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西整训，萧克先自断“臂膀”，手下四员战将最后一个都不剩

在很多人心里，萧克的军衔是很可惜的，毕竟他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这些职务都非常重要，尤其是120师副师长。

当年八路军三个师的正副六位师长，其余五人都是元帅，可他连大将都不是，仅为上将，看起来似有不公。

但事实上，组织并非区别对待，就说抗战时期，中央都给过这六位师长独当一面的机会，萧克获得的“种子部队”还是三位副师长里最多的。

然而，其他五人都做出了成绩，唯独萧克的冀热察后来被撤销了，在总结失利时还遭到上级批评：“军事上控制这块地区两年以上，但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都没有打下最低基础”。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常的情况呢？究其原因，跟萧克的识人、用人有很大关系，刚开始整军就自断了臂膀。

1939年2月，中央鉴于冀东大暴动展现出的群众基础，决心深入发展平津一带，因此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由萧克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又兼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党政军一肩挑，这是莫大的信任与重视。

在部队方面，组织也给予了很大支持，挺进军编制下有高志远冀东抗联、宋时轮支队、邓华支队，共8000余人、7000余枪，抗战初期能有这配置，称得上兵强马壮。比起聂荣臻在晋察冀、徐向前在冀南要好得多。

为了能让他尽快打开局面，中央又给他调了多名干部，像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马辉之，协助做地方工作；曾任红30军军长的程世才，协助坐镇司令部指挥。

并且中央给予了萧克很大的自主权，军政委员会领导班子以他的意见为主，冀热察地区也是名义上归晋察冀代管，实际是直接听中央命令。

当初组织对于根据地的开辟都采取一个原则，先给编制、给种子部队，只要能实际发挥得好，一切条件都能落到实处。放在萧克身上来讲，只要能顺利把冀热察开辟并稳固住，那他的地位大概率不会低于聂荣臻。

可是，他刚抵达平西，就做了两件对大局无益的事。

一是挑选军政委员会成员，当年的各级军政委员会通常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及次一级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人数在5人左右。

后来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共有五人，司令员兼政委萧克是一个，政治部主任伍晋南是一个，次一级的主要负责人宋时轮、邓华各一个，还有一个是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参谋长程世才以及另一位次一级主要负责人高志远都未列入内。

就当初的情况而言，其实程世才和高志远都比伍晋南要更合适。挺进敌后发展，指挥作战非常重要，程世才得徐帅亲手指导，军事能力毋庸置疑。

高志远则是冀东本土人士，早在1933年就拉起武装抗日，后又单枪匹马刺杀过汉奸刘佐周，在当地很有威望。如果把他吸纳进入军政委员会，对刚刚经历过大撤退的冀东抗联来说，会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有利于稳定人心。

但萧克选的是伍晋南。伍晋南从红28军开始就一直跟随宋时轮转战，还担任过宋支队政治部主任，资历和威望并不算特别突出。

萧克选择他，一来确实是缺政工干部，萧克兼任的政委更多是挂名，实际的军队思想工作还需有人抓；二来伍晋南对萧克很支持，军政委员会五个人，萧克能争取到马辉之和伍晋南，那无论什么决策，都能三比二，少数服从多数。

可有时候权力太大也并非好事，萧克不久后处决高志远就非常欠考虑，军政委员会里的宋时轮、邓华联名反对也没用。

说起来高志远的事也是争议颇大，他是冀东暴动以及冀东抗联的重要领导，当初日寇反扑，他曾当众承诺过：“只是暂时撤往平西整训，等明年春天还打回来，如不回来对不起冀东的父老兄弟。”

而到了1939年开春，部队迟迟没有动静，冀东抗联的指战员就坐不住了，纷纷向高志远请求打回去。

高志远也是希望能重返冀东的，就找到了萧克申请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客观来讲，当初的实际情况也不适合向冀东进军，彼时日寇打下了广州，准备将重心北移，确保其交通枢纽的安全。

且萧克初来乍到，有人就说要走，看起来似有给拆台之嫌。萧克麾下的三支武装，没有一支是嫡系，他稳定好了军政委员会，正欲在平西开展整军，自然不愿大行调动之事。

高志远见组织程序走不通，又思乡心切，就想到别处去获取点经费，争取自行返回。但是，他找了一圈后，找来了大麻烦，秘书陈飞举报他想要叛变投敌。

关于此事，萧克在回忆录里有记述：“高志远是靠办民团起家的有武装的地主，冀东暴动失败后，高部与宋、邓部队撤到平西整训，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

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又与北伐时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此时吴氏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阴谋叛变投敌...

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就把他逮捕，召开公审大会，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死刑”。

这个理由是无比牵强的，因为我们从历史可以得知，吴佩孚就是因为不愿意配合日本人被害死的，高志远谈何投靠他去勾结日本人？不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

宋时轮和邓华在冀东暴动中跟高志远并肩作战过，熟悉对方为人，就提议：可以带回延安学习，老高在冀东的名望太高了，要想在冀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非他不可！

高志远的入党介绍人王仲华也据理力争：“允许有怀疑，也允许审查，但绝不可动杀念！”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萧克在军政委员会有着绝对权威，三票对两票，最终高志远还是被杀掉了。

此举堪称自断臂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冀东抗联瞬间跑掉一大半，萧克原先倚靠的三支武装，只剩下宋、邓支队还有战斗力。而宋、邓之前力劝无果，跟萧克也生了芥蒂。

宋、邓当时还有个想法，认为眼下部队情况如此，挺进军的领导体制应是“一正二副”，即萧克出任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担任副司令员，邓华担任副政委。本来就只有他俩带了部队，这个观点也合情合理。

但萧克没有批准，他觉得自己是副师长，宋、邓原先是团级干部，如果将二人升到只低自己半级的职务，有破格提拔之嫌，应按组织程序来做。

邓华性格沉稳，没当面说什么，宋时轮脾气火爆，多次提意见，搞得萧克后来也不爽，翻出冀东撤退时的旧账要追究宋时轮的责任，双方越闹越大，以致于闹出了“板城事件”。

这“板城事件”，简单来说就是萧克叫宋时轮去板城村开会，准备让程世才接管宋支队。但由于双方已经互不信任，宋时轮担心自己也会遇到高志远那样的处置，就带着部队去开会，还让人在村口架起机枪。

在会场，两人破口大骂，都拔出手枪喊着“老子毙了你”，旁人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二人拖住，最后宋时轮带着部队离开挺进军。而邓华感觉留下来也没有多大意义，不久也脱离挺进军。

到这一步，萧克手里的三支武装已经所剩无几，三个能打的老红军也只剩一个程世才。但萧克还是没有重用程世才，冀热察军政委员会明明有缺额，宁可空着，也没让程世才顶替。

1940年，萧克还把原二分校训练部部长徐德操调到冀热察挺进军担任参谋长，这让程世才自感无趣，先是申请去平北，受到压力，后来干脆就离开挺进军。

所以，组织并非没有给萧克机会，只是他识人、用人存在着问题，邓华、宋时轮、高志远、程世才四个战将，一个都没能留下来。1942年，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并入晋察冀。后来晋察冀对冀热察的工作做出过总结：

“三年来，平西根据地的建设，缺乏对平西情况的透彻了解，没有详细与系统的调查工作，因而缺乏精细的计划与坚持根据地的长期打算。房涞涿平原产粮多，是平西的仓库，平西在军事上控制这块地区两年以上，但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都没有打下最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