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秀珍,今年五十二岁,在镇上开了家小裁缝铺。
那天下午,外头的梅雨还没停,雨水顺着屋檐滴滴答答地敲着青石板,整条街都是湿漉漉的青草气。我正低着头给人改一件旗袍,忽然听见铺子门帘被人挑开,带进来一股夹着雨腥味的凉风。
"阿姨,我这件外套……拉链坏了,能修吗?"
我抬起头,是个年轻后生,头发被雨打湿了贴在额前,穿着件深蓝色夹克,手里攥着帽子,笑起来左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
"放这儿吧,明天来取。"
"我明天就要出差,今天能不能……"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我叹了口气,接过外套。他就在旁边坐下来等,倒也不吵,只是时不时往我这边看。后来他说他叫陈建明,是镇上新来的农技推广员,老家在外省,一个人租住在街尾。
我随口问了句,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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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我手里的针差点扎进手指。二十八——跟我儿子志远一般大。
我离婚已经三年了。
前夫是个话不多却心思活络的人,在外头搭上了一个比我年轻十二岁的女人,最后干脆利索地提了离婚。邻居说我可怜,我自己倒没多少眼泪。四十多岁的女人,哭什么呢,日子还得过。志远已经在省城工作,每逢节假日才回来一次,平日里铺子就是我的全部。
陈建明第二次来,是送了一袋自己从村里带回来的新茶,说感谢我帮他急修外套。第三次,是带了两块田里刚摘的南瓜,说放着吃不完。
我笑他,"你这后生,走哪儿都带着菜啊?"
他挠挠头,"阿姨,我看你一个人开铺子,想着……"
"行了行了,放下吧。"我打断他。
我以为不过是邻里间的客气。可他隔三差五就往铺子里跑,有时候帮我搬一卷布料,有时候下午直接拎来两碗热米线,说是旁边新开的那家店味道不错。他坐在铺子门口的小凳上,跟我絮絮地说村里的事,说哪家种了新品种的水稻,说田埂上的蛙叫得有多响。
我剪着布,听着,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像是久旱的土地忽然淋了场小雨——暖,却也有点慌。
直到有一天傍晚,他送我回家,在巷子口停下来,郑重其事地说:"秀珍姐,我……我想跟你处处,你觉得呢?"
路灯刚亮,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愣了足足五秒,才开口:
"你知道我多大吗?"
"知道,五十二。"他没有丝毫犹豫。
"你跟我儿子一样大。"
"我知道。"他还是那副神情,认真,带着点倔强。
我转身走了,没有再说话。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着。
窗外的虫鸣把夜撑得很满,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得很。说不心动,是假话。这三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白天剪布缝线,晚上一个人对着电视,逢年过节对着儿子一桌子菜假装不孤单。陈建明带来的那点温热,我感觉到了,但我不敢接。
第二天,我去找了镇上的老姐妹桂英说这件事。她听完,先是哈哈大笑,然后用手肘顶了我一下,"秀珍,你这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人家大男孩倒追你,你还站在这儿发什么愁?"
"你不懂,"我摇头,"我有儿子的。志远要知道……"
桂英叹了口气,语气收了收,"你是怕儿子的眼光,还是怕别人的嘴?"
这句话戳得我半天没吭声。
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志远。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妈,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说不清楚。"
"你离婚三年了,我又不在你身边,你过得苦不苦,你自己知道。"他声音有些哽,"你要是觉得好,我没意见。但妈,你得想清楚,别委屈自己。"
我拿着电话坐在铺子台阶上,眼眶热了。
我最终没有答应陈建明,但也没有断然拒绝。
我对他说,我需要时间。他点头,说他等。
那之后他还是来,但收敛了许多,不再说那些话,只是帮帮忙,说说话,像个惯常来串门的晚辈。我看着他,有时候会想,这世上的缘分真是说不清楚的事——它不问年纪,不问来路,就这么悄悄长出来了。
只是我这颗心,走过了风雨,走得慢了。
慢,也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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