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邓颖超逝世后，党中央公布遗书，百姓读后纷纷被感动！

1992年7月17日上午，北京医院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工人、学生、市民和干部默默站立。灵车缓缓驶过，人群没有喧闹，只有低声哭泣。邓颖超身上穿着一套缝制于几十年前的黑色旧西服，肩头披着用过多年的绸头巾。

这身装束并不华贵，却很像她一生的作风。她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也曾是周恩来的夫人，但在生活上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党员。逝世之后，党中央按照她生前留下的安排，公布了两封遗书，许多人读完后久久不能平静。

遗书并非临终仓促写成。1978年7月1日，邓颖超让秘书准备纸笔，打算交代身后事。秘书赵炜听说她要写遗书，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劝道：“您现在写这个，是不是太早了？”

邓颖超没有回避，只是平静地说：“等到重病时再写，恐怕就来不及了。趁头脑清楚，先把事情交代好。”这句话听起来朴素，背后却有一种老革命家特有的清醒：生死是自然规律，不能因为个人身份而增加组织负担。

她在信中写明，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不举行遗体告别，也不开追悼会，并要求把这些内容作为她逝世消息的一部分向社会公布。她还特别说明，自己和周恩来早在实行火葬后就有过约定。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又将这封信重新抄写，并根据新的情况补充内容。她提出，自己与周恩来曾经居住的房舍属于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不要设置故居和纪念性安排。这样的要求，在当时并不只是个人选择，更涉及公共资源如何使用。

她还写到周恩来的亲属，要求有关方面不要因为周恩来的身份和感情而违反组织原则，对亲属另行照顾。信中提及自己的远房侄子时，她说对方本分，从不凭借亲属关系提出要求。文字不长，态度却十分明确。

有意思的是，遗书中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特殊安排，反而反复强调党员与人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党员为人民服务没有期限，职位和工作也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能把职务变成个人身后的待遇。

这种态度，并不是晚年突然出现的。1984年，年过八旬的邓颖超到泰山视察，面对游客和群众，她没有摆出距离感，还与大家合影。她谈到建设国家时说，要有比登泰山更大的意志和勇气。话说得直接，听众也听得明白。

从泰山返回途中，她回到天津看望原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几十年过去，老同学容貌变化很大，一位校友故意让她猜名字。邓颖超端详许久没有认出，对方报出姓名后，她才恍然大悟，笑着回忆起对方年轻时的模样。那场重逢，没有官场礼节，更多是同窗之间的亲切。

南下视察时，邓颖超在宜昌住进桃花岭饭店。工作人员整理行李，发现箱子里装着绿豆、玉米面和小米，床单也打着补丁，漱口杯上的搪瓷已经脱落。有人不解：“邓大姐为什么不换新的？”随行人员回答，她用惯了，不愿轻易丢弃。

饭店准备设宴为她接风，她得知后婉言谢绝。工作人员合影时，正在厨房忙碌的服务员没有赶上，她便让人把两位年轻服务员找来，拉着她们的手站到身边。地方干部和普通劳动者，在她眼中都不是陪衬，而是共同工作的同志。

1988年3月，邓颖超退出领导岗位。身体日渐衰弱后，她仍关心国家事务，遇到重要问题便写信提出意见。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她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

消息传开后，许多家庭停下手中的事情收听播报。人们感动的，不只是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更是那份遗书里没有个人要求、没有亲属安排、没有身后荣耀的内容。7月17日，送行队伍经过公主坟路口，几位姑娘在人群中喊道：“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四周随即响起压抑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