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在哪里？别让“都是假的”偷走我们共同的三国

诸葛亮画像。（图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罗亚蒙教授那篇《襄阳古隆中、南阳武侯祠都是假的？》我仔细读了两遍。

读完第一遍，觉得挺痛快，敢说，敢批，敢把两地都得罪。

读完第二遍，觉得不对劲。

痛快不等于对，敢说也不等于说得准。

作为一个行走世界二十多年的文旅创新观察者，我太知道这类历史话题的水有多深了。

南阳和襄阳，一千多年来各执一词，谁也没把谁说死。但罗教授这篇文章，不是来争论的，是来“一锤定音”的。

他说，襄阳古隆中是假的，南阳武侯祠也是假的，诸葛亮躬耕地“具体在哪里不知道”。

这话听着像“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实际上是一板子把两地的历史依据全打没了。

今天咱们就坐下来，泡杯茶，慢慢聊。不站队，不吵架，就对着史料，一条一条看。

文章篇幅有点长，请大家耐心读完，您也可以点击左上听全文。

本文立场声明：我是汉中人。汉中是诸葛亮长眠之地，勉县武侯墓、武侯祠承载着诸葛亮文化的最终篇章。正因为我来自汉中，我对南阳和襄阳都没有“必须争赢”的执念。躬耕地固然重要，但诸葛亮文化的终点在汉中，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本文不站队南阳或襄阳，只针对“两地皆假”的虚无化观点作史料辨析。学术可以争鸣，但不应虚无化两地的文化价值。

01

陈寿没写“隆中”，就等于“隆中”不存在吗？

罗教授的核心理由是，《三国志·诸葛亮传》正文只写了“躬耕于南阳”，没写“隆中”，没写山，没写隐居，也没写襄阳的亲朋好友。所以，后世关于隆中的记载都是附会。

这个逻辑，乍一听挺唬人。但稍微了解一点三国史料学的人都知道，陈寿写《三国志》是以简略著称的。

陈寿是晋朝人，写的是前朝史，手里能用的原始材料本来就有限。他写诸葛亮，重点在政治、军事、治国，早年隐居那点事，几十个字带过。很多人物的小地名、小细节，正文根本没有，靠的是裴松之注引各种史料补出来的。

清同治六年（1867年）金陵书局刻本《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书页右侧清晰可见陈寿正文“亮躬耕陇亩”、“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紧接着下方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明确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并注引《魏略》补充“俱游学”详情。正文与裴注同框，相互印证，是“正文简略、注文补全”的直观铁证。（图源/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裴松之是谁？南朝宋人，奉宋文帝之命给《三国志》作注。他博采群书，征引史料二百余种，就是为了补陈寿的简略。如果陈寿没写就等于不存在，那裴松之那二百多种史料全该烧了。

更有意思的是，罗教授自己也承认，陈寿正文写了“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崔州平是博陵人，徐庶是颍川人，都是河南籍。

罗教授说：“看好诸葛亮的都是河南人，没有襄阳人，说明什么？”

说明不了什么。

颍川、汝南的士人避乱荆州，聚集在哪里？襄阳。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公威，这批人跑到荆州，不是去宛城种地的，是去襄阳投奔刘表的。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投奔刘表，叔父死后“躬耕陇亩”，他的社交圈就在襄阳周边。

裴注引《魏略》写得明明白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

“俱游学”三个字，是持续性的学术交游。宛城至襄阳约三百汉里（注：汉代一里约合今415米，两城相距约120公里），以汉代交通条件，若诸葛亮真在宛城躬耕，与襄阳这批人“每晨夜从容”论学，那不是诸葛亮，那是神行太保。

02

“于沔之阳”到底在说什么？

罗教授文章里最“硬”的一条，是李兴《诸葛故宅铭》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他说，沔之阳就是汉水北岸，所以诸葛亮躬耕地在汉江北边，就是现在的樊城，不可能是汉江南边的古隆中。

这是把主语搞错了。

铭文原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我”是刘弘，是刘弘的军队驻扎在汉水北岸。 紧接着，“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刘弘从沔北出发，渡过汉水，登上隆山，远望并凭吊诸葛亮的故乡。

如果真如罗教授所说隆中就在沔北（樊城一带），刘弘站在军营里就能看见，何必面对一江之隔，还要“登隆山以远望”？

铭文的空间动线清清楚楚，沔北驻军→渡汉水→登隆山→轼故乡。隆中在汉水以南，刘弘渡河而去。

汉江襄阳段实景。

远处的连绵山峦正是隆中方向，古称“沔水”的汉江，在这里划出了明确的地理南北。一江两岸的空间关系，便是对“于沔之阳”最有力的正解。（摄影/@泡鱼儿）

罗教授把“军队驻扎在沔北”读成了“故居在沔北”，这不是史料的问题，是读法的问题。

时间关系也值得注意，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记载，刘弘祭拜在“晋永兴中”，即公元304—306年，上距诸葛亮去世（234年）仅70年，下距习凿齿出生（约317年）尚有十余年。

刘弘以镇南将军身份亲至隆中祭拜并立碑，说明“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的记忆在西晋已经存在，绝非习凿齿凭空创造。

03

习凿齿是襄阳人，他的话就不可信吗？

罗教授对习凿齿的否定，理由很简单，习凿齿是襄阳人，有地方立场，所以他写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地方造假。

按这个逻辑，南阳人写南阳的地方志，是不是也一律造假？

史学考据有一条基本规则，判断史料真伪，看文本、看版本、看时代、看多重互证，不看作者籍贯。

踏雪古隆中。

漫天飞雪，覆盖在古隆中石牌坊上。史料记载，刘备正是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寒冬，三顾草庐，叩开了这扇改变天下格局的门。斗转星移，雪落无声，草庐已随岁月湮灭，现存的建筑群也多为明清重修，但历史的真相，不会因为地域立场而被永远掩盖。（摄影/@泡鱼儿）

习凿齿是襄阳人，可以警惕他有地方情感，但不能直接推导“襄阳人写的就一定假”。

更何况，习凿齿的记载不是孤证。

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这是公元304到306年的事，比习凿齿写《汉晋春秋》早了五十多年。

关于罗文指出的“方位矛盾” ，《襄阳记》说隆中在“襄阳西北十里”，《汉晋春秋》说“襄阳城西二十里”。两条记载确实存在差异，但需要注意几点：

其一，两条记载的共同指向都是“隆中在襄阳城以西/西北”，大方向一致，不构成根本矛盾；

其二，古代地理记载的方位、里程常因参照点不同、时代不同（襄阳城郭范围有变迁）、传抄讹误而产生差异，这在古代文献中是常态；

其三，不能因为具体里程有差异，就否定“隆中在襄阳附近”这一核心信息。

再说“号曰隆中”。

“号曰”是民间俗称，不是朝廷正式定名。汉代县以下的小地名，绝大多数不进《郡国志》。不能因为《后汉书·郡国志》没写“隆中”，就说隆中不存在。

04

谭其骧的结论，真的“没有原始文献”吗？

罗教授说谭其骧的观点“没有原始文献记载也没有出土文物印证，纯粹是一家之言”。

这话说得太满了。

谭其骧的核心论证是，隆中在东汉属南阳郡邓县，北周省邓县后改属襄阳。

这个论证的依据，不是他拍脑袋想的，是历代地理总志。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明确记载：

“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

万山在襄阳城西十一里，是南阳郡邓县和南郡襄阳县的分界。同卷又载：

“刘琦台，县东三里。琦与诸葛亮登台去梯方之所也。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

诸葛亮宅在襄阳城西北二十里，万山在城西十一里，诸葛亮宅在万山分界线以北、以西，正当古南阳郡邓县辖境。

这两条记载同属卷二十一襄阳县条目之下，前后相邻，是同一篇地理记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因分属两页而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条史料。

清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元和郡县志》。

本文考证引文采用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9、530页。此扫描影像仅作古籍原文视觉展示。（图源/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大家可以直接看这张配图，上方是万山条，下方紧挨着就是诸葛亮宅条。同属襄阳县条目之下，前后相邻，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有趣的是，图中“刘琦台”与“诸葛亮宅”紧挨着，这也侧面印证了诸葛亮与荆州上层人物在襄阳一带的密切交往，呼应了其“朋友圈”的论据。

这是唐代地理总志的明确记载，比谭其骧早了一千多年。 谭其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这类文献之上的。罗教授说“没有原始文献”，《元和郡县志》算不算原始文献？

至于“躬耕于南阳”，诸葛亮说的“南阳”是南阳郡，不是郡治宛城。汉代郡名和郡治同名是常态。南阳郡下辖三十七县，治所在宛县。如果隆中当时属南阳郡邓县，诸葛亮自称“躬耕于南阳”完全通顺。

罗教授把“南阳郡”直接等于“宛城”，这是偷换概念。

一条唐代官方地理总志，比一千多年后的质疑更接近历史现场。

05

古隆中和卧龙岗，真的一无是处吗？

罗教授最后说，襄阳古隆中、南阳武侯祠都是假的。

这话对两地都不公平。

襄阳古隆中，现存建筑群确实是明清重修。但建筑是明清的，不等于地点是虚构的。

从西晋刘弘祭拜，到东晋习凿齿记载，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描述沔水流经隆中：

“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

再到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诸葛亮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这条史料链是连续的。

古隆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标注为“明、清”，这是对其现存建筑群年代的官方认定，不等于对地点历史渊源的否定。

明·天顺《襄阳郡志》“隆中图”。

图中可见明代隆中山形与祠庙建筑，其方位与《元和县郡志》《水经注》的记载相互印证。（图源/《襄阳郡志》）

南阳卧龙岗，现存武侯祠主体是元明清建筑。它没有魏晋原始史料证明是躬耕原址，但它是元代以来官方祭祀诸葛亮的重要场所，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化意义。

据南阳地方志记载，元大德二年（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主持修葺，元代官方已称“武侯祠”。七百多年的祭祀传统，一句“假的”就抹掉了？

纪念建筑为后世修建，不等于历史地点不存在。 这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建筑可以重修，地名可以争论，但文化记忆不该被一句“假的”抹掉。

06

我们到底在争什么？

写到这里，我想说几句不吐不快的心里话。

躬耕地之争，争了一千多年。南阳说宛城，襄阳说隆中，各有各的史料，各有各的道理。学术上，这可以继续争，争得越清楚越好。

但罗教授这篇文章，不是来争学术的，是来“一锤定音”的。他把两地的史料依据全否定，把两地的文化价值全打成“假”，最后说“具体在哪里不知道”。

这不是学术结论，这是虚无主义。

学术争论可以尖锐，但不能把历史记忆连根拔起。

襄阳隆中、南阳卧龙岗，都是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记忆。

一个是西晋就有官方祭拜的隐居地，一个是元代以来延续七百年的祭祀祠宇。它们承载的，是中国人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共同敬仰。

三国文化，不止是南阳和襄阳。汉中、成都、荆州、赤壁、五丈原…… 诸葛亮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故事。这些故事，是全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不是哪一个地方的私产。

汉中武侯墓前，跨越千年的思念。

鲜花簇拥中，一张卡片上手写着十六个字：“异世通梦，恨不同生。余慕先生，九死未悔。”这十六个字，出自西晋李兴为诸葛亮故宅所作的《诸葛故宅铭》，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今天，年轻人用鲜花和手写卡片，把这份情感重新带回丞相墓前。（摄影/泡鱼儿）

我作为汉中人，站在武侯墓前，很少去想诸葛亮到底躬耕在哪个村、哪个镇。我想的是，他最后葬在这里，这就够了。

而且，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襄阳南阳两地已经在探索了。2026年4月17日，南阳文旅走进襄阳，两地负责人坐下来共话文旅融合，联合推出赏花、休闲、三国、亲子四大主题旅游线路。网友给这对CP起了个名字叫“喜阳阳”。

从“争名”转向“争流”，这才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正确打开方式。

现在高铁朝发夕至，上午在南阳卧龙岗看千年祭祀，下午就能到襄阳古隆中听山林风吟，晚上在襄阳住下，看一场“侠映山河”光影秀。

第二天早上吃碗牛肉面，去汉中勉县。先拜武侯墓——诸葛亮长眠之地，再看全国最早的官庙武侯祠（注：景耀六年即公元263年，后主刘禅下诏为诸葛亮立庙，这是历史上第一座官方武侯祠）。

然后北上五丈原，那里是诸葛亮人生最后一战、最后陨落的地方。站在那片塬上，“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会自然涌上心头。

再南下成都，武侯祠君臣合祀。最后东往荆州古城、赤壁古战场。一路串下去，就是一条横跨豫、鄂、陕、川、甘的三国文化走廊。

罗教授说：“学术研究须严谨，文旅故事随意编。”

这话我同意一半。

学术要严谨，文旅要真诚。 真诚地面对历史，真诚地对待游客，真诚地讲好每一个故事。不夸大，不造假，但也不虚无。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南阳人听了自豪，襄阳人听了也自豪。 因为“南阳”是郡，是大南阳文化圈，不是哪一个县、哪一个村能独占的。

与其争“真假”，不如争“谁讲得更好”。

南阳武侯祠的千年祭祀，襄阳古隆中的山林幽静，汉中勉县武侯墓的苍松翠柏，成都武侯祠的君臣合祀……每一个地方，都是诸葛亮精神的一个侧面。游客把这些点走完，看到的才是一个完整的诸葛亮，而不是两个吵架的城市。

罗教授用冷硬的考据说“都是假的”，但武侯墓前那束鲜花证明，精神是真的，敬仰是真的，跨越千年的共鸣是真的。

南阳、襄阳、汉中、成都，每一处武侯祠墓前的鲜花，都在诉说同一个声音：

诸葛亮，属于全中国。

三国文化，属于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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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 本文所有古籍引文均以中华书局权威点校本为依据。

2. 《元和郡县图志》两条引文（万山分界、诸葛亮宅方位）已对照中华书局1983年贺次君点校本卷二十一核实，页码为第529页（万山条）、第530页（诸葛亮宅条）。

3. 《蜀记》引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

4. 《水经注》引文见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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