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一掀,白汽扑到脸上,眼镜片糊了一层。
我拿袖子蹭了两下,把挂面下进锅里,筷子搅了搅。
汤是昨晚炖的排骨,面上浮着一层薄油,咸香味儿往客厅里钻。
“妈,我校服呢?”
女儿在客厅喊,嗓子还哑着,一听就是刚醒。
“阳台上,昨晚洗的,自己拿。”
拖鞋踩在瓷砖上,啪嗒啪嗒,然后是阳台拉门滑开的声音。
老陈从外面进来,身上一股烟味。
“又抽。”
他把烟头按进窗台上那个易拉罐,那是女儿喝剩的汽水罐。
“就一根。”
我没接话,把面捞进碗里,卧了个荷包蛋。
女儿趿着拖鞋过来,头发乱糟糟的,校服袖子还卷在手肘上。
她扒了两口面,忽然抬头:“妈,你昨天几点回来的?”
“十一点。”
“哦。”她又低下头去。
十一点,是我这半年回来最早的一次。
保温杯拧开,热水灌进去,盖子拧了两下才严实。
这杯子跟了我九年,公司十周年发的,杯身上的字掉得只剩“博晟”两个。
玄关柜子上摊着一张纸,昨晚回来随手搁在那儿的。
A4纸,抬头印着《薪酬调整确认书》。
最后一行写着:调整后年度薪酬总额120000元。
上面一行是原薪酬总额:1200000元。
两个数字挨着,中间隔了一行“本人自愿接受”。
我在那张纸上签了字,签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墨水洇出一小团。
“妈,你不吃饭?”
“路上买个包子。”
拎起包出门,老陈跟到门口,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回头看他,他摆摆手:“没事,晚上早点回。”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
电梯从十八楼往下走,数字一格一格跳。
轿厢里贴着物业的通知,被撕掉了一半,剩下“严禁”两个字。
地铁上人挤人,我抓着扶手,保温杯在包里硌着腰。
到公司八点二十,比打卡时间早十分钟。
工位在研发部最里头,靠着窗,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
那盆绿萝是六年前从家里剪的枝,插水里生了根才挪进盆。
最近叶子有点黄,我浇了半杯隔夜水。
开机的时候我去茶水间接水,路过打印机。
打印机卡了纸,红灯一闪一闪。
我掀开盖子,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抽出来。
《技术序列薪酬核定表》。
姓名:周昱。岗位:首席科学家。年度薪酬:2800000元。
签字栏是陆总的字,日期去年十一月十二号。
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
去年十一月十二号,正是我把《薪酬调整确认书》交上去的那一周。
纸折了两折,塞进包里。
回到工位,绿萝的叶子上落了一层灰。
周昱还没来,人事已经把他的工位排在我旁边。
王经理拿着卷尺过来,量了量桌子的宽度。
“许工,小周坐你这儿行吧?就你这个位置采光好。”
“行。”
“他东西多,两台显示器,还有一台服务器。”
“行。”
王经理量完,又补了一句:“他那个方向是钙钛矿,跟你们组能搭上。”
我把保温杯往左边挪了挪,给他腾出半张桌子。
十五年前我进博晟的时候,工位在楼梯间旁边,冬天漏风,手冻得握不住笔。
那时候公司三十几个人,做的是最普通的环氧胶。
我从技术员做起,一天泡在实验室里十四个小时。
第一年做出耐高温那款,客户是常州的一家电机厂,姓周。
老板陆总那时候还骑着电动车跑业务,夏天衬衫后背全是汗印。
他请我吃过一碗牛肉面,说“小许,跟着我干,亏不了你”。
后来公司搬了三次,从城东搬到园区,从平房搬进写字楼。
我的工资从三千八涨到一万二,再涨到三万五。
三年前开始拿项目提成,一款产品卖得好,一年能分四十多万。
去年我算了算,基本工资四十八万,提成六十万,年终十二万。
加起来正好一百二十万,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年冬天,最大的客户跑了。
是德国的一家公司,订单一撤,厂里两条线停了一条。
停线那天下午,车间里静得吓人,只剩下排风扇嗡嗡地转。
陆总在会议室开了三天会,第四天把所有人叫到大会议室。
他站在投影仪前面,衬衫领子有点歪,头发也乱。
“公司现在困难,大家跟我一起扛一扛。”
“降薪是暂时的,熬过去,我加倍补给大家。”
空调开着,吹得人后背发凉。
那天没人说话,散会的时候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特别响。
第二天人事把《薪酬调整确认书》发下来,一人一份。
我那份上面写的是月薪一万,年终看经营情况。
一年十二万。
研发部二十七个人,签字的有二十六个。
剩下那个是刚休完产假回来的小何,她说要回去跟老公商量。
我签字那天,陆总在走廊里碰见我,拍了拍我肩膀。
“小许,你是老人了,我心里有数。”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
我把笔帽扣上,说了句“行”。
其实那天我心里没数。
我只是觉得,十五年了,总不至于。
回到家,老陈在算房贷。
他把计算器按得啪啪响,茶几上摊着银行的还款计划表。
“一个月一万八,还二十三年。”
“我知道。”
“你那一万,够干什么的?”
我没吭声,去厨房热了碗汤。
女儿在房间里写作业,门虚掩着,台灯的光漏出来一条。
婆婆的药一个月一千二,女儿的补习班一学期一万二。
老陈在公交公司开车,一个月六千八,风雨无阻。
那晚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楼下的路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的,跟打印机那个红灯一个样。
婆婆是十月初来的,说腰疼,来城里看医生。
她拎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自己腌的萝卜干,一袋是被褥。
“住你们这儿,不碍事吧?”
“不碍事。”
进门她先看的是客厅,眼睛在沙发上转了一圈。
“这沙发是不是换过?上回我来不是这个色。”
“三年了,妈。”
“哦。”她把萝卜干搁在厨房角落,“那米缸呢?”
“在下面柜子里。”
婆婆住进来的头三天还好。
第四天晚上,她坐在客厅看电视,忽然问我:“你一个月挣多少?”
老陈在旁边使眼色。
“一万。”
“一万?”她把遥控器放下,“以前不是挺多的吗?”
“公司困难。”
“困难就困难呗,女人家挣那么多干什么。”
她说完又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是唱戏的。
我没接话,去厨房洗碗。
水龙头的水是凉的,冲在手上有点麻。
那晚老陈进卧室,小声跟我说:“我妈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那你脸拉那么长。”
“我累了。”
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婆婆房间的灯还亮着。
门缝里透出来的光,照在客厅地板上,一条窄窄的。
第二天早上她煮了粥,还煎了萝卜干,油汪汪的。
“尝尝,我腌的。”
我夹了一块,咸得发苦。
“好吃。”
“那多带点去公司,给同事尝尝。”
我说好,其实那罐子后来一直搁在厨房最里头。
隔了一周,我陪婆婆去医院。
挂号排队的人多,走廊里全是消毒水味儿。
她坐在塑料椅上,手扶着腰,嘴里念念叨叨。
“这城里医院,比咱镇上贵一倍。”
“医保能报。”
“能报多少?”
“看项目。”
她撇了撇嘴,没再问。
拍片子的时候我在外面等,走廊尽头有个饮水机,咕嘟咕嘟响。
结果出来,医生说没大事,开了两盒膏药。
婆婆捏着那两盒药,翻来覆去地看说明书。
“这玩意儿管用吗?”
“医生说管用。”
回家的公交车上,她靠着窗户睡着了,嘴微微张着。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忽然想起来,她这辈子没住过朝南的屋。
老家的房子是东西向的,冬天阴冷,她说了三十年。
周昱是九月十九号来的。
三十一岁,个子不高,背着个双肩包,说话带点南方口音。
人事带他进来的时候,他先看的是窗台。
“这盆绿萝能不能挪一下?我这边要放服务器,怕潮。”
我说行,把绿萝端到资料柜顶上。
柜子高,我踮着脚才够得着,花盆底蹭了一手土。
周昱坐下就开始拆箱子,两台显示器摆开,键盘敲起来很响。
他带来的资料装了三个纸箱,最上面一本是英文的,封面印着晶体结构。
陆总专门过来一趟,站在他工位边上。
“小周是咱们今年引进的重点人才,大家多配合。”
“许工,你带一带他,把咱们的工艺数据给他讲讲。”
我点头。
周昱转过头,笑了一下:“许工,麻烦您了。”
“不麻烦。”
他的牙很白,笑起来眼睛弯着。
那天下午他问我借扳手,我递给他,他说了声谢谢。
隔了一会儿他又问:“许工,您在这儿多少年了?”
“十五年。”
“哇。”他把扳手放下,“那您比我读博的时间还长。”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晚上下班,他走得比我早,背包一甩就出了门。
我坐在工位上,把当天的实验记录写完,才关灯。
走廊里的感应灯一段一段亮,又一段一段灭。
实验室在楼下,隔着一层玻璃门。
那阵子我常下去,一是做样,二是不想坐在工位上。
张姐在那儿管仪器,跟我一块儿进的厂,今年五十三。
“许工,你这脸色可不好看。”
“没睡好。”
“是家里的事,还是公司的事?”
“都有。”
她把手里的试管架放下,压低了声音。
“我听说小周那个数,比陆总还高。”
“你听谁说的。”
“财务小张,上礼拜在食堂说的,说完就后悔了。”
我没接话,把样品放进烘箱,设了两百四十度。
烘箱门关上,指示灯亮起来,橙红橙红的。
“许工,”张姐又说,“你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嗯。”
“我明年就退了,退了就退了。你还有十几年呢。”
她说完,端着试管架走了。
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站了会儿,玻璃上照出个人影,模模糊糊的。
立项会是十月十一号,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
周昱讲了四十分钟,PPT做得漂亮,图都是彩色的。
讲到一半,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曲线图。
那条曲线的形状我太熟了,是我三年前做的那批样品。
我记得那批的编号,记得当时反应釜温度偏了三度,我守了一整夜。
图下面标着一行小字:“数据
我把手里的笔转了半圈。
“许工,这块是您之前的积累吧?”周昱在台上问我。
“是。”
“那太好了,正好能接上。”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一声,不知道笑什么。
陆总坐在主位上,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一下。
散会以后我回到工位,翻我的实验记录本。
那本子是我自己买的,硬皮,深蓝色,写了六年。
每一页都是手写的,字丑,但数据全。
翻到三年前那一批,页面还在,数字也都在。
我松了口气,把本子塞回抽屉。
抽屉里还有个U盘,备份用的,从来没丢过。
那阵子我每天下班前都要数一遍页码。
数到第三周,发现少了两页。
是第两百一十三和两百一十四页。
正好是那批样品的完整配比和温度曲线。
我把本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撕口很齐,是刀片裁的。
坐在工位上,手心里全是汗。
窗外的天阴着,绿萝的叶子耷拉下来,搭在花盆沿上。
那天下午周昱不在,去市里开会了。
他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我看了两眼,没敢动。
晚上回家,老陈在看球赛,声音开得很大。
“你能不能小点声。”
“怎么了?”
“没事。”
我把包放下,进了卧室,坐在床沿上没开灯。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了王经理。
“我想看看小周那个立项书的附件。”
“那不行,那是人家的东西。”
“里面有我三年的数据。”
王经理把手里的笔放下,看了我一眼。
“许工,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
“你有证据吗?”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记录本上少了两页,可我没法证明那两页去了哪儿。
“小许,”他把声音压低了些,“我跟你交个底。”
“您说。”
“小周那个薪酬,是走了集团人才专项的,不占咱们这边的盘子。”
“专项有多少钱?”
他没接话,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反正不是公司掏的。”
“那是谁掏的?”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从人事出来,走廊尽头的窗子开着,风把百叶帘吹得哗啦响。
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回了工位。
周昱回来了,正跟人打电话,笑得很开心。
他桌上放着一杯咖啡,杯子底下垫着一张纸。
我扫了一眼,是复印件,边角还带着我本子上那两个装订孔。
那天我没吵,也没闹。
下班的时候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周昱还在敲键盘。
我走过去,站在他工位边上。
“小周。”
“哎,许工。”
“你立项书附件里那两页,哪儿来的?”
他敲键盘的手停了。
“什么两页?”
“两百一十三,两百一十四。”
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椅子转过来。
“许工,那是我从档案室调的。”
“档案室没有手写本。”
“那……可能是别的渠道。”
“什么渠道?”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许工,其实我……”
说到一半,桌上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接起来,说了句“喂,我在忙”,然后走到走廊去了。
我站在他工位边上,站了大概两分钟。
显示器还亮着,屏保是一张风景照,雪山,蓝得刺眼。
我回到自己工位,把记录本从抽屉里拿出来,抱在怀里。
那天晚上我没坐地铁,走了两站路才上车。
路边的桂花开了,香得有点腻。
老周的电话是十月初打来的。
就是当年那个电机厂的老周,现在在常州一家新公司做副总。
“许工,我这边缺个技术负责人,你来不来?”
“我四十多了。”
“我要的就是四十多的。”
“多少钱?”
“九十万,加期权。做得好,明年还能涨。”
我当时说考虑考虑。
挂了电话,我把那家公司的名字在网上搜了半夜。
成立六年,做的是固态电解质,去年刚拿了B轮。
老板是搞技术出身的,网上有几篇采访,说话挺实在。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回了电话。
“我去。”
“那我把录用信发你。”
录用信是电子版发过来的,我打印了一份,夹在包里。
纸是热的,刚从打印机里出来,边上还有点卷。
我没跟老陈说。
那阵子公司里风声紧,谁也不敢多说话。
小何回来上班了,第一天就被叫去人事签确认书。
她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坐在工位上半天没开电脑。
中午吃饭,她跟我一块儿在楼下的小馆子。
“许姐,你签了吗?”
“签了。”
“我老公说不能签,说签了就成自愿的了。”
“那你别签。”
“可是不签,我这位置……”
她扒了两口饭,没再说下去。
那碗面她剩了大半,汤上浮着一层油,慢慢凉了。
十月底,我把辞呈写好了。
三百多个字,写了一个下午,改了三遍。
第一遍写得太冲,第二遍写得太软,第三遍才算平。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跟老陈说了。
他正蹲在阳台上修水龙头,扳手拧了半天没拧动。
“你要辞职?”
“嗯。”
“你疯了?”他把扳手往地上一放,“这年头四十多岁的人,谁要?”
“有人要。”
“谁要?”
“常州一家公司,做固态电解质的。”
“给多少?”
“九十万。”
他愣了一下,扳手还在手里攥着。
“九十万?你确定?”
“确定。”
“那……那房贷呢?”
“照还。”
他蹲在那儿没起来,膝盖上的裤子蹭了一块黑。
“许曼,你别是被人骗了吧。”
“没有。”
“要不你先去看看,别急着辞。”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要不你去跟陆总说说……”
他说了一半,把扳手捡起来,又放下了。
“算了,当我没说。”
婆婆在屋里喊:“怎么了这是?”
“没事,妈。”
那晚谁都没睡好。
我听见婆婆在房间里翻身,床板咯吱咯吱的。
凌晨三点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客厅的灯亮着一条缝。
老陈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烟,没点。
“你干嘛呢?”
“没干嘛。”
他把烟塞回烟盒,站起来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煮面,照常把保温杯灌满。
到了公司,我把辞呈打印出来,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
陆总在开会,我在他办公室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还端着茶杯,杯子里泡着枸杞。
“小许?有事?”
“有事。”
进了办公室,我把信封放在他桌上。
“陆总,我辞职。”
他愣了一下,把茶杯放下。
“因为降薪?”
“不全是。”
“那是因为什么?”
“陆总,去年十一月十二号,您给小周签的核定表,是两百八十万。”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停住了。
“那天是十一月十二号。”我又说了一遍。
“许工,你听我解释……”
“您解释。”
他张了张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小周那个是专项经费,走的是人才引进的口子,跟咱们的薪酬盘子不是一回事。”
“那我的盘子呢?”
“你的……今年确实难。”
“我签的那张纸上写着‘共渡难关’。”
“是,是共渡难关。”
“全公司签了几份?”
他没说话。
“研发部签了二十六份,行政那边一份都没签。”我说,“我问过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空调出风的声音。
“小许,”他站起来,绕过桌子,“你先别急着走,我这两天正想找你。”
“找我干什么?”
“公司明年要报IPO,我手上还有些原始股,可以给你留一份。”
“多少?”
“零点五。”
“值多少?”
“上市以后,三千万打底。”
我看着他。
“陆总,我十五年拿了一百二十万,现在一年十二万。您跟我讲三千万。”
“这不是讲,这是机会。”
“去年冬天您说熬过去加倍补,我信了。”
“现在也一样。”
“不一样了。”
“小许,你是我带出来的人,我……”
他说到一半,把话咽回去了。
我看着他,等了一会儿,他没再说。
我把信封往他那边推了两寸。
我平静地递交了辞呈,连信封的角都没折。
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我转身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离职手续办了十一天。
按合同我提前三十天提,但陆总批得快,大概是不想留。
中间王经理找过我一次,说可以再谈。
“谈什么?”
“薪酬这块,可以给你往上调一点。”
“调到多少?”
“二十万。”
“小周两百八十万。”
“许工,你这就不讲道理了。”
“是我不讲道理。”
他没再说什么,把表推过来让我签字。
我签完,他把笔收走,走得挺快。
那十一天里,公司的气氛有点怪。
有人在食堂看见我,远远地点个头就走。
也有人过来小声问:“许工,你真走啊?”
“真走。”
“那你去哪儿?”
“常州。”
“常州好啊,离得近。”
说完这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张姐专门下来一趟,塞给我一包茶叶。
“拿着,不值钱。”
“谢谢张姐。”
“你那本子,别留在这儿。”
“我知道。”
最后一天是周五,下午三点。
我从资料柜顶上把绿萝端下来,叶子黄得更多了。
剪了一枝带气根的,插进一个空的矿泉水瓶里。
剩下的连盆带土,我搁回窗台上,没带走。
抽屉里的东西不多:一个计算器,两支笔,半包纸巾,还有那本深蓝色记录本。
记录本装进纸箱,U盘也装进去了。
保温杯在桌上,杯口朝上,里面的水早就凉透。
我用湿巾把工位擦了一遍,从里往外擦。
周昱那天下午在,戴着耳机敲键盘。
他摘下耳机看了我一眼:“许工,您这是……”
“办手续。”
“哦。”他顿了一下,“那以后有问题还能问您吗?”
“问你们陆总。”
他讪讪地笑了笑,把耳机戴回去。
过了两分钟,他又摘下来。
“许工。”
“嗯。”
“那两页……是陆总给我的。”
我手上的湿巾停了一下。
“我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他把耳机戴上,再没说话。
我把录用信从包里拿出来,抚平了折痕。
上面印着新公司的抬头,岗位那一栏写着“技术总监”。
我把它放在桌面正中间,用计算器压住左上角。
纸箱抱在怀里,不重,最沉的是那本记录本。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窗台上那盆绿萝的枝条垂下来,搭在窗沿上,一晃一晃。
电梯在走廊尽头,我按了下行键。
数字从十六开始跳。
门开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很急。
我没回头,进了电梯,按了关门。
门合上之前,我看见陆总站在我的工位前。
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的边角卷了。
他低头看着桌上那张纸,看了很久。
电梯门合上了,往下走。
到一楼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是陆总发来的,就四个字:“你再想想。”
我没回,把手机塞回兜里。
出了写字楼,太阳挺大,风里带着点桂花味。
抱着纸箱走到公交站,等了三分钟。
车来了,人不多,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纸箱放在腿上,矿泉水瓶在箱子里晃,水面上一圈一圈的纹。
到家的时候女儿还没放学。
我把绿萝那枝插在阳台的玻璃瓶里,加了半瓶水。
换了身衣服,去菜场买了排骨和一把青菜。
卖排骨的师傅认得我,问今天怎么这么早。
“今天休息。”
“那敢情好。”
晚上老陈回来,看见我在厨房,愣了一下。
“办完了?”
“办完了。”
“那……以后怎么办?”
“明天上班。”
“明天?哪个班?”
“新公司,周一报到,我先去熟悉环境。”
他站在厨房门口,手插在兜里,半天说了句:“哦。”
饭桌上,女儿问我:“妈,你是不是换工作了?”
“嗯。”
“那是不是以后能早点回来?”
“差不多。”
她低头扒饭,扒了两口,忽然说:“那我明天自己晾校服。”
婆婆在边上夹了块萝卜干,嚼了两下。
“常州啊?那不就得出差吗。”
“不算出差,天天回来。”
“天天回来?那得几点起。”
“六点。”
她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是周六,我把家里收拾了一遍。
阳台上的花盆都浇了水,女儿的房间也拖了地。
婆婆坐在沙发上,看我拖地,看了半天。
“你那个新地方,是干什么的?”
“做电池材料的。”
“哦。”她想了想,“那比原来强吗?”
“强一点。”
“那就行。”
她说完,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格。
周日下午,我去常州看了一圈。
公司在开发区,楼下有个小面馆,招牌是手写的。
老周在门口等我,穿件灰夹克,头发白了不少。
“来了。”
“来了。”
他带我上楼,工位靠窗,比原来那个大一点。
窗台上空着,什么也没有。
“这儿归你了。”他把钥匙放在桌上,“缺什么跟我说。”
“不缺。”
“那本子带来了没?我们这边就缺你那点老底子。”
“带来了。”
他从兜里摸出个橘子,放我桌上。
“慢慢来,不着急。”
我把橘子搁到一边,把矿泉水瓶放在显示器旁边。
绿萝的根须在水里泡着,白生生的。
周一早上六点出门,高铁四十分钟,下车再走八百米。
路上买了两个包子,一个菜的一个肉的。
新工位坐下的第一件事,是把保温杯拧开。
盖子拧了两下,还是有点松。
打开记录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写下了日期。
窗外有棵树,叶子刚开始泛黄。
中午老周叫我一块儿吃饭,就在楼下那个面馆。
他要了碗牛肉面,加了个蛋。
“许工,我跟你说句实话。”
“您说。”
“我们这边不搞那些虚的,你能做多少,就拿多少。”
“行。”
“你那两页纸的事,我听说了。”
我夹面的筷子顿了一下。
“老周,你怎么知道的?”
“小周是我师弟。”
面汤上浮着一层油花,热气往上冒。
“他跟我说的。”老周把碗往前推了推,“他说他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他也不容易。”
“是不容易。”老周叹了口气,“三十一岁,博士刚毕业,房贷还有三十年。”
“我知道。”
“但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没说话,把面吃完了。
汤有点咸,我把碗推开,喝了口茶。
下午回到工位,太阳斜着照进来,落在键盘上。
绿萝的叶子在光里透亮,边缘有点发黄。
我拿起剪刀,把那片黄叶剪掉了。
剪口处渗出一点水,沾在手指上,凉的。
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
我没接。
过了一会儿又来一条短信,还是那个号。
“许工,工位上的东西我给你收好了,绿萝我浇了水。——小周”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灰白的背面。
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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