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相关创作现场,王佳宁面对一张铺开的巨幅宣纸,手中的长锋笔迅疾落下,墨线很快从字形变成了纵横交错的痕迹。有人称其为现代书法,有人却直言:“这还是字吗?”
争议,往往从一眼看不懂开始。
王佳宁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年接受过较为扎实的传统书法训练。楷书、瘦金体以及行草,都曾是她长期临习的对象。相关资料称,她少年时期便参加书法比赛,后来进入专业院校深造,并取得书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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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很重要。因为她并不是没有见过传统,也不是完全凭兴趣拿起毛笔。恰恰相反,她曾经在点画、结体、章法上投入过多年功夫,作品中也有清秀严整的一面。她后来风格的转变,才会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响。
书法学博士,并不等同于“书法天下第一”。它本质上是高校建立起来的学术培养体系,涉及书法史、文字学、书法理论、创作实践等内容。随着书法教育进入高等院校,相关学位逐渐形成,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也较早展开了书法博士培养。
问题在于,学术学历能够证明研究经历,却不能直接替代艺术判断。一个人可以熟悉碑帖源流,也可以写出论文,但最终落在纸面上的作品,仍要经受笔法、结构、气韵与审美的检验。
有意思的是,王佳宁后来拜王冬龄为师,创作方向随之出现明显变化。王冬龄长期进行大字草书和现代书法探索,强调书写过程中的气势、节奏与视觉冲击。他的作品常常突破单字辨识度,追求整体空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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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探索并非凭空出现。近现代以来,西方绘画、设计和抽象艺术不断进入中国艺术视野,一些书法家开始思考:书法是否只能依靠清晰的字形存在?墨色、线条、速度、留白,能不能独立成为视觉语言?
答案可以讨论,但不能把讨论当成结论。
王佳宁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关注。她有时使用尺幅很大的宣纸,以粗长笔锋迅速挥写,字与字之间相互叠压,局部甚至难以辨认。支持者认为,这是对传统书写秩序的突破;批评者则认为,若文字失去基本可读性,作品便容易从书法滑向抽象涂写。
一位现场观众曾问:“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凭什么说是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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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的回答,据称是:“不一定要一眼认出,先感受线条和气势。”
这两句话,正好碰到了争论的核心。传统书法当然不只讲“认字”,王羲之的行书、怀素的狂草,也有速度、情绪和节奏。但它们再放纵,也没有完全割断与文字、笔法及传统的联系。创新若没有根基,容易变成形式先行;观念若不能落实到笔墨,便可能只剩下说明文字。
所谓“丑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专业分类,更多是公众对某类夸张书风的称呼。它之所以引发反感,不单因为作品不够漂亮,更因为部分创作者借助复杂概念,把普通观众的疑问挡在门外。看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品拒绝被讨论,只允许被解释。
启功先生生前曾对书法学位问题表达过质疑,流传较广的一句话是:“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博士了,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硕士了,没有标准,无法判断。”这句话未必专门针对王佳宁,却准确点出了一个现实:学历、职称和艺术成就,不能简单画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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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的书法讲究清劲、端庄与法度,他重视传统训练,也反对把书法变成故作高深的姿态。因此,人们常把这段评价放进现代书法争论中,用来提醒创作者,形式可以变化,基本尺度不能消失。
王佳宁从工整一路转向狂放,既可能是个人审美选择,也可能与师承、学术环境和当时的艺术潮流有关。她并非因为取得博士学位,就必须永远停留在原来的面貌;但同样不能因为打出“现代”旗号,便免除作品本身的检验。
书法最难的地方,正在于既要有个人面目,又不能失去笔墨依据。线条可以飞动,章法可以奇险,字形也可以变形,可落笔时的力量、收锋时的控制、墨色之间的呼应,都应当经得起推敲。
一幅作品若只剩下凌乱的轨迹,旁观者自然会疑惑;若能在破碎之中保留法度,在夸张之中仍见笔意,争议也会转化为审美分歧。王佳宁的名字之所以被反复谈起,正是因为她把学历、师承、传统与现代探索,全部集中在了一场持续的书法争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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