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新聚集讲学。门外是江南水乡，门内讨论的却不只是经义，还有吏治、赋税、边防和皇权。东林书院由此重新成为士大夫议论国事的中心，也埋下了后来党争的伏笔。
顾宪成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庞大政治集团。万历年间，他因反对张居正的政治安排，又多次参与“国本之争”，最终被罢官回乡。回到无锡后，他把政治失意转化为讲学活动，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重修东林书院。
那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广为流传。它表达的确实是士大夫不应置身国事之外。但问题也在这里：一座书院一旦拥有广泛声望，门生、同乡、同年和官场关系便会交织起来，学术共同体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网络。
东林人士反对宦官干政，也反对皇帝长期怠于政务。他们强调祖制，要求皇长子朱常洛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继承大统。表面看，这是维护制度；换个角度看，他们也在借助道德和舆论逼迫皇帝让步，以此扩大士大夫对朝政的影响。
万历朝的“国本之争”持续多年，东林并非始终占据主导，但他们确实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强大声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东林人士期待多年的政治转机终于出现，可光宗在位仅二十九天便去世，局势随即转入更复杂的“移宫案”和“红丸案”。
这时的东林党，已经不是单纯的书院学派。它没有严格的入党仪式，也没有统一章程，却凭借科举、乡籍、师生关系和官场声望形成了松散阵营。齐党、楚党、浙党等势力则彼此联合，明末朝廷逐渐从政见争论滑向身份对抗。
有意思的是，许多争论并不完全围绕政策本身。只要某项主张出自对手一方，即使内容原本有道理，也常常遭到反对。有人曾劝同僚：“事情总要办，不能只顾分胜负。”对方却答：“朝廷先分清是非，事情自然有人去办。”这几句看似有理，正是党争最危险的地方。
天启初年，东林一度占据优势。叶向高入阁，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等人进入要职，他们希望清理万历后期的积弊。然而，东林人士忽视了一个现实：皇帝虽不擅处理政务，却仍然掌握最终权力。天启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贤，正是为了借助宦官牵制内阁和言官。
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反击后，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被捕，部分人在狱中受刑而死，东林阵营遭到沉重打击。这场灾难固然说明阉党手段残酷，也暴露出东林缺少有效的制度约束，只能依靠奏疏、声望和舆论硬碰硬。
东林人士并非一无是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视公共责任，东林阵营中也有杨涟、左光斗这样的刚直官员。徐光启推动农政、水利和西学时，也得到部分士人的支持。把他们全部说成伪君子，和把他们全部塑造成圣贤，同样失真。
真正的问题，是东林的道德批评没有及时转化为财政和军事方案。明末辽东军费紧张，陕西灾荒严重，驿站、漕运和税收都已疲敝。反对矿税有其民生理由，却没有拿出稳定替代财源；弹劾官员可以显示立场，却不能修补边防。朝廷需要的是具体办法，党争提供的却常常只是彼此指责。
崇祯即位后，迅速铲除魏忠贤集团，东林及其同情者重新进入中枢。可是，阉党退场并不等于政治秩序恢复。崇祯多疑而急切，士大夫又各守门户，面对后金进逼、流民起义和财政枯竭，朝廷难以形成持续一致的决策。有人提出迁都南京，朝臣因祖制、名分和责任相互推诿，机会转瞬即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党派，财政结构、军政失衡、灾荒、边患与皇权运行方式，早已共同造成危局。但东林党长期把政治道德化、把政策之争变成阵营之争，确实使本就脆弱的朝廷失去了调整空间。
南明建立后，部分士大夫又提出借清兵平定李自成的设想，结果清军南下，局面迅速失控。史可法守扬州而死，南明政权也未能完成有效整合。东林党从“清议”走向权力中心，又在权力斗争中被击溃，既有时代的逼迫，也有自身的局限。
所谓“正义联盟”与“邪恶联盟”，都不是完整答案。东林的起点有责任意识，后期却被门户之见困住；他们未必加速了明朝所有灾难，却在关键时刻把争论变成消耗，把名分置于实务之前。明末朝廷最后留下的，不只是忠臣与奸臣的名单，还有一群人在国家危急时仍忙于证明自己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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