逐渐靠近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国政治立场并不相同，巴基斯坦还曾追随西方，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持反对态度。真正改变判断的，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
那场自卫反击作战使巴基斯坦看清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让它重新思考自己的安全处境。1963年，中巴签署边界协定，妥善处理了喀喇昆仑地区的边界问题。边界问题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为两国建立信任提供了现实基础。
此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逐渐增加。1957年巴基斯坦发生粮食困难，中国曾提供粮食帮助；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阿尤布·汗随后访华。双方的往来，不再停留在礼节层面，而是开始涉及经济、交通和国防合作。
1965年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军队在初期取得过进展，但印度很快把主攻方向转向拉合尔和查温达。9月10日前后，双方在查温达一带爆发大规模坦克战，战局异常惨烈。巴军虽然顽强防守，却承受着兵力和补给方面的压力。
“如果印度把战火烧进巴基斯坦，中国不会坐视。”这是中方在巴基斯坦领导人访华期间表达过的明确立场。中国没有立即大规模出兵，而是先通过外交、物资和军事援助向巴基斯坦传递信号：印度必须顾及北方战线。
9月17日的第一份照会，要求印度在限定期限内拆除中印边境中国一侧的有关工事，并停止越界活动。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又发出第二份照会，提出归还被扣押的中国边民、拆除相关设施等要求，期限同样十分明确。
这两份照会的高明之处，不在于文字有多激烈，而在于它把印度的战略选择重新摆到了桌面上。印度如果继续在西线猛攻巴基斯坦，就必须防备北部局势变化；如果把兵力调往北方，拉合尔方向的进攻又会受到影响。
据当时公开报道，印度随后释放了被扣押的中国边民，并拆除了中印边境部分工事。中国还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但没有让局势直接扩大为中印全面战争。外交压力与有限援助，形成了“以战止战”的效果。
联合国安理会在9月20日通过停火决议，要求印巴停火。9月22日，双方接受停火安排，战争暂告结束。印军没有攻下拉合尔，巴基斯坦也未能实现彻底改变克什米尔局势的目标，双方最终回到战前大体位置。
这场战争让巴基斯坦明白，真正可靠的支持，不一定来自正式盟约。阿尤布·汗曾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求助，巴方军政要员也向中国驻巴使馆说明战场困境。中国在自身经济压力和援越抗美任务都很沉重的情况下，仍然作出了援助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未在1965年直接大规模进入印巴战场，所谓“出兵解围”更多是后来的概括。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外交警告、边境军事压力、对巴军援以及对地区局势的准确判断。正是这几股力量叠加，才迫使印度在进攻巴基斯坦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76年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访问中国，成为毛泽东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之一。此后，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那段关系的起点，并不在口号里，而在1965年战火逼近拉合尔时，中国发出的两份限期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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