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娶怀孕的厂长千金,新婚夜,她竟从肚子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我
一九九三年,我二十四岁,在镇上的粮站修机器。
那年秋天,厂长家的女儿许秋芸怀孕了八个月。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不到两个月,就办了婚事。
有人说我走运,娶了厂长千金。我没觉得走运,也不觉得委屈。许家办的是食品厂,仓库里常年有机器坏,厂长许德厚看中我修东西的手艺,说我老实,愿意把女儿托付给我。
婚前,秋芸只跟我说过一句:“我不想一个人带孩子。”
我听懂了她的难处,也答应了这门婚事。
新婚夜,亲戚散尽,屋里的红灯笼还亮着。秋芸坐在床沿,穿着新做的红棉袄,肚子把衣襟撑得很紧。她脸色有些白,手一直护在腹部。
我倒了杯温水递过去。
“累了就早点歇着,别硬撑。”
她没接杯子,忽然低声问:“你是真愿意娶我,还是看上我爸的厂子?”
我愣了一下。
“我连厂子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像是在分辨这句话是真是假。然后,她慢慢把手伸进了宽大的棉袄里。
我以为她要拿什么药,忙问:“你不舒服?”
她摇摇头,从肚子下面的棉布托带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我掌心。
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纸。
纸边磨软了,上面压着几道汗湿的折痕。
她说:“你先看看。”
我低头展开。
纸上是几行铅笔字,写得歪歪扭扭:
秋芸,孩子不是你的累赘。你要是想读书,就去读。娘在家替你看着。
落款是“娘”。
我抬起头。
秋芸的嘴唇在抖,眼睛却没落泪。她的手还护着肚子,仿佛那张纸不是从衣服里拿出来的,而是从她一直不敢碰的地方,掏出来的。
“这是谁写的?”
“我娘。”她声音很轻,“她去世前写的。”
我没再问。
许家只有她一个女儿。她母亲病了几年,去年冬天走的。镇上人都说许德厚疼女儿,什么都肯给。可我后来才知道,给她一间屋、几件新衣服,不等于有人问过她想过什么日子。
秋芸把纸从我手里拿回去,捏着一角。
“我原来想把它撕了。”
她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她留在家里管账。厂里忙,家里也忙。她认识孩子的父亲,是厂里一个临时司机。两个人谈了几个月,对方听说她怀孕,就回了外地。许德厚怕女儿被人议论,也怕厂里的名声受影响,托人给她找对象。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说,“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天觉得,是我耽误了你。”
我听着她说完,才发现自己一直握着那只温水杯。杯壁已经凉了。
“你娘写这张纸,是让你自己选。”我说,“不是让你拿来试我。”
秋芸怔了一下。
她低头看纸,半晌才说:“我没别的办法。我爸只问我什么时候办酒,没人问我还想不想读书。”
“那你想读吗?”
她没马上回答。
窗外有人放完最后一挂鞭炮,院子里静下来。屋里只剩煤油灯的火苗轻轻晃。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想。以前想考师范,后来我娘病了,就没再提。”
我把椅子拉到她对面,没有坐到床上。
“那就等孩子生下来再说。你想读,我帮你看孩子。”
她看着我,眼泪一下掉下来。
“你不怕别人笑话?”
“别人笑几句,也不会替你过日子。”
她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在枕边。那一晚,我们各自睡在床的两边。没有新婚夫妻该有的亲热,也没有谁逼谁做出保证。
第二天早上,许德厚来得很早。
他带了两碗红糖鸡蛋,坐下就问:“昨晚没闹别扭吧?”
秋芸不说话。
我把碗放在桌上:“她想接着读书。”
许德厚的脸沉下来:“孩子都快生了,还读什么书?等生完,先把家过稳当。”
“孩子可以我看。”
“你一个修机器的,哪懂带孩子?”
“不会可以学。”
许德厚看了看女儿,又看我,像是等着秋芸替他把话圆过去。
她没有。
她把枕边那张纸拿起来,放到桌面上。
“这是我娘写的。”
许德厚扫了一眼,脸色变了。大概他早就知道这张纸,只是不想让女儿再提。
“你娘那时候病得糊涂,写什么你就信什么?”
秋芸的手指扣住纸角:“她没糊涂。她知道我想读书。”
许德厚把筷子放下:“现在家里厂里这么多事,你走了,谁管账?你非要这时候提,不是成心让我难做?”
“爸,我没说今天就走。”秋芸抬起头,“可我不想一辈子都不提。”
许德厚沉默了一阵,转向我:“你也要跟着她胡闹?”
我看了眼秋芸。
她没有求我替她说话,只是坐在那里,脸白得厉害,手却没有松开那张纸。
“她不是胡闹。”我说,“她只是想把自己的事说出来。”
许德厚站起来,临走前只留下一句:“你们自己想清楚。真把日子过散了,别来怪我。”
他走后,秋芸坐了很久。
她问我:“你会后悔吗?”
我说:“会不会后悔,不该由我替你决定。”
那年冬天,孩子出生,是个男孩。
秋芸在家休养了两个月。孩子夜里哭,我学着冲奶、换布尿片,常常手忙脚乱。她看着我被孩子弄得一身水,第一次笑出了声。
许德厚来过几次,见我抱孩子抱得熟,脸色慢慢松了些。他嘴上仍说“一个女人读书有什么用”,却没再逼秋芸回厂里。
开春后,秋芸去镇上的夜校问了报名的事。
她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课程表,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报上了。”她说,“每周三晚上。”
我正给孩子缝一件棉裤,针停在半空:“那周三我看着他。”
她看着我,像是不敢相信这句话可以这么简单地落地。
“你白天还要上工。”
“我下班早,先把饭做了。你回来再换我。”
她把课程表放到那张旧纸旁边。母亲留下的话已经被她折过许多次,边角起了毛;课程表是新的,纸上还有印刷的油墨味。
秋芸夜校开课那天,孩子刚睡着。她换上干净衣服,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我去了。”
“去吧。”
她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看我。
“你真不怕人说?”
我笑了笑:“我怕孩子醒了找不到你。别的闲话,不值当我替它操心。”
那晚她回来得很晚,手里多了一本课本。她没说学了什么,只把书放在桌上,坐在床边看了很久。
我知道,她不是忽然就有了勇气。
她只是终于知道,自己可以走出那扇门,再回来。
许德厚后来没再提过让她退学。孩子一天天长大,秋芸读完了夜校,又去厂里管账。她做得比以前更认真,也更敢在账本上指出问题。她和父亲仍会为厂里的事争几句,但她不再每次都低头。
那张纸一直放在抽屉里。
许多年后,儿子问起纸上那句话是谁写的,秋芸把它摊开给他看。
她说:“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
儿子问:“她让你做什么?”
秋芸把纸折好,放回抽屉。
“让妈妈别把自己弄丢了。”
新婚夜,她从肚子旁边掏出的不是病历,也不是婚约,而是一张母亲留下的话。
那张纸没有替她决定要不要嫁给我,也没有保证我们一定能过好。
它只是让她想起,怀孕的人仍然是她自己,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之外,她也有自己的心愿。
而我能做的,不是替她许愿。
是把孩子接过来,让她去上那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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