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承舟把辞职信放在郑万山办公桌上的时候,郑万山正在打电话。
那是一封打印得规规矩矩的信,A4纸,三号宋体,只有一页半。顾承舟没有用公司统一的离职模板,也没有写“感谢公司多年培养”之类的客套话。他只写了自己的岗位、入职时间、手头正在交接的项目,以及最后一句: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请予批准。
郑万山一只手夹着手机,另一只手把那页纸拎起来,像拎一张超市小票。他眼睛没离开电脑屏幕上的行情图,嘴里还在跟电话那头的人笑:“对对对,李总您放心,货期绝对没问题,我们这边产能足得很。”
电话打了足足六分钟。
顾承舟就站在那张深棕色的办公桌前,站着,没坐。他知道郑万山是故意的。十一年了,他太了解这个人。郑万山要让他站着,让他等,让他明白谁在求谁。
电话终于挂断。郑万山把手机往桌上一扣,这才把辞职信翻到第二页,扫了一眼,然后抬起头。
他脸上先是不信,接着是一种被冒犯的表情,最后变成笑。
那笑不是善意的笑。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点鼻音的笑。
“顾承舟,你跟我玩这个?”郑万山把信往桌上一拍,“你想涨薪就直说嘛,搞这一出干什么。今年行情是不好,但你的数我心里有底,你开口,我能不考虑?”
“不是涨薪。”顾承舟说。
“那是嫌活儿重?”
“不是。”
郑万山往后一靠,那张宽大的皮椅发出吱呀一声。他五十出头,头发染得很黑,脖子上挂着一串很粗的珠子,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用拇指去搓那串珠子。
“那你图什么?”他问,“你三十八了,上有老下有小,房子贷款还没还完吧?你这时候撂挑子,外头那帮小年轻一个月要价一万五,你能干什么去?”
顾承舟没接话。
郑万山见他不吭声,底气更足了。他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顾承舟,双手叉腰,看着楼下园区里刚停稳的一排货车。
“我跟你讲实话,承舟。”他慢悠悠地说,“这年头,谁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公司这台机器,少哪个零件都能转。你今天走了,我明天上午九点发招聘,中午就能收两百份简历。你信不信?”
“我信。”顾承舟说。
“那你这是闹哪门子脾气?”
顾承舟沉默了几秒。
他想说的事情太多了。他想说上个月那批出口的减速器总成,热处理工序被压缩了四个小时,硬度检测数据对不上,他签不了那个字。他想说他把这事写成报告交上去,郑万山当着三个部门的面把报告扔进碎纸机,说“客户要的是交期,不是你的完美主义”。他想说他带出来的七个技术员,这两年走了五个,走的都是最能扛活的。他想说上周五董事会上,他主导了两年多的热变形补偿工艺,在会议纪要里被写成了“由钱嘉良同志牵头完成”。
钱嘉良是郑万山的外甥。二十六岁,去年才从一所民办院校的机械专业毕业。
这些话在顾承舟喉咙里滚了一遍,最后一句也没说出来。
他只是把那封辞职信又往前推了推。
“郑总,我申请离职,三十天后走。”
郑万山转过身,脸上的笑没了。
“行。”他说,“行啊顾承舟,翅膀硬了。你以为你手里攥着那点东西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这行里,技术是最不值钱的。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在滨江待不下去?”
顾承舟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郑万山在背后又补了一句。
“哎,等等。”
顾承舟停下。
“交接清单今天下午五点之前给我。还有——”郑万山的声音里带着那种刻意放大的轻快,“你那个位置,我先让嘉良顶上。年轻人嘛,总得给机会。”
顾承舟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他在那家公司待了十一年,从二十六岁待到三十八岁,闭着眼都能走。走廊尽头的窗户正对着江,江对面是滨江市新建的那片高新区,玻璃楼一栋接一栋,太阳一照,白得晃眼。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准确地说,是技术部那个半开放的隔间,只有靠窗的一块玻璃板隔出一点私人空间。桌上一台用了六年的电脑,一个搪瓷杯,杯口磕掉了一小块瓷,是他父亲顾长庚留下来的。还有一摞图纸,几本翻烂了的手册,一个木头相框,里面是女儿星禾七岁那年画的画,画的是爸爸戴着一顶很大的安全帽,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四个字:爸爸最棒。
顾承舟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把相框擦了擦,放进纸箱。
这时候,隔间外面有人探头。
是老康,康建平,比顾承舟大九岁,在厂里干了二十二年,现在是设备科的老班长。
“听说了。”老康走进来,压低声音,“真递了?”
“递了。”
老康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两只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我就知道有这一天。”他说,“从去年那批货开始我就知道。”
顾承舟没说话,继续收拾东西。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老康问。
“先歇一阵。我爸那边不太行,我得回去看看。”
老康点点头。顾长庚的病他是知道的。去年冬天查出来的,肝上的问题,一直在市里那家医院住着,反反复复。顾承舟每周五下班就往医院跑,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一年他瘦了快二十斤。
“钱够吗?”老康问得很直接。
“够撑一阵。”顾承舟说,“舒宁那边还有工资。”
老康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有事吱一声。”
“嗯。”
下午五点,顾承舟把交接清单发到了郑万山的邮箱,抄送了人事。清单写得很细,每一项都写清楚了文件在哪、参数怎么调、哪家供应商的货要盯、哪台设备的脾气不好。他甚至把几个容易出错的工序用红字标了出来。
五点四十,他抱着纸箱下楼。
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他看见钱嘉良站在前台,正跟两个小姑娘说笑,手里转着一串车钥匙。钱嘉良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抬手:“哎,舟哥,走啦?”
顾承舟“嗯”了一声。
“放心,”钱嘉良拍着胸脯,声音大得整个大厅都听得见,“你的活儿我接得住。不就是那点东西嘛。”
顾承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抱着纸箱走出了玻璃门。
外面还在下雨。
他没带伞,站在屋檐下等了一会儿,雨没有停的意思。他索性抱着纸箱走进了雨里。纸箱很快就湿了,边角软下去,他只好用两只手托着底。走到停车场的时候,头发全贴在额头上,衬衫也湿透了。
他把纸箱放进副驾驶,自己坐在驾驶座上,没有立刻发动车。
雨点砸在挡风玻璃上,一片模糊。
他忽然想起十一年前他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公司在城郊一个租来的厂房里,二十几个人,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手都伸不开。郑万山那时候还不是“郑总”,大家叫他老郑,天天跟工人一起吃盒饭,谁家里有事他都掏钱。有一年顾承舟的母亲住院,郑万山二话不说塞给他两万块,说“先拿着,不够再说”。
那两万块,顾承舟分十个月还清了。但他记着。
人是会变的。或者说,人不是变了,是位置变了,藏的那部分就露出来了。
顾承舟发动了车。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医院。
顾长庚住的是一间六人间,靠窗的位置。老爷子今年六十七,年轻时候是国营机械厂的车工,八级钳工,手上一把锉刀能把一块铁磨得跟镜子一样。后来厂子倒了,他在街边修过自行车,看过大门,摆过地摊。顾承舟考大学那年,学费是老爷子骑着三轮车收废品攒出来的。
顾承舟推门进去的时候,老爷子正靠着床头,戴着老花镜看一份旧报纸。
“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来了?”顾长庚问,“不上班?”
顾承舟把湿外套挂在门后的钩子上,走过去,坐在床边的塑料凳上。
“爸,我辞职了。”
顾长庚放下报纸,透过老花镜看了他几秒。
“为什么?”
顾承舟想了想,说:“干不下去了。”
老爷子没有追问。他只是点了点头,把报纸叠好,放在床头柜上。
“辞就辞了。”他说,“人活一辈子,心里得过得去。”
那天晚上顾承舟回到家已经快九点。叶舒宁在厨房热饭,女儿星禾趴在餐桌上写作业,听见开门声,抬头喊了一声“爸爸”,又低下头继续写。
叶舒宁端着一碗汤出来,看了他一眼。
“湿成这样。”她说,“快去换衣服。”
顾承舟换了衣服,坐到餐桌前。叶舒宁给他盛了饭,自己坐在对面,也不吃,就那么看着他。
“递了?”她问。
“递了。”
叶舒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
就一个字。
顾承舟抬起头看她。叶舒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护士,一个月到手五千八,他们结婚十二年,她从来没有在他工作上说过一句重话。他妈走的那年,顾承舟在外地出差,是叶舒宁一个人守在医院,守到最后。
“钱的事你别操心。”叶舒宁说,“我那点工资,加上之前存的,撑半年没问题。爸那边,我明天去问问有没有什么补助的政策。”
“舒宁——”
“吃饭。”她打断他,“星禾看着呢。”
顾承舟低下头,扒了一口饭。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顾承舟开始投简历。
他写了一份很认真的简历,十一年只在一家公司,从技术员到技术总监,主导过十二个重点项目,手上四项发明专利。他把简历挂到职通宝上,又投了十几家同行业的公司。
第一周,一份回复都没有。
第二周,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猎头,问了几句,说“我这边先跟客户沟通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另一个是一家做五金件的小厂,老板在电话里很客气,问他能不能接受月薪一万二。
顾承舟说可以谈。
对方说:“那你明天来一趟吧。”
第二天他去了。那家厂在城北的工业区,厂房是租的,车间里三台老掉牙的车床,地上油污积了厚厚一层。老板姓孙,四十来岁,带他转了一圈,说:“我们这儿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给人家做配套。你以前做那么大的项目,来我这儿,屈才了。”
顾承舟说:“不屈。”
孙老板笑了笑,说:“你先回去,我这边商量一下。”
然后也没有下文。
第三周,顾承舟通过一个老同学介绍,去见了城南一家公司的副总。那家公司规模不小,做工业电机。副总很热情,聊了一个多小时,问得很细。临走的时候,副总握着他的手说:“顾工,你的能力我们是认可的,我们内部再走个流程。”
过了三天,那位副总给顾承舟打了个电话,语气明显不一样了。
“顾工,实在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们这边……嗯,目前这个岗位暂时先不招了。”
顾承舟“嗯”了一声。
“那个,”副总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你们郑总跟我们是老关系。前两天一起吃饭,他提了一句。你懂的啊。”
顾承舟说:“我懂。”
挂了电话,他站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楼下有人在遛狗,有人在跳广场舞,音响里放着很老的歌。风从江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气。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一种疲惫。
郑万山那句话是真的。
技术是最不值钱的。不,不是技术不值钱,是技术人太容易被掐住脖子。你不掌握客户,不掌握渠道,不掌握资金,你就只是一颗螺丝钉。螺丝钉拧下来换一颗,确实只要一分钟。
那天晚上,叶舒宁回来得很晚。她进门的时候,顾承舟正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他一个台也没看进去。
叶舒宁换了鞋,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今天医院来电话了。”她说。
顾承舟转过头。
“爸那个情况,医生建议做介入。”叶舒宁说得很慢,“费用大概要八万,医保能报一部分,自己出五万左右。得尽快。”
顾承舟没说话。
他手里现在有三万二的存款。还有一张信用卡,额度四万,从来没刷满过。
“我明天去问我姐借点。”叶舒宁说。
“不用。”顾承舟说,“我来想办法。”
叶舒宁看着他,忽然伸手,把他的手握住了。
她的手很凉,也很粗,常年洗手消毒洗出来的。
“承舟,”她说,“你别一个人扛。”
顾承舟低头看着两只交握的手,喉咙里像塞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他说。
那天夜里,顾承舟没睡着。
他躺在床上,听着叶舒宁均匀的呼吸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同一件事。他想到父亲年轻的时候。老爷子手上的功夫,在整个厂里都是头一份。有一年厂里进口了一台设备,德国专家来调试,调了半个月没调好,最后是顾长庚用一把锉刀和一块塞尺,硬生生把误差抠进了标准。德国人走的时候,竖着大拇指说了句什么,顾长庚听不懂,只知道笑。
后来厂子倒了。那台设备被当废铁卖了。顾长庚失业那年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一身本事,没人要。他去人才市场,人家问他多大,他说四十五,人家说“我们这边只要三十五以下的”。他后来去修自行车,一天挣二三十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的手冻裂了,裂口里全是黑乎乎的机油,晚上回家用热水泡,疼得直抽气。
顾承舟那时候上高中,看着他爸的手,说:“爸,我以后不学这个。”
顾长庚当时正低头搓手,听了这话,抬起头。
“你不学这个,学什么?”
“学电脑。”顾承舟说,“电脑挣钱。”
顾长庚笑了。
“行。”他说,“你学电脑。”
后来顾承舟考上了大学,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他到底还是学了这个。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喜欢那种把一堆散乱的零件组装成一台能转起来的机器的感觉。喜欢在图纸上改一个参数,然后看着实物上的误差从0.05毫米变成0.02毫米。
他喜欢。
但喜欢不能当饭吃。这一点,他用了三十八年才真正明白。
第二天上午,顾承舟去医院交费。
他刷了信用卡,又转了存款,凑了五万,交了。
从收费处出来,他站在住院部一楼的走廊里,看着手里的那张收据,忽然觉得腿有点软。他靠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往电梯口走。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座机。
他接起来。
“请问是顾承舟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女声,很客气,很标准,“我是岳恒集团滨江办事处的,我姓方。我们沈董今天下午到滨江,想跟您见一面,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顾承舟愣了两秒。
岳恒集团。
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他才想起来。两年前,这家公司跟他们有过一次合作洽谈。岳恒做的是新能源装备,规模极大,是行业里的头部企业。那次洽谈,是顾承舟带着团队做的技术方案,前后改了七稿,最后签了一份意向协议。但后来因为鼎创的产能和资质问题,正式合同一直没落地。顾承舟离职前,那份协议还锁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
“见我?”顾承舟说,“我已经不在鼎创了。”
“我们知道。”对方说,“沈董要见的是您本人,不是鼎创。”
顾承舟握着手机,站在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推着轮椅小跑。
他沉默了几秒。
“几点?”
“下午三点,滨江饭店三楼,望江厅。”
“好。”
挂了电话,顾承舟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忽然想起来,两年前那次洽谈,最后一轮谈判的会议室里,岳恒那边的首席代表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女士。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一件素色的外套,说话很慢,眼睛很亮。她几乎没怎么说话,但每次开口,都问在点子上。
那天散会之后,她走到顾承舟面前,伸出手。
“小顾,”她说,“你父亲是不是叫顾长庚?”
顾承舟当时愣住了。
他说是。
那位女士看了他很久,然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当时顾承舟以为她是随口一问,或者是认错了人。他后来忙着项目,把这件事忘了。
现在想起来,他后背忽然出了一层薄汗。
下午两点半,顾承舟回了趟家,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一条深色裤子。叶舒宁在上班,星禾在学校,家里没人。他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把头发理了理,又把衬衫的领子翻好。
出门的时候,他顺手带上了那个搪瓷杯。
三点差五分,他到了滨江饭店。
三楼望江厅的门是开着的。他走进去,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靠窗的主位上,坐着一位女士。
她穿着深灰色的外套,头发已经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上面写着什么。
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小顾。”她说,“来了。”
顾承舟站在原地。
“沈董。”
沈砚秋放下笔,站起身,绕过桌子走过来。
她比两年前瘦了一些,但腰背依然挺得很直。
“坐。”她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顾承舟坐下来。
沈砚秋也坐下来,看着他。
“我听说你辞职了。”她说。
“是。”
“什么时候的事?”
“三个星期前。”
沈砚秋点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今天找你,是为了那份协议。”她说,“岳恒跟鼎创的那份意向协议,两年前签的。我们这边一直在等,等你们的产能和资质到位。今年上半年,我们打算把正式合同签下来。”
顾承舟说:“沈董,我已经不在鼎创了。这件事您应该找郑总。”
沈砚秋放下茶杯。
“我知道。”她说,“我三天前给郑万山打过电话。我跟他说,这份合同可以签,但我有一个条件。”
她顿了一下。
“核心工艺负责人必须是顾承舟,这一条要写进合同。变更需要双方书面同意。”
顾承舟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
“郑万山怎么说?”
“他说,”沈砚秋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点很淡的笑意,“他说这不成问题,你走了他有人顶。他说技术这块,谁都能干。”
顾承舟没有说话。
“然后我问他,”沈砚秋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这份合同为什么能谈成?”
“他怎么说?”
“他说,是他们公司的实力。”
沈砚秋笑了一下。那笑很轻,但里面有一种很深的东西。
“小顾,”她说,“两年前我为什么会把这份协议签给你们?”
顾承舟摇头。
“因为你。”沈砚秋说,“那天你讲方案,讲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问你,你们的热变形补偿算法,在环境温度变化超过十五度的时候,精度能保证在多少。你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我。”
顾承舟记得。
那天他站起来,在会议室的白板上画了三条曲线,然后说:“沈董,实话说,按我们现在的补偿模型,超过十二度,精度就会掉。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给我三个月,我能解决。”
“你是唯一一个跟我说实话的人。”沈砚秋说,“别人都跟我说‘没问题’,只有你跟我说‘现在不行,但我能解决’。”
她停了一下。
“后来你真的解决了。我在你们厂里住了三天,看着你把那台设备调出来的。”
顾承舟低下头。
“那不是为了签合同。”他说。
“我知道。”沈砚秋说,“所以我认你。”
她说完这句,从桌上拿起那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这是岳恒的正式合同草案。”她说,“你先看看。”
顾承舟没有伸手。
“沈董。”他说,“您刚才问我父亲的名字。您认识他?”
沈砚秋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手伸进外套的内袋,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个很小的铁盒,长方形的,已经锈迹斑斑。盒盖上刻着两个字:长庚。
顾承舟的呼吸停了一下。
“这是你父亲的。”沈砚秋说,“他还给我打过一把钥匙。”
她的手放在铁盒上,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层锈。
“一九九二年,我二十二岁。”她说,“那年我进了滨江机床厂,分配到钳工车间。我家里穷,父亲走得早,母亲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进厂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连图纸都看不懂。车间里的老师傅,没人愿意带一个女徒弟。”
她的声音很慢,像是在说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只有一个人肯带我。他姓顾,叫顾长庚。”
顾承舟的喉咙动了动。
“顾师傅那年三十多岁,脾气不好,骂起人来整个车间都听得见。但他教我,是真的教。他让我用锉刀锉一块铁,锉到能当镜子照。我锉了三个月,手上全是血泡。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躲在车间后面哭。他找到了我,没说别的,就递给我一个铁盒,里面是他自己炒的花生米。”
沈砚秋低头看着那个铁盒。
“他说,哭完了接着锉。手上有茧,心里才有底。”
“后来厂子效益不行,一九九六年我下了岗。我要去南方,走之前去找顾师傅,想跟他道个别。他不在家,我就在他家门口等了半天。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袋面,看见我,也没说什么,进屋拿了两千块钱给我。”
“那时候两千块钱是他小半年的工资。我不要,他硬塞给我。他说,出去别丢人。学手艺的人,走到哪都饿不死。”
沈砚秋停住了。
她抬起手,把眼角擦了擦。
“我后来去了南方。做过流水线,摆过摊,开过小厂。二〇〇三年办起了岳恒。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他。我托人打听过,说滨江机床厂早就拆了,老工人都散了。我找了十几年,没找着。”
她抬起头,看着顾承舟。
“两年前我在那个会议室里,看见你,就觉得眼熟。你那个侧脸,跟你父亲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我散会之后问你,你说你父亲叫顾长庚。那天晚上我在酒店里坐到半夜。”
顾承舟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肩膀微微地抖。
“我父亲……”他说,“他从来没提过。”
“他不会提。”沈砚秋说,“他那种人,帮了人从来不说。他只会觉得,那是应该的。”
包间里安静了很久。
窗外就是江,江面上有船慢慢地开过去,汽笛声远远地传进来。
沈砚秋把那个铁盒推到顾承舟面前。
“这个还给你。”她说,“我留了二十多年,该还了。”
顾承舟伸出手,把铁盒拿起来。铁盒很轻,里面是空的。他把它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沈董。”他说,“谢谢您。”
“别叫我沈董。”沈砚秋说,“你父亲叫我阿秋。你叫我秋姐也行。”
顾承舟抬起头。他看见沈砚秋的眼睛红了,但她的腰还是直直的。
“合同的事,”沈砚秋说,“不急。你先回去,跟你家里人商量商量。我跟你说实话,岳恒这次的项目,我需要的不是鼎创,是你。”
“你可以自己成立公司,我可以投。你也可以去别的平台,我照样跟你签。但有一条——”
她看着他。
“那套工艺,那个人,得是你。别人我不认。”
顾承舟点了点头。
从滨江饭店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江边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江面上倒映着一串一串的光。顾承舟站在台阶上,把那个铁盒放进衬衫口袋,贴着胸口。
他掏出手机,给叶舒宁打了个电话。
“喂,你在哪?”叶舒宁问。
“江边。”他说,“我跟你说个事。”
他把下午的事说了。说得很慢,说得很细。说到父亲和沈砚秋的时候,他说着说着,声音就有点抖。
电话那头很安静。
过了几秒,叶舒宁说:“你先回来。饭我热着呢。”
“好。”
顾承舟走了两步,手机又响了。
是郑万山。
他接起来。
“喂,承舟啊。”郑万山的声音跟三个星期前完全不一样了,带着一种很刻意的亲热,“在忙吗?”
“不忙。”
“那个,”郑万山干笑了一声,“今天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咱们聊聊。”
“聊什么?”
“聊聊你回来上班的事嘛。”郑万山说,“之前是我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这样,待遇你开,股份也可以谈。你那个位置,嘉良那边先撤,还是你来做。”
顾承舟站在江边,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他想起三个星期前,那间办公室里,郑万山搓着珠子说“谁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他想起自己抱着湿透的纸箱走进雨里。
他想起这半个月投出去的简历,一个回复都没有。
他想起父亲那双冻裂的手。
“郑总。”他说。
“哎,你说你说。”
“那天您问我,我图什么。”顾承舟说,“我当时没回答您。”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不图什么。”顾承舟说,“我就是想把我手里的活干好。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郑万山赶紧说,“你就是这个性子,我知道。你回来,以后技术上的事你说了算——”
“郑总,”顾承舟打断他,“我不回去了。”
“什么?”
“不回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郑万山的声音沉下来,带着一点压不住的火气:“顾承舟,你别不识抬举。岳恒那边是认你,可你一个人能干什么?你有厂房吗?有设备吗?有资质吗?你出去单干,三年都拿不到认证。到时候人家凭什么等你?”
“那就慢慢来。”顾承舟说。
“你——”
“郑总,”顾承舟说,“您还记得我交上去的那份报告吗?出口那批货,热处理的时间不够。”
郑万山不说话。
“那批货现在还在仓库里吧。”顾承舟说,“您让嘉良签了字,放行了。”
“你什么意思?”郑万山的声音硬了。
“没什么意思。”顾承舟说,“我劝您,回头查一查。硬度不够的减速器装到机器人关节上,跑上三个月,齿轮就会磨。到时候客户找上门,不是钱的事。”
他停了一下。
“这话我三个月前就跟您说过了。”
说完,他挂了电话。
第二天,顾承舟去了医院。
顾长庚今天精神不错,坐在床上,正跟隔壁床的老头下棋。看见顾承舟进来,他把棋子一放,说:“今天怎么又来了?”
顾承舟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盒,放在床头柜上。
顾长庚的眼睛落在那个铁盒上,愣住了。
他伸出手,把铁盒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盒盖上的字。
“这个……”他说,“哪来的?”
“有人还给我的。”顾承舟说,“她说她叫阿秋。”
顾长庚的手抖了一下。
他捧着那个铁盒,坐在床上,半天没动。
“阿秋。”他念了一遍,“那个丫头……”
“爸。”
“她还好吗?”
“挺好的。”顾承舟说,“她现在是岳恒集团的董事长。”
顾长庚点了点头,把铁盒放在膝盖上,两只手盖着。
“那年她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两千块钱。”他说,“我那时候就想,这丫头有股劲,能成事。”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
窗外是滨江的天,灰蒙蒙的,但云缝里透下来一点光。
“我早忘了。”他说,“真的,我早忘了。”
顾承舟坐在床边,看着他父亲。
老爷子的头发全白了,脸上是深深的沟壑,手背上扎着针,青紫一片。但他捧着那个铁盒的样子,跟捧着什么宝贝一样。
“爸。”顾承舟说。
“嗯?”
“我想自己干。”
顾长庚转过头,看着他。
“干什么?”
“做减速器。”顾承舟说,“做我自己的工艺。岳恒那边愿意投。”
顾长庚看了他几秒。
“钱呢?”
“沈董说可以先垫一部分。”
“人呢?”
“老康他们几个,我问问。”
“厂房呢?”
“先租个小地方。”
顾长庚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铁盒递还给顾承舟。
“干吧。”他说,“你爸这辈子没成什么事,就带出来一个徒弟。你要是能干成,我死也闭眼了。”
“爸。”
“行了行了,”老爷子摆摆手,“下棋下棋。刚才那步不算,我重走。”
顾承舟笑了。
三个月后,顾承舟的公司在滨江城北的一个旧厂房里开了张。
名字叫长庚精密。
注册资本不大,厂房是租的,两百来平,四台设备,两台是二手翻新的。员工一共九个人:顾承舟,老康,还有从鼎创辞职出来的七个技术员。
老康是第一个来的。他辞职那天,郑万山把他叫到办公室骂了半个小时,说他“背叛”。老康出来之后,抽了一根烟,给顾承舟打了个电话。
“我来了。”他说。
“想好了?”
“想好了。”老康说,“我干了二十二年,就想干点正经活。”
开张那天,没有剪彩,没有花篮。九个人在厂房里吃了顿盒饭,叶舒宁带着星禾来了,星禾在厂房里跑了一圈,说:“爸爸,这里好大。”
顾承舟蹲下来,把她抱起来。
“以后会更大。”他说。
岳恒的第一笔订单下来了,不大,但足够让公司转起来。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核心工艺负责人顾承舟,变更需双方书面同意。
沈砚秋来看过一次。她在厂房里走了一圈,摸了摸那台翻新的设备,然后站在角落里看顾承舟调试参数,看了很久。
临走的时候,她说:“你父亲当年教我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顾承舟摇头。
“他说,手艺人,别糊弄。你糊弄活儿,活儿就糊弄你。”
她说完,转身上了车。
那年的冬天,鼎创出了问题。
出口的那批减速器,在客户那里跑了两个多月,陆续出现异常。客户拆开一看,齿轮磨损严重,超出了标准好几倍。客户那边直接停了线,索赔金额不小,还发了函要终止后续合作。
郑万山急得四处打电话。他找过顾承舟,打了三次,顾承舟没接。第四次,顾承舟接了。
“承舟,”郑万山的声音哑了,“你回来帮我看一眼,就一眼。多少钱你说。”
顾承舟沉默了一会儿。
“郑总。”他说,“那批货,我当时在报告里写了,热处理时间不能低于六个小时。你们做了四个小时。”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糊涂——”
“我可以告诉你问题在哪。”顾承舟说,“但我不回去了。”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
“行。”郑万山最后说,“你说。”
顾承舟说了。说得很细,哪个工序、哪个参数、怎么补救。他说完之后,郑万山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第二年春天,鼎创被一家外地的公司收购了。郑万山退出,据说回了老家。
顾承舟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他“嗯”了一声,没有多说。
那天晚上他回家,叶舒宁做了四个菜。星禾在客厅里写作业,写了一会儿,跑过来,举着本子。
“爸爸,你看。”
是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
顾承舟接过来看。
星禾写道:我的爸爸是做工的。他手上有很多茧子,摸我的脸的时候有点扎。他每天很晚才回家,但是早上会送我上学。他以前在一个很大的公司上班,后来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想把活儿干好。我觉得我爸爸很厉害。
顾承舟看着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爸爸,”星禾仰着头问,“你厉害吗?”
顾承舟蹲下来,把她抱在怀里。
“爸爸不厉害。”他说,“爸爸就是想把活儿干好。”
那年秋天,顾长庚走了。
走得很安静。那天下午,顾承舟在车间里调试一台新设备,接到医院的电话,赶过去的时候,老爷子已经睡着了。他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很瘦,很凉,掌心的茧子还在。
他在那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从父亲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盒。盒子又被擦过了,锈掉了一些,盒盖上“长庚”两个字还是清楚的。
他把铁盒收起来,放进自己衬衫的口袋里,贴着胸口。
后来长庚精密做大了。
三年之后,搬进了高新区的新厂房。五年之后,拿到了行业里那个含金量很高的认证。七年之后,他们的减速器装进了国内好几家头部企业的产线。
沈砚秋每年都会来一次。她一次比一次老,但腰一直很直。她来的时候不进办公室,总是先去车间,在机器旁边站一会儿。
有一次,她站在那台老设备前面——顾承舟从旧厂房搬过来的那台翻新车——看了很久。
“小顾。”她说。
“秋姐。”
“你父亲当年说,学手艺的人,走到哪都饿不死。”她转过头看着他,“他错了。”
顾承舟看着她。
“学手艺的人,走到哪,都能活得像个人。”沈砚秋说。
她说完这句,笑了笑,转身往外走。
顾承舟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阳光从厂房的高窗上斜下来,落在地面上,落在那台机器的铁壳上,亮得晃眼。
他伸手摸了摸胸口那个铁盒。
盒子里现在放着一样东西。
是他自己的。
一枚他亲手磨出来的、直径不到两厘米的小齿轮,精度是两个微米。
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一个零件。
全文完,本文为原创虚构情节,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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