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江青哥哥带儿子来北京，江青得知对方想见自己后：这事真难办

1970年春，北京中直招待所，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带着十六岁左右的儿子，等着与多年未见的妹妹见面。老人名叫李干卿，是江青的哥哥。父子二人从济南赶来，没有提前写信，也没有事先征得同意，这场突然出现的相见，注定不会轻松。

消息传到江青那里时，她正在处理工作。秘书杨银禄转达了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哥哥和侄子已经到了北京，希望见她一面。江青听完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沉默了很久。

在她看来，亲属未经允许来到北京，既让自己措手不及，也可能引起旁人的议论。她对杨银禄说：“他们来以前为什么不问一声？这事难办。”

这句话，既有对突然来访的不满，也暴露出她当时所处位置带来的顾虑。身份越特殊，家事越容易被看作公事；普通人一次探亲，在特殊环境下却可能被放大成政治问题。

江青起初决定不见，只让人转告李干卿，自己工作繁忙，请他们尽快回山东。她还吩咐送去一些物品：给孩子一架照相机，给哥哥半斤茶叶。照相机据称是从有关库房中挑出的普通物件，茶叶则是考虑到李干卿平日有饮茶习惯。

杨银禄来到招待所时，看到李干卿身体还很硬朗，儿子则对那架照相机十分好奇。听到妹妹不愿相见，老人没有发火，只是低下头，双手捂着脸，半天没有说话。

临别时，他握住杨银禄的手，恳求道：“我这个年纪了，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来北京，能不能请她见一面？”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颇为难受。杨银禄答应替他再问问，但也说明自己只能传达，无法作主。

当晚，杨银禄回到住处已经很晚。江青再次询问李干卿是否离开，得知对方仍在等待，态度反而更加坚决。她认为，哥哥早年经历复杂，曾在旧军阀和日伪统治时期担任过职务，后来还受到过有关方面审查。这样的历史，在当时很容易被视为严重负担。

这些情况并非1970年才出现。1953年，铁道系统有关部门曾对李干卿进行过调查。1959年，江青准备将哥哥接到身边时，相关部门又要求山东方面作进一步核查。调查结果显示，李干卿过去做过师爷、警长、巡官等工作，也有过一些不光彩的经历。

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南海生活。江青早年曾为哥哥的处境辩解，认为旧社会的贫困逼迫他做过一些谋生之事；但到了身份和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她对这段亲属关系的处理明显变得谨慎，甚至冷峻。

有意思的是，江青拒绝相见，并不只是出于个人情绪。她担心的是“阶级界限”被人议论，也担心哥哥在北京久留，给自己带来麻烦。她甚至表示，兄长能自己来到北京，也应当自己买票回去。

李干卿却没有马上走。他已经等了多年，带儿子来北京，也许并不只是为了求助，更想让下一代知道这个久未谋面的姑姑。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种念头很难用几件礼物打发。

事情僵持两天后，江青也意识到，若一直不见，哥哥可能继续滞留。她于是请秘书向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此事，询问究竟见还是不见。毛泽东得知后表示，既然是亲兄长，为什么不能见？连曾经身处敌对阵营的重要人物都可以接触，亲属更不该完全拒之门外。

这番意见传回后，江青才同意见面，但地点没有安排在中南海或钓鱼台，而是选在人民大会堂。她认为，对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这样的安排已经足够。

见面时，江青先责备哥哥没有事先联系，认为他们的做法使自己陷入被动。李干卿没有争辩，只说自己知道妹妹工作忙，实在是因为想念她，孩子也一直想见姑姑。说到这里，这位老人再次落泪。

两人的谈话并不长。妹妹要求他们尽快离开北京，哥哥则不断解释来意。多年亲情，被身份、经历和现实顾虑层层隔开，面对面坐着，反倒显得格外陌生。

江青的家庭关系并不只有这一面。她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曾有过更深的牵连。江青幼年丧父后，母亲带她到天津投奔姐姐。后来江青参加革命，李云露也曾照料过李讷，并随家人到过西柏坡。

但这段关系后来同样出现裂痕。李云露离开中南海后，生活并不宽裕，仍多次写信询问妹妹和李讷的情况，却很少得到回应。她住在清华附近的平房里，屋内陈设简单，被褥陈旧，生活状况与妹妹相差甚远。

多年以后，江青让厨师程汝明去看望李云露。老人最关心的仍是妹妹身体如何、李讷过得怎样，自己却没有提出具体要求。程汝明回去汇报后，江青从毛泽东曾给她的款项中拿出5000元，让人送给姐姐。

这笔钱对李云露而言，是生活上的帮助，也是迟来的亲情表示。她收到后十分感激。至于李干卿那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却不只是一次未能如愿的探亲，更是一段特殊年代里，亲情如何被身份与顾虑反复拉扯的真实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