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客商订500吨钢材，货到孟买后翻脸赖账100万，福建老板只回

印度客商订500吨钢材，货到孟买后翻脸赖账100万，福建老板只回了一句话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三岁，在福建晋江开了一家钢材贸易公司。说是公司，其实就是个前店后仓的铺子，手下拢共二十来号人，一半还是自家亲戚。我这辈子没读过几年书，十六岁就跟着我爹跑钢材，从扛角铁开始，一扛就是三十七年。我爹临走前跟我说，做钢材生意就跟做人一样，实打实的，一斤就是一斤，一两就是一两，掺不得假。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栽跟头，有被三角债拖垮的，有被骗子卷走全部家当的，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熬过来了。不是我运气好，是我认一个死理：该我的钱，一分不能少；不该我的钱，多一分也不要。就是靠着这个死理，我在晋江这片地方站住了脚，买了房，供两个孩子上了大学，还给老家修了条路。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会跟一个印度人较上劲。

那是二零一九年春天的事。广交会上，一个叫阿尼尔·梅塔的印度客商找到我展位，说要在孟买建一个大型仓储中心，需要五百吨镀锌钢材。他中文说得很生硬，但态度特别诚恳，还掏出手机给我看他仓库的地址和施工图纸。我算了一下，这笔单子总价三百二十万人民币，去掉成本和运费，我能赚个三十来万。对于我这种小公司来说，这是笔大生意。

阿尼尔跟我说，他在印度做了二十年建材生意，跟中国厂家合作过很多次，信誉绝对没问题。他主动提出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货到孟买港后付百分之六十，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结清尾款。我那时候也是昏了头，想着五百吨钢材不是小数目，他要是敢赖账，这批货在印度也不好出手，再说还有合同在，怕什么。

我跟我老婆淑芬商量这事。淑芬说，印度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万一出点岔子怎么办。我说人家定金都肯先付，还有什么好怕的。我儿子陈浩在旁边插嘴，说现在网上好多做外贸被骗的，让我多长个心眼。我笑他小孩子不懂，做生意哪有前怕狼后怕虎的。

现在想想，陈浩那会儿说的话，真该听进去。

合同签了，定金九十六万到账。我紧赶慢赶，联系钢厂排产，又找了货代订舱。五月十八号，五百吨钢材装船发往孟买。那几天我天天盯着船期，比自己出门还上心。船到港那天，阿尼尔还给我发了张照片，说货已经到仓库了，正在安排卸货。我说你抓紧验收，有问题随时联系。他说放心放心，陈老板的货我信得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个星期过去，我发微信问他验收情况，没回。打电话，关机。我心里咯噔一下，又等了三天，还是联系不上。我让货代去打听，货代回话说，阿尼尔的公司确实在孟买，但最近好像资金出了点问题，正在跟银行贷款。我说那我们的货款呢，货代说人家说了，货有点质量问题，要先处理完再说。

质量问题？我那批钢材是鞍钢出来的，正规大厂，质保书、检测报告一应俱全。我让货代把质保书传真过去，那边又说要第三方检测。这一来二去，拖了一个多月，阿尼尔终于接电话了。他一口咬定钢材有锈蚀，说需要重新做防腐处理，要扣我一百万人民币。

我当时气得差点把手机摔了。五百吨镀锌钢材，从天津港出发，漂洋过海到孟买，海风海雾的，表面有点浮锈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用抹布擦擦就掉了。他张口就要扣一百万，这不是明摆着耍赖吗。

我让翻译跟他说，要么按合同办事，要么这批货我拉回来。阿尼尔在电话那头笑了，说陈老板，货已经在我仓库里了，你要拉回来可以，先付清仓储费和滞港费，不然这批货在印度海关那边就过不去。他还说，他知道我在印度没有分公司，打官司的话，光是律师费就够我喝一壶的。

那几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淑芬看我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问我出了多大事。我跟她说了，她沉默了半天，说要不就算了，少赚点，把货拉回来。我摇头，说不是少赚的问题，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她就不说话了，第二天默默去银行查了账，回来跟我说，公司账上还有四十多万，家里定期存折上还有八十万，实在不行就先垫着。

我没动那笔钱。那是给陈浩留着买房的首付，也是给闺女陈婷准备的嫁妆。我陈建国再没本事，也不能动儿女的钱。

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似的到处找人。我先找了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人家很客气，说可以帮忙协调，但这是商业纠纷，最终还得走法律途径。我又找了贸促会，贸促会给我推荐了一个在印度打商事官司的律师，一问律师费，光前期费用就要二十万人民币，还不保证能赢。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抽了半包烟。

最难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认栽。一百万不要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可每次拿起电话要跟阿尼尔说软话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出我爹的声音：该我的钱，一分不能少。我不是在乎这一百万，我是在乎这个理。做生意讲究个诚信，你阿尼尔今天能赖我一百万，明天就能赖别人两百万，这种人不治治，以后中国人在外面还怎么做生意。

转机出现在九月份。那天我在办公室翻合同，突然看到一条条款，是阿尼尔自己加上的。那条条款说，如果出现质量争议，双方同意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没太在意，觉得反正货没问题，仲裁就仲裁。现在再看这条，我心里突然亮了一下。

我给我在厦门大学读法律的侄子陈明打电话，问他新加坡仲裁是怎么回事。陈明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在印度是可以执行的，印度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他还说，这种案子事实清楚，合同条款又明确，胜算很大。我说那律师费呢，他说新加坡的律师按小时收费，但这种简单案子，可能十几二十万就能搞定。我算了算，虽然心疼，但比那二十万的印度律师靠谱多了。

我咬咬牙，让陈明帮我联系了新加坡的律师。律师是个华人，姓林，四十来岁，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看了我的合同和所有单据，说陈老板你这案子很简单，对方就是耍无赖。他让我把所有证据整理好，又让我写了一份详细的事情经过。我熬了三个晚上，写了八千多字的经过，把从广交会认识到发货到被赖账的每一个细节都写清楚了。林律师看完说，够了，这些就够了。

仲裁申请递上去之后，阿尼尔那边很快就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语气完全变了，说陈老板你这是干什么，有事好商量嘛。我说阿尼尔先生，我给你打了三个月电话，你跟我商量了吗。他说那你也不能去仲裁啊，仲裁费多贵啊，咱们私下解决不行吗。我说行啊，你先把那一百万付了，我马上撤诉。他支支吾吾地说，一百万太多了，五十万行不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那之后阿尼尔又打了好几次电话，从五十万降到三十万，又从三十万降到十万。最后一次他急了，说陈老板你这样搞，我在印度的生意都没法做了。我说阿尼尔先生，你赖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在中国的生意也没法做了。他说那你想怎么样。我说我不想怎么样，仲裁已经递了，咱们按规矩来。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没底。仲裁要时间，要精力，要钱，万一输了，我这一百万没要回来，还得搭进去律师费。淑芬那段时间天天问我进展，我每次都说快了快了，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快在哪里。

仲裁庭第一次开庭是在二零二零年一月份。因为疫情，开庭是线上的。我坐在晋江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看着新加坡那边的仲裁员和阿尼尔的律师。阿尼尔的律师说钢材有质量问题，要求扣款。林律师把质保书、检测报告、装船前的照片、到港后的照片全部亮出来，一条一条驳回去。最后仲裁员问阿尼尔，你说钢材有锈蚀，有没有第三方检测报告。阿尼尔那边支支吾吾拿不出来。

那天开完庭，林律师给我打电话，说陈老板，问题不大。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仲裁员心里有数了。

三月份，裁决书下来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判阿尼尔全额支付剩余货款一百二十八万人民币，外加利息和仲裁费用。我拿着那份裁决书，手抖得差点拿不住。

可事情还没完。裁决书是下来了，但阿尼尔不执行。他说他没钱，公司账上就几万卢比，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跟林律师说，那怎么办。林律师说，可以申请在印度执行，但印度法院执行效率很低，可能要一两年。我一听心又凉了半截。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瘦了十几斤，淑芬说我晚上睡觉说梦话都在念叨阿尼尔的名字。陈浩从厦门回来，看我这个样子，说爸要不咱别要了，这钱咱不要了，你身体要紧。我看着他，突然就哭了。我说儿子，爸不是心疼这一百万，爸是觉得憋屈。爸做了一辈子生意，没坑过谁没骗过谁，凭什么让人这么欺负。

陈浩抱住我，说爸我知道了，咱不放弃。

转机又来了。林律师告诉我，阿尼尔在孟买的那家仓储中心，其实是他跟别人合伙的，合伙人是个当地很有势力的商人，叫辛格。辛格知道这事之后很不高兴，因为仲裁的事在孟买商圈传开了，对仓储中心的声誉影响很大。辛格给阿尼尔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把钱还了，要么散伙。

阿尼尔这才慌了。他托人给我带话，说愿意还钱，但要分期。我说分期可以，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三个月内结清，否则我继续在印度申请执行。他答应了。

第一笔六十四万到账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银行发来的短信，坐了很久。我想起我爹，想起他跟我说的话，想起这大半年来的折腾。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就是觉得累，觉得空。

剩下的钱在二零二零年十月份全部到账。最后一笔钱到账那天，我给林律师转了律师费，给陈明发了个红包，然后给淑芬打电话说，钱到了，晚上加两个菜。

淑芬在电话那头哭了，说你这个死老头子，这大半年你都没睡过一个整觉。我说好了好了，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陈浩问我，爸，你以后还跟印度人做生意吗。我想了想，说做啊，为什么不呢。不能因为一个阿尼尔，就说所有印度人都是骗子。哪个地方都有好人，哪个地方都有坏人，关键是自己要把规矩立好。

陈浩说，那你以后还敢先发货吗。我说敢啊，但合同要签好，条款要看清楚，该有的保障一样都不能少。我还告诉他，做生意跟做人一样，不能怕，但也不能傻。怕了就不要做生意，傻了就容易被人骗。

这事过去之后，我在晋江的圈子里出了名。有人说我硬气，有人说我傻，为了一百万折腾大半年。我听了都笑笑，不解释。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这世上的事，有时候不光是钱的事。

去年阿尼尔还给我发过邮件，说想再合作。我没回。有些路走岔了，就回不去了。但我不恨他，真的。我甚至有点感谢他，因为他让我知道，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比钱重要，比如骨气，比如道理，比如一个福建男人对自己说出去的话的担当。

我爹要是还在，他肯定会跟我说，建国啊，这事你做得对。该你的钱，一分不能少。不该你的钱，多一分也不要。

我现在每天还是早上去公司，晚上回家吃饭。淑芬说我变了，变得爱说话了，也爱笑了。我想可能是的，因为我知道，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能挺过去。连阿尼尔这样的无赖我都治得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前几天陈婷从上海回来，跟我说她要结婚了。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当年她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外面跑钢材，连医院都没赶回去。一转眼，闺女都要嫁人了。我跟她说，爸给你准备了一笔嫁妆，你拿着。她问我多少钱，我说够你风风光光地嫁人。她抱着我哭，说爸你这些年辛苦了。

我说不辛苦，爸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认一个理，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要不回来的公道。

窗外的晋江还在哗哗地流，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那张跟阿尼尔的合影，那是广交会的时候照的，照片上他笑得很灿烂，我也笑得很灿烂。我把照片取下来，放进抽屉里。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值得记恨，但也不值得留念。

我拿起电话，给林律师发了条微信，说林律师，谢谢你。他回了个笑脸，说陈老板客气，应该的。

放下手机，我看着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晋江的水面上，亮闪闪的。我想起我爹说过，做人要像这条江，看着柔，其实硬得很。再大的石头，也给你冲圆了。

我陈建国这一辈子，没给我爹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