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去了趟武汉，让我惊掉了下巴 武汉你也太厉害了！

国庆去了趟武汉，让我惊掉了下巴 武汉你也太厉害了！

我叫陈立军，今年三十九岁，河南周口人，在市区做建材生意，一个小门面，卖水管和瓷砖，一年挣个二三十万。我这个人没怎么出过远门，最远去过郑州和合肥，都是办事顺带转一圈。今年国庆，我老婆说孩子十一岁了，该带他出去见见世面，我说行，去哪儿，她说武汉。我第一个反应是武汉有啥好看的，不就是个黄鹤楼。她说你去了就知道。

我们是九月二十九号晚上到的，坐的高铁，三个半小时。出武汉站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四十，我提着两个箱子站在出站口，抬头看了一眼，第一感觉是这站太大了，站房的顶高得像个机场。然后就是人。我从来没在晚上九点多见过那么多人在一个地方流动，一波一波的，全往外涌，地铁口那儿的队伍排到了广场上。我们在那儿排队进地铁，排了十七分钟。

真正让我第一次惊掉下巴的，是第二天早上。

我们住的酒店在武昌，我老婆提前做了攻略，说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全国最有名。我说早点有什么好看的。她说你跟着走。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我们出门，打车到粮道街。车还没到那条街就开始堵，司机说你们下来走吧，前面车进不去了。我们下车走了三百米，我一抬头，愣住了。

那条街有多长我不知道，反正从这头看过去，人挨着人，密密麻麻全是人。不是景区那种排队的队伍，是那种每一个人都端着一个碗在吃东西的场面。有站着的，有蹲在马路牙子上的，有边走边拌面的，有骑在电动车上等着打包的。卖热干面的摊子前面排了三十多米，卖豆皮的摊子前排了二十多米，卖面窝的油锅旁边围着七八个人。我儿子拽着我的袖子说，爸爸，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吃。我答不上来。

我们排队买了一碗热干面，五块钱。我老婆要了豆皮，六块。我要了一碗糊汤粉加一根油条，七块。我们一家三口在街边站着吃，没有座位。那碗热干面我吃第一口就被芝麻酱糊住了嘴，辣萝卜丁是脆的，面条是那种碱水面，很筋道。我儿子吃了一口说辣，又吃了一口。我老婆说你看那边。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六十来岁的老爷子，穿着睡衣和拖鞋，端着一碗面，蹲在一家关着门的铺面门口，呼噜呼噜吃得满头汗。他旁边是个年轻人，西装革履，领带都打好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端着碗，在往嘴里扒。我那一刻脑子里冒出来一句话，我自己都觉得可笑：这个城市的人，早饭是在街上吃的，是当一件正经事办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武汉有句老话叫"过早"，这个词的"过"字，跟"过年"的"过"是一个用法。一座城市把吃早饭这件事，过成了节。

第二个让我惊掉下巴的，是湖北省博物馆。

我们十月一号下午去的，上午在黄鹤楼，人挤人，我儿子被挤哭了一次。下午到博物馆的时候是两点，门口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我在队里站得腿疼，心里还在嘀咕，一个博物馆至于吗。进去以后我先去了越王勾践剑那个厅，玻璃柜前面围了三层人，我挤进去看了一眼，那把剑是黑色的，很窄，短得出乎我意料，剑身上有菱形花纹。讲解员说它出土的时候一点锈都没有，两千四百年，还能划破二十多张纸。我站在那儿看了大概五分钟，一句话没说。

然后是曾侯乙编钟。那个厅大，一整套编钟挂在架子上，最大的一件比我还高。我看的时候正好赶上演奏，几个人拿着木槌敲，声音出来的一瞬间，我后脖子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那个声音不是我在电视里听过的任何一种乐器能比的，它低，沉，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下一下敲在胸口上。我儿子不动了，我老婆拉着我的手，攥得特别紧。两千四百年前的东西，原件，在这儿响。我们三个人在那儿站了二十多分钟，直到人挤得站不住才走。

第三个是长江灯光秀。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饭，我老婆说去江滩。我们在汉口江滩坐了四十分钟，等到八点。八点整，对面武昌那一片楼，同时亮了。不是那种一盏一盏点起来的，是同一秒，从这边到那边，几十栋楼一起亮。然后画面开始变，楼体变成了一块屏幕，有黄鹤楼的影子，有编钟，有长江大桥，有荷花，颜色一直在换。江对面是这样，江这边的楼也是这样，两边的光影全落在江面上，水是动的，光在里头晃。

我看了一圈周围，江滩上全是人，密到走不动路。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喊，可到了某一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周围几万个人同时"哇"了一声，那个声音在江边上轰的一下起来，又散掉。我老婆在旁边说了一句，立军，你看。她没再说别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灯光秀是免费的，谁都能来看，每周都有。我一个河南小县城来的生意人，站在长江边上，看着几十栋楼给我放了一场电影，不用买票。

第二天我们去了光谷，坐了那个挂在高架上的空轨，就是车悬在轨道底下跑的那种。我儿子从头叫到尾。然后去了黎黄陂路，那条路的梧桐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两边是老房子，红砖的，墙上爬着藤，房子底下开着咖啡馆和书店。我在那儿走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条街跟昨天江对面的灯光秀，明明是两个世界，可它们在一座城里，中间只隔了一条江和二十分钟地铁。

我再说说武汉人。我们在江汉路找一家店，转了两圈没找着，我老婆去问路，问的是一个正在扫地的环卫大姐。那个大姐听完之后，把手里的扫把一放，说那个店不在这儿，我给你们说怎么走，然后讲了能有五分钟，讲到哪儿拐、看到什么再拐、哪个门进去。讲完她又补了一句，说你们别在这条街上吃饭，贵，往前走两条街，那边才是本地人吃的。我们照着她说的走了两条街，到了一个巷子里，三个人吃了九十二块钱，撑得走不动。

还有一件事。我们三号中午在户部巷，我儿子的水壶落在一个摊子的桌子上了，我们走出一里多地才发现。我老婆说算了不要了。我儿子哭。我硬着头皮回去找，走到那个摊子跟前，老板娘看见我们，从柜台底下把水壶拿了出来，说是不是这个，我给你们收着呢，怕你们回来找。我说谢谢您。她说谢什么，你们外地来的，丢了东西多闹心。就这么一句。

回程的高铁上我一直在手机上查武汉。常住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在校大学生一百多万，全国第一。地铁十几条线，四五百公里。我算了一下，武汉的面积是我们周口市区的好几倍。我跟我老婆说，我们那儿晚上九点半，街上就没啥人了，商场也关门了，武汉晚上十二点，江汉路还有人在吃烧烤，还有人在排队买奶茶。

我这趟回来以后跟朋友吃饭，好几个人问我武汉怎么样。我说我跟你讲三件事你就明白了。第一件，这座城市的人，早饭是在街上排着队吃的，一百万人一块儿吃。第二件，两千四百年前的编钟，在那儿还能敲响，我亲耳听的。第三件，几十栋楼同时亮起来给你放电影，不要钱，几万人一起在江边上看。

我说完他们都不说话了。过了半天有一个人说，那我也得去看看。

我说去吧，我这四天走下来，最大的感受不是武汉的楼有多高、地铁有多长，是这地方太有劲儿了。人在街上吃饭，人在江边看灯，两千年前的东西摆在玻璃柜里，路边扫地的大姐能给你指五分钟的路。这种劲儿不是建出来的，是长出来的。我在武汉待了四天，回来以后再看我们那条街，总觉得哪里少点什么。少了什么我也说不好，可能就是那股子人挤人、人挨人、谁都不觉得烦的活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