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挚友中年政敌，苏轼与章惇的交往和交锋——读懂苏东坡（三）

宋神宗元丰年间（约1082年），北宋陕西用兵失利，神宗盛怒之下，通过内廷直接批示，下令处斩一名负责后勤的漕官。

次日朝会上，宰相蔡确奏事时，神宗追问昨日批示的斩刑是否已执行。

蔡确回奏称正欲禀报，并直言：“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大宋自开国以来，从没有杀过读书人，我不想从陛下开始打破这个先例） 以“不杀士人”的祖制为由，劝阻神宗。

神宗沉吟良久后，退了一步，改口道：“那就将他刺面发配吧。”

没曾想，此时门下侍郎章惇站了出来，出人意料地说：“如此，即不若杀之。”（这样还不如直接杀掉）。

神宗愕然问其故，章惇的回答掷地有声：“士可杀，不可辱。”他认为，对士人而言，刺面流放的羞辱远比死亡更难承受。

神宗听后声色俱厉地怒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难道我连一件痛快的事都不能做成吗？）。

面对盛怒的皇帝，章惇毫不退缩，平静地回应：“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成才好。）。

宋神宗默然不语，冷静后怒气渐消，最终将此事交由蔡确、章惇酌情处理，放弃了重罚。

这段对话记载于南宋笔记《退斋笔录》，章惇是在捍卫士大夫、士人群体的尊严底线。在他看来，若不能保全士人“可杀不可辱”的体面，那么屈辱地活着比死去更糟糕。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迫使神宗意识到：即便是行使皇权，也不能以践踏士人尊严为代价来换取“快意”。

章惇劝阻宋神宗“快意杀人”一事，是北宋士大夫风骨的一次集中体现。

其中的章惇，是苏轼青年时期的挚友，中年的政敌。

章惇是北宋中后期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他一生果敢自负，既有铁血手腕，也不乏真性情。章惇的性格底色是极度好胜与果敢，这在他早年经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与侄子章衡同榜考中进士，但章衡是状元，章惇名次在其下。他深感耻辱，竟扔掉录取通知书（“委敕而出”），两年后重考，终于考取进士甲科第五名，这种近乎偏执的傲气，正是他性格中“刚”的底色。

入仕后，章惇位极人臣，不私亲属。他的四个儿子中，除了幼子曾为校书郎外，其余都只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于朝，史书也承认他“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不给自己儿子走后门升迁。

在对外政策上，章惇的刚直表现为一种强硬的骨气，绝不轻易妥协割地。

司马光等人主张向西夏割地以换和平，章惇对此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蹙国弃地”，甚至说提议的人“可斩”。

面对辽朝大军压境、旧党惊慌失措准备归还领土的局面，章惇力排众议，怒斥投降派，坚持主战。最终辽朝见北宋意志坚决，不敢南下，西夏也只得与宋签订和约。他主导的在西北对西夏和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显著战果。

章惇的刚直也体现在他的个人操守上，他并不因私情或利益而违背自己的原则。

章惇面对皇权和权臣时，敢于坚持己见，哪怕触怒对方。司马光拜相后，欲在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章惇针锋相对地反驳，指出免役、差役之法关乎生民利害，必须详审，“若真在5日内改免役法为差役法，‘更张草草，反更为害’”。他因此被保守派轮番弹劾，却“不贬不去”，宁愿被贬也不自请外放，只为争取时间捍卫新法，这跟苏轼自请外放形成了鲜明对比。

史书记载，章惇在高太后帘前与旧党激烈争论，多有不逊之词，说：“他日安能奉陪吃剑”，这是一句充满威胁与挑衅的狠话，意思是：将来我怎么能陪你一起挨刀、一起去死呢？因而触怒了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章惇被罢免枢密院职务，贬出朝廷知汝州（今河南临汝）。

哲宗驾崩后，向太后有意立端王赵佶。66高龄的章惇不顾太后已定之意，厉声以礼律力争，认为当立简王或申王。见太后不从，他更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同僚曾布呵斥他“听太后处分”，他依然坚持己见，不惜得罪新君和向太后，为晚年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徽宗继位后曾布任宰相，章惇失势，旧党轮番弹劾他，八个月后章惇被贬，从越州（绍兴）到潭州（长沙），再到雷州（湛江雷州），贬所一路南移至当时的愈加瘴疠之地，越来越偏远荒蛮，最终在湖州贬所去世。此后宋徽宗要建造延福宫、万岁山，搞出了祸国殃民的“花石纲”搜罗天下奇花异石。

章惇去世20年后，北宋在徽宗手中走向崩溃，金军逼近汴京，徽宗匆忙禅位给长子赵桓，即宋钦宗。次年北宋覆灭，徽宗、钦宗被金人掳走，章惇的话应验。

章惇的做法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道理”对抗“权力” 的勇气，也是宋儒刚直与风骨的体现。

苏轼与章惇的交往，是一段贯穿四十余年、从莫逆到死敌的复杂关系。两人的被贬经历中有过对方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故事，远不止“友谊破裂”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耐人寻味的细节。

嘉祐二年的金榜，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那一榜的进士名单里，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章惇、吕惠卿、曾布……后来的文坛领袖、理学宗师、变法名臣，几乎都从这一榜里走出来。这一科后来官至宰执的有九人，列入《宋史》传记的有二十余人。

苏轼与章惇同为当年金榜进士，年纪相仿，才学相当，性情相投。苏章初次相见时，苏轼便逢人便说章惇“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甚至认为功名将相对于章惇而言只是“其余事”。两人都豪放不羁，早年结为莫逆之交，常一同游历。苏轼在凤翔任判官时，章惇任商州令，两人常一起诗酒流连。一次同游仙游潭，面对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苏轼害怕不敢过，章惇却面不改色地平步而过，用绳索攀下绝壁，在峭壁上题下“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拍着章惇的后背半开玩笑地预言：“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这句戏言，日后竟一语成谶，预示了章惇日后果决狠厉的作风。

两人在山寺饮酒遇虎，苏轼的马受惊不敢前，便掉头离去。章惇却独自鞭马向前，靠近后用铜锣在石上敲响，将老虎惊跑，回头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两人的性格由此可览一斑。

政治立场上，苏轼属旧党，章惇是新党中坚，但政见分歧并未影响情谊。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因诗文被新党李定、舒亶等人诬陷下狱，性命垂危。此时，身为新党的章惇不顾党派利益和立场，挺身而出积极营救。乌台诗案中，在众人避之不及之时，章惇是少数挺身而出的人。

丞相王珪在神宗面前拿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指控苏轼目无君上、不臣之心，章惇在神宗面前据理力争，以诸葛亮号“卧龙”却无不臣之心为例，力证苏轼清白。退朝后又痛斥宰相王珪，质问：“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苏轼贬谪黄州后，众人对苏轼避之不及，章惇仍坚持常写信劝慰，并给生活困顿的苏轼一家送去物资，当时“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章惇却不顾新党同僚的压力为苏轼辩白。“乌台诗案”后，处于仕途上升期的章惇不避嫌的关怀尤为难得。苏轼在给章惇的信中感激道，那些曾追捧自己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唯有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章惇也曾在给苏轼的信中，劝诫他慎言，以免再招祸端。章惇的刚直和仗义在此刻超越了党派立场，成为了一种对原则和道义的坚守。乌台诗案中，章惇的表现堪称宋儒风骨的一次纯粹闪光。

这一刻的章惇，风骨是真实而刚健的。

元祐更化时期，宋哲宗即位，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得势，召司马光入京，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开始主持废除新法。次年升任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是左相，为宰相之首。苏轼、苏辙兄弟也被重新起用，官职一路升迁。

苏轼开始任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不久快速升迁，后升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紧接着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皇帝最亲近的机要秘书，参与决策。期间旧党分裂为蜀党（苏轼兄弟为首）、洛党（程颐为首）和朔党等，互相攻讦。苏轼作为蜀党领袖，成为洛党攻击目标，苏轼以健康为由，一次主动上奏请求外放，一次被动外放，远离权力中心以避祸。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朝廷以兵部尚书之职召苏轼还京，他抵京后兼任侍读（为皇帝讲读经史）。到京不久，苏轼便迁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苏辙回朝后先任右司谏，负责规谏皇帝、弹劾官员。很快升任起居郎，记录皇帝言行，随后同样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来更累迁至尚书右丞，达到了副宰相级别。

政治上，旧党全面废除新法。苏轼虽为旧党，却与章惇同声反对司马光尽废免役法。然而，政治清洗的浪潮中，章惇作为新党核心遭到旧党轮番猛烈围攻。苏辙当时人右司谏，是弹劾章惇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措辞严厉地弹劾章惇，指控章惇“奸恶”，章惇被罢去枢密使要职，最终将其逐出朝廷，章惇开始了七年的贬谪时光。

在对章惇的弹劾风波中，苏轼的表现是沉默与回避。他当时选择“不想在好友与手足之间两方为难，为了避嫌要求离开京城去地方做官”。

在对章惇的弹劾风波中，苏轼的角色很复杂：他没有直接参与弹劾，但通过起草制词和事后上奏深度卷入，他的行为至少构成了间接参与 。

苏辙弹劾后，苏轼事后追加攻击，一改此前对章惇用兵梅山、开疆拓土的赞美，转而单独上奏指控章惇“始求边功，构隙四夷”，谴责其“轻启战事，穷兵黩武，遗患无穷”。他还通过赞许他人拒绝拜谒章惇的行为，来暗贬章惇的人品，导致章惇被进一步贬谪。

章惇被贬时，苏轼以中书舍人身份起草了贬谪制词，“备载其罪于训词”，将章惇的罪状详细罗列并公之于众。

元祐元年（1086年）章惇被贬至汝州时期，苏轼写《归安丘园帖》致被贬的章惇：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译文：

苏轼启：前些日子我略表心意，承蒙您郑重回信，得知您安康安好，我深感欣慰。回归田园、安居丘园，本是我们早年共同的心愿，您却已率先实现，我实在无比钦羡。只是恐怕我尘世牵绊太深，不知将来是否真能像您一样摆脱俗务？遗憾无缘相见，不能畅叙往日情谊，心中怅然。信使即将返回，谨此表达谢意，言不尽意。苏轼恭敬地再次拜见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也许就是苏轼“不合时宜”性格的体现，章惇一直保存着苏轼写给他的《归安丘园帖》，这封信反被后人视为两人关系恶化的标志。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一直庇护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哲宗早已对旧党大臣的管束感到厌倦，亲政后决心继承神宗遗志，重行新法。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等人炮制了一份73人的元祐党籍名单，将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列入其中，加以贬谪，这标志着系统性批判和迫害的开始。苏轼作为高太后重用的旧臣，自然被视为需要清除的对象。

最终，苏轼被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这表面上是镇守边郡的要职，实则是将他排挤出权力中心。哲宗甚至打破惯例，拒绝了他赴任前的上殿面辞，信号已非常明确。从此苏轼面前铺开了一条一贬再贬之路。

新党重新得势，作为王安石变法坚定支持者的章惇拜相，独相七年独掌大权。他打着“绍述”（继承神宗遗志）的旗号，全面恢复新法，并对元祐旧党展开大规模的残酷报复，将许多元祐臣僚贬窜至岭南、海南等蛮荒之地。他对昔日好友苏轼下手最重、最狠。苏轼开始被一贬再贬：

先贬至岭南惠州，苏轼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又写下“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章惇读到后觉得他过得太逍遥，心生不悦，于是再将其贬至更荒远的海南儋州，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死刑。章惇甚至利用苏轼与表兄程之才的旧怨，故意派程之才赴广东任职，对苏轼进行人格羞辱。可以说，苏轼流落岭海六年多，其间的苦难实与章惇的刻意打压密切相关。

风水轮流转。宋徽宗即位后，章惇失势，被贬雷州。此时苏轼遇赦北归，听闻章惇被贬，“惊叹弥日”。

当命运逆转，章惇失势被贬岭南，苏轼获赦北归时，苏轼却展现了惊人的豁达。

章惇之子章援曾是苏轼门生，担心苏轼报复，写信求情。苏轼带病回信，称章惇为“丞相”，说出了那段感人至深的话：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四十年的交情，不因中间的政治恩怨而有增减。

他坦然表示“但以往者，更说何益”。

他不仅宽慰章援，叮嘱章惇在岭南注意身体，还特地抄录了一个治瘴疠的药方，并去信安慰章惇的姐姐，告知雷州并无瘴疠，让她放心。

一个半月后，苏轼病逝于北归途中。章惇也在贬谪中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年时光，一度中风，手足麻痹，病逝于湖州贬所。两人出仕四十一年，恩怨纠葛四十年，“与仕宦相终始”。

这段跨越了友谊、政争、迫害与宽恕的四十年恩怨，画上了令人唏嘘的句号。这段关系诠释了“君子之争”的复杂内涵。苏轼最终用“交情固无增损”为这段四十年的恩怨画上了句号，展现了超越政治恩怨的豁达与情义。

章惇的刚直，是一把双刃剑。它让他成为变法最坚定的守护者，在关键时刻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远见；但也让他行事偏激，树敌无数，最终在史书中留下了“奸臣”的骂名。《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认为他“穷凶稔恶”，是导致北宋衰亡的罪人之一。

《宋史》在元朝至正五年（1345年）修成，由元朝丞相脱脱、阿鲁图等主持编撰。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章惇被污名化主要源于南宋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全盘否定。实际上，他行政能力出众，在恢复新法、整顿财政等方面均有建树，其刚直和远见也得到部分认可。

章惇的一生，是才干、胆识与狠厉、偏执交织的复杂图景。他因党争被钉在“奸臣”的柱子上，但其行政能力和军事功绩，又让后世不断试图还原一个更立体的他。

苏轼仕途上的高光时刻在高太后听政的元祐时期，徽宗即位后对元祐时期得势的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宋徽宗崇宁年间，在宰相蔡京的主导下，对元祐党人的打击从贬谪升级为全国性的“立碑示辱”，前后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拟定120人的“奸党”名单，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立于皇宫端礼门外，让百官每日经过时都能看到。

第二次（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下令将碑文颁行全国，要求各州郡衙门前方也立碑，使“元祐奸党”之名传播天下。

第三次（崇宁三年，1104年）：名单大幅扩充至309人，包括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并重新刻石立于朝堂。章惇因当初反对立徽宗，作为新党核心人物也位列于旧党的元祐党人碑。

除了贬谪，宋朝对元祐党人及其后代的惩罚是系统性的，旨在政治上彻底孤立、经济上剥夺、社会上歧视，并消灭其思想影响。

使之 政治生命终结，碑上之人被定性为“奸党”，遭受“永不录用”的政治禁锢，彻底断绝了重返朝堂的可能。

对已故者追加处罚，对已去世的党人，朝廷进行追贬官爵并追夺谥号，如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均被追夺，从身后彻底否定其地位。

剥夺其身份与人身自由，许多党人被处以“除名勒停”（开除官籍）、“编管”（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或“安置”（限制居住）等，失去基本人身自由。

并且针对子孙后代进行惩罚，“锢其子孙”。党人子孙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同时不得在京城及附近地区任职，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甚至被明令“毋得官京师”。

限制居住与社交，党人子弟被禁止擅自进入京城，且被禁止与宗室通婚，已定亲未过门的也必须改正，从血缘上将其排斥出核心圈层。

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全面打压，禁毁著作。朝廷下令焚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印板，并禁止元祐学术的传播，连《资治通鉴》也险些被焚，从文化上抹除其影响力。

朝廷鼓励告发元祐党人言行，告发者可得赏钱三千贯甚至授官，营造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

可以说，这些惩罚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罗网，其严酷程度远超简单的贬谪。以致苏轼后人生活困顿，多次接受高俅的救济。

苏轼与章惇的故事，折射出党争如何将私谊碾碎的残酷现实，章惇在乌台诗案中的仗义与绍圣年间的狠辣，并非简单的“忠奸”二分所能概括，而是政治逻辑与个人情感激烈撕扯的结果。苏轼晚年的那句“交情固无所增损”，则超越了党派与恩怨，成为士大夫精神中最为动人的一抹光辉。他们只不过是浩荡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波小浪花，他们的才华、经历和最终结局，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