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妈坐在我家沙发上,把那杯龙井茶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来回三四次,最后叹了口气,说出那句让我如鲠在喉的话:
"秀梅啊,你说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连个人家都找不着。"
窗外秋风正紧,梧桐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打在玻璃上沙沙响。我坐在对面,端着一样的茶,没说话。四十三岁,副教授,博士学历,独自住着两室一厅,冰箱里永远有吃不完的剩菜——因为做饭只会做两人份,吃一顿剩一顿。
我妈说的,不是第一次了。
从我三十五岁开始,她就变了个人似的,走到哪里都替我张罗。亲戚介绍的,邻居牵线的,单位同事的弟弟、朋友的朋友的表哥,来来去去见了不下二十个。每一次我都认真赴约,每一次都不了了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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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我闺蜜小芳专门从南京回来,拉着我去了趟老城区的茶馆,说要跟我"好好谈谈"。
茶馆里烟熏火燎的,墙上挂着字画,角落里放着一笼黄雀,叫声脆亮。小芳把瓜子壳嗑了一地,直勾勾看我,问:"你上次那个,老余,怎么回事?"
老余,四十八岁,离过一次婚,开了个小工厂,人憨厚,话不多。我们见了三面。第三面他请我吃饭,席间说了句:"你平时在家做饭吗?我觉得女人嘛,还是要会持家的。"
我当时没发作,只是扯了个笑,说:"还好。"饭后他送我回家,我进门关上门,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我跟小芳说了这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秀梅,你这个人啊,心里太清醒了。清醒是好事,但有时候……"她停了一下,"有时候让人靠近不了。"
我心里一沉。
其实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读书读到博士,后来留校,一个人过惯了。早上六点起床,看半小时书,买菜做饭,九点到办公室,下午五点回来,晚上看文献写论文,生活规律得像一根刻了刻度的尺。
有人说我"太强势"。可我哪里强势了?不过是不愿意将就罢了。
那个说"女人要会持家"的老余,我不喜欢他那句话背后的意思——不是要找个伴,是要找个保姆。还有那个律师,第一面就问我愿不愿意婚后辞职带孩子;那个做生意的,见面第一件事就看我的手,说"手这么糙,是干活的命";更别提那个开口就问我工资的……
我妈说我眼光太高。可我只是不愿意跟一个打心眼里看不起我的人过一辈子,这算眼光高吗?
但我也不是没怀疑过自己。
就在今年春天,我遇到了老周。
他是我一个老同学介绍的,五十出头,大学老师,丧偶四年,带着一个上大学的儿子。第一次见面在植物园,他穿了件旧的格子衬衫,头发有些花白,说话慢悠悠的,问我喜不喜欢看闲书。我说喜欢。他就从包里掏出一本汪曾祺,说:"这本带来了,你要是没看过,借你。"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后来我们见了好几面,打电话,发消息,有时候聊到半夜。他不催我,不问我赚多少钱,不提将来谁来带孩子,只是每次说话,都认真听我说,偶尔笑一笑,说:"你这人,想法挺有意思的。"
我以为,这次也许不一样。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变得疏远了。消息回得越来越慢,最后说:"秀梅,我觉得咱俩……合适是合适,但我儿子那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孩子还小,我不想让他难受。"
我盯着手机屏幕,窗外路灯刚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晕在薄暮里晃着。
我没有哭,只是很久没说话。
后来我想了很多。我嫁不出去,到底为啥?
是因为学历太高?还是年纪太大?是因为我太清醒,还是因为我运气不好,碰到的人不对?
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
有一天深夜,我翻出那本老周借我的汪曾祺,书里夹着一张他随手撕的便条,上面只写了句话:"生活,是很好玩的。"
我把那张纸叠好,放回书里,泡了杯茶,坐到窗边。楼下有人在炒菜,葱姜下锅的香气顺着风飘上来,邻居家孩子的笑声隔着墙传过来,又远又近。
四十三岁,一个人,这日子也有它自己的滋味。
我没嫁出去,或许不全是我的问题。这世上有些缘分,就是该来不来,你等也没用,急也没用。只是有时候夜深了,会想——要是再遇到一个愿意慢慢说话的人,我愿意的。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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