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男子月薪3万请假回家，老板偷偷跟踪，见他父亲后老板泪目

浙江一男子月薪3万请假回家，老板偷偷跟踪，见他父亲后老板泪目

孙建国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问：“你请假回去几天？”

郑海峰站在办公桌对面，手垂在身侧，指头勾着裤缝线。“三天。加上周末，五天。”

“五天。”孙建国重复了一遍。厂里国庆后接了两个大单，郑海峰是技术主管，整条生产线离了他转不动。这个节骨眼上请假，换谁当老板都得问两句。“家里什么事？”

“我爸身体不太舒服。”

“严重吗？”

“老毛病。回去看看。”

孙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郑海峰不看他，眼睛落在办公桌角那盆绿萝上，叶子有点蔫，该浇水了。

“行。”孙建国挥了挥手，“去吧。手机开着。”

郑海峰点点头，转身走了。门带上的时候，孙建国听见他脚步在走廊里顿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

不对劲。

孙建国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但他跟郑海峰共事六年，从厂子只有三台机器干到现在三十台，郑海峰从来不请假。去年发烧三十九度，早上在车间差点栽倒，孙建国让他回去，他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照常来。这次请五天，理由含含糊糊，“身体不太舒服”这几个字从郑海峰嘴里说出来，就像用棉花包着石头，看着软，里头硬。

第二天一早，孙建国开车去了郑海峰老家。

他没打算跟踪。他就是睡不着，半夜三点醒了，翻来覆去想到底什么事能让郑海峰开口请假。天快亮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去一趟。反正也就两个小时高速，看一眼，心里踏实。

郑海峰老家在浙西一个镇上。孙建国按导航开到村口，把车停在路边一棵樟树下。他没见过郑海峰的父亲，只知道老人在老家独居，郑海峰每个月往家打钱，逢年过节回去。他坐在车里等了一会儿，看见郑海峰从一条巷子里走出来。

郑海峰换了身衣服，一件旧的灰色夹克，袖口磨白了。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什么，看不清楚。他没往镇上走，而是拐进了另一条更窄的巷子。

孙建国下车，远远跟着。

巷子两边是自建房，高的三层，矮的平房，墙上爬着丝瓜藤。早上七点多，有人在门口生炉子，白烟飘起来，呛人。郑海峰走得不快，脚步放得很轻，像怕吵醒谁。他在一扇铁皮门前停下来，掏钥匙，开门。

孙建国躲在一棵柿子树后面，看见那扇门开了。院子很小，地上铺着青砖，缝里长着草。院子中间放着一张竹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老人瘦。瘦得夹克挂在身上像挂在一副竹竿上。他坐在竹椅里，头歪着，嘴巴微微张开，睡着的。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脚上穿着棉拖鞋，鞋面破了口。

郑海峰走过去，把塑料袋放在石桌上，弯腰，伸手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老人的肩。然后他蹲下来，手握住老人的手。

“爸。”他叫了一声。

老人没醒。

“爸，我回来了。”

老人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眼。眼珠浑浊，看了一会儿才聚焦。他看见郑海峰，嘴巴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像笑。

“饿不饿？”郑海峰问。

老人摇头。

“我买了馄饨。你最爱吃的那家。”

老人看着他，忽然问：“你不上班？”

“请假了。”

“请假扣钱吗？”

“不扣。”

老人信了，点点头。郑海峰站起来，去屋里端了盆水，拿毛巾浸湿，拧干，给老人擦脸。老人闭着眼，脖子上的皮皱成一圈一圈。郑海峰擦得很慢，从额头到下巴，擦完把毛巾翻了个面，擦手。老人的手背上有青紫的针眼，密密麻麻一片。

孙建国站在柿子树后面，喉咙发紧。

他看见郑海峰蹲在老人面前，一口一口喂馄饨。老人吃得很慢，有时候含在嘴里忘了咽，郑海峰就等着，不催。馄饨汤滴在老人衣襟上，郑海峰拿纸巾擦掉，再把下一勺递过去。

吃完馄饨，郑海峰进屋拿了个药盒出来。七八个瓶子，他对着光看标签，把药片分到小格子里。老人歪着头看他，忽然说：“你瘦了。”

“没有。胖了。”

“你妈前天托梦给我，说你在外头吃不好。”

郑海峰的手停了一下。“妈跟你说的？”

“嗯。她说你小时候爱哭，现在不哭了。”

郑海峰没接话，把分好的药盒盖上，递给老人。“中午的，别忘吃。”

老人接过药盒，攥在手里，看着院子外面。“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

“这么快。”

“爸，我那边有活。”

老人点头，没再问。他低头看手里的药盒，用指头一个个摸那些小格子。“这个红的，是心脏的。白的，是血压的。”

“对。你记住了。”

“记住了。”

孙建国靠在柿子树上，树皮硌着背。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他父亲走的那年，他正在深圳跑业务，接到电话说不行了，他买了最近一班机票，还是没赶上。到家的时候，人已经在堂屋里躺着，脸上盖着黄纸。他跪下去，掀开纸看了一眼。就一眼。

他再也没见过父亲的脸。

孙建国擦了把脸，深吸一口气，从柿子树后面走出来。

郑海峰正蹲在地上洗碗，听见脚步声抬头，整个人僵住了。

“孙总。”

“嗯。”

郑海峰站起来，手上的水往下滴。“你怎么……”

“路过。”孙建国说。

两个人隔着院子对望。老人坐在竹椅里，抬头看孙建国，浑浊的眼珠动了动，问郑海峰：“这是谁？”

“我老板。”

老人扶着椅子扶手想站起来。孙建国赶紧走过去，按住他的肩。“叔，别起来。”

老人看着他，笑了。“你是海峰的老板？”

“对。”

“他干活实在。”老人说，“从来不偷懒。”

“我知道。”

“他小时候放牛，牛跑了，他追了五里地，脚上全是血口子，回来也不说。”

郑海峰在旁边低声说：“爸，别说了。”

老人不理他，继续看着孙建国。“你对他好点。他话少，心里有数。”

孙建国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手很凉，骨头硌人。“叔，你放心。”

老人点点头，忽然打了个哈欠，眼皮往下沉。郑海峰说：“他一会儿就得睡。”

孙建国站起来，走到院子角落。郑海峰跟过来。

“什么病？”

“肝癌。查出来八个月了。”

孙建国转过头看他。

“晚期。”郑海峰说，“医生说最多一年。我没告诉他。他以为是普通肝炎，每天吃药，觉得能好。”

“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什么？”郑海峰看着父亲。老人已经睡着了，头歪在竹椅靠背上，嘴巴微张，呼吸很浅。“说了能怎样？厂里忙，我走了谁盯着？”

孙建国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

“我每个月打钱回来，请了隔壁婶子帮忙做饭。他一个人住，我说接他去城里，他不肯。说死也要死在老家。”

郑海峰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他的手在抖，攥着裤缝，指节发白。

“孙总，”他忽然说，“你不用给我假。我后天就走。这几天婶子来看着，我……”

“你待着。”孙建国打断他。

“厂里——”

“厂里的事我安排。”

郑海峰看着他。

“你待到你爸……你待够了再回去。”孙建国说，“工资照发。”

郑海峰没说话。他低下头，肩膀塌了一下。孙建国看见他后颈上有一道疤，以前在车间被铁皮划的，缝了六针，第二天就来上班。

“孙总。”

“嗯。”

“谢谢。”

孙建国拍了拍他的肩。“我去镇上买点东西。你看着叔。”

他走出巷子，回到车里。在驾驶座上坐了很久，两只手搁在方向盘上，额头抵着手背。

他想起父亲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说家里枇杷熟了，问他回不回来。他说忙，下周回。下周又下周。枇杷掉了，烂在地上，他也没回去。

孙建国发动车，开到镇上。他找到那家馄饨店，买了两份生馄饨，又去超市买了牛奶、蜂蜜、软面包，拎了两大袋回来。

他把东西放在院子石桌上。郑海峰从屋里出来，看见那些东西，张了张嘴。

“给叔的。”孙建国说。

“太多了。”

“吃不完你吃。”

郑海峰笑了。孙建国第一次看见他笑。以前在厂里，郑海峰从来不笑，大家都说他严肃，不好接近。现在他笑起来，眼角有细纹，嘴角往上扯得很用力，像很久没用过这块肌肉。

“孙总。”

“嗯。”

“你父亲……”

孙建国看着他。

“你上次回去看他，是什么时候？”

孙建国沉默了几秒。“六年前。他走的那天。”

郑海峰没再说话。两个人站在院子里，老人睡着，丝瓜藤上有一只蜜蜂在嗡嗡飞。

“你后天回吧。”孙建国开口，“厂里那边，我给你盯着。你爸这边，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走。”

“嗯。”

“还有，”孙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放在石桌上，“这个你拿着。不多，你给你爸买点他想吃的。”

郑海峰看着那张卡，没动。

“拿着。”

郑海峰拿起来，攥在手里。卡硌着掌心，他攥得很紧，指头关节发白。

“孙总。”

“别谢了。”孙建国往外走，“我走了。你回去的时候给我发个消息。”

他走到门口，听见身后郑海峰叫他：“孙总。”

他回头。

郑海峰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攥着那张卡。老人歪在竹椅里睡着了，呼吸轻得像一根丝线。郑海峰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路上慢点。”

孙建国点点头，走出铁皮门。

巷子里安静，远处有人家在炒菜，油锅滋啦响。他走到樟树下，拉开车门坐进去。后视镜里，郑海峰站在巷子口，身影很小，灰色的夹克，一动不动。

孙建国发动车，开出村口。上了高速，他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吹得眼睛发酸。他没关窗，一路开回了厂里。

到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孙建国把车停好，走进办公室。桌上那盆绿萝彻底蔫了，叶子垂下来，软塌塌的。他拿起水壶浇了水。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郑海峰”的名字。他想发点什么，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最后他只发了一句话：到了跟我说一声。

几秒钟后，郑海峰回了一个字：好。

孙建国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厂区的灯亮着，夜班工人正在车间里忙。机器声从远处传过来，嗡嗡的，低沉，持续。

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眼前浮现的是郑海峰蹲在院子里给父亲擦脸的样子。毛巾翻面，手背上的针眼，喂馄饨时滴下的汤。

还有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时说的那句话。

枇杷熟了。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订了一张周末回老家的高铁票。

他想，该回去看看了。老屋门口那棵枇杷树，不知道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