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姑父把他26岁的女儿狠狠揍了一顿，撑衣杆都打断了。

昨晚，姑父把他26岁的女儿狠狠揍了一顿，撑衣杆都打断了。她躲都没躲，等他打完，一脸无所谓地进了自己屋。

你打死我算了

姑父的撑衣杆断成两截时，表姐正对着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

金属杆砸在她背上发出闷响，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你打死我算了。”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得像在报菜名。

姑父的手停在半空，突然发现这个26岁的女儿变得陌生。

撑衣杆断成两截的时候，电视里正播着综艺节目，一群年轻人在屏幕上嘻嘻哈哈地做游戏，笑声罐头一浪接一浪。那根不锈钢的撑衣杆是姑父去年从超市买的，加固型的，据说能撑起最厚的棉被，此刻却像根脆弱的枯枝，断口处露出白森森的金属茬子。

姑父的手还保持着挥下去的姿势，胸口剧烈起伏着。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条纹睡衣，光着脚，脚趾因为愤怒而蜷曲着。客厅的顶灯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衰老的野兽。

表姐就坐在那张旧沙发上，脊背挺得笔直。她的后背刚刚承受了七下——我数得清清楚楚，第一下落在肩胛骨之间，第二下偏左，第三下正中，后面几下力道明显减弱，因为杆子已经弯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吊带背心，后背的皮肤上浮起一道道红肿的檩子，像某种残酷的现代艺术作品。但她一动没动，连肩膀都没有缩一下。

“你打死我算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好电视里一个谐星摔了个跟头，观众哄堂大笑。她的声音夹在笑声里，平平淡淡的，像在报菜名，或者在讨论明天早上吃什么。

姑父的手终于放了下来，半截断了的撑衣杆“哐当”一声掉在地砖上。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我站在餐厅和客厅的交界处，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苹果，苹果的切面已经氧化发黄了，我咬着的那一口还留在上面。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下午的时候，姑父发现表姐的房门又锁着——她自从三年前辞职回家，就把自己关在那间十二平米的房间里，白天睡觉，晚上对着电脑，偶尔出来觅食，像一只夜行的啮齿动物。姑父找她谈过无数次，从苦口婆心到声嘶力竭，从“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到“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每次谈话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表姐要么沉默，要么就用那种让人发疯的平静语气说：“我知道了。”

今天下午，姑父用备用钥匙开了她的门。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泡面和久不通风的浑浊气味，窗帘拉得死死的，电脑屏幕的光映着表姐的脸，惨白得像一张纸。她在打游戏，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姑父站在她身后看了足足五分钟，她头都没回。

“你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姑父问。

表姐没说话，手指还在键盘上飞舞。

“我跟你说话呢！”姑父提高了声音。

“听见了。”表姐说，眼睛盯着屏幕，“你出去吧，我这一局还没完。”

姑父后来跟我说，那一刻他觉得血往头顶涌。他看到了桌上的泡面桶，看到了地上的外卖盒子，看到了床上揉成一团的被子，看到了电脑桌上散落的烟灰——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他不知道自己女儿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他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顶着他女儿的名字，住在他女儿的房间里，用着他女儿的身体。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他吼了起来。

表姐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静，平静得让姑父心里发毛。然后她又转回去，继续打游戏。

姑父说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找到那根撑衣杆的，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挥下去的。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第一下已经落在了表姐的背上。那声音很闷，像打在厚棉被上。表姐的肩膀终于缩了一下——不是躲，更像是一种生理反应。然后她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任由后面的棍子落下来。一下，两下，三下……直到撑衣杆断了，直到他的手臂酸麻得抬不起来。

“你打死我算了。”她说完这句话，从沙发上站起来。后背的红痕在灯光下触目惊心，但她走路的姿态很稳，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她走进自己的房间，门在身后轻轻关上，然后是锁舌“咔嗒”一声落进锁孔的声音。

客厅里只剩下电视综艺的罐头笑声，和姑父粗重的呼吸。他低头看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那双手曾经能扛起两百斤的麻袋，现在却连一根撑衣杆都握不稳了。他慢慢地蹲下身，捡起地上的两截断杆，想对接到一起，当然对接不上。金属的断口参差不齐，怎么都对不上。

我走过去，把苹果放在茶几上。“姑父，”我叫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没看我，只是蹲在那里，盯着手里的断杆。“她小时候，”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她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她小时候怕疼，摔一跤要哭半天，要让我吹吹才肯起来。”

我记得表姐小时候。那时候她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碎花裙子，跟在我后面叫“弟弟、弟弟”。她会把零花钱省下来给我买冰棍，会在大人不在家的时候给我讲故事，会在我被邻居小孩欺负的时候冲上去跟人家打架。她打不过那个比她高半个头的男孩，被推倒在地上，膝盖磕破了，但还是一边哭一边喊：“不许欺负我弟弟！”

那个女孩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姑父大概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没有人吃饭。姑妈从厨房里端出已经凉了的饭菜，又原样端了回去。她红着眼眶，什么都没问，也什么都没说。这个家里有一种默契的沉默，像一层厚厚的、透明的胶，把每个人都封在里面，动弹不得。

半夜的时候，我起来上厕所。经过表姐房间的时候，发现门缝里透出一点光——她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敲了敲门。

“姐。”

没有回应。

“姐，你没事吧？”

里面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传来表姐的声音，还是那种淡淡的、无所谓的语气：“没事。你回去睡吧。”

我站在门外，手放在门把手上，最终没有按下去。我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姑父问表姐有什么打算，表姐说想开一家猫咖。姑父当时就笑了，说：“开猫咖？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表姐没有再说话，只是低头扒饭。后来姑妈偷偷告诉我，表姐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毕业后在一家设计院工作，每天加班到凌晨，终于有一天晕倒在了工位上。出院后，她就辞职回了家，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她心里有事，”姑妈说，“可她什么都不说。”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表姐已经在客厅里了。这很罕见，她通常要到下午才出现。她穿着长袖的连帽衫——应该是为了遮住后背的伤痕——坐在餐桌边，面前放着一杯水，没有喝。姑父坐在她对面，两人之间隔着一张一米二的餐桌，像隔着一整条黄河。

“我买了下周的票。”表姐说。

姑父抬起头，愣了一下。

“去成都。”表姐的语气还是那样，平平的，没什么起伏，“朋友介绍了个工作，做室内设计。先过去看看。”

姑父的嘴唇动了动。我看到他的手在桌下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你——”他开口，声音有点抖，“你想好了？”

“嗯。”表姐点点头，然后站起来，拿着水杯往房间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好像弯了一下，但转瞬即逝。她的眼睛很黑，很静，像一口没有底的井。

我看着她走进房间，关上门。这一次没有上锁。我听见她在里面收拾东西，抽屉开了又合，衣架碰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姑父还坐在餐桌边，面对着那杯表姐没喝的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那些皱纹里。他慢慢伸出手，端起那杯水，一口一口地喝完了。然后他站起来，把杯子洗干净，放回橱柜。他做这些事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三天后，表姐走了。她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姑妈往她包里塞了一袋苹果，一盒饼干，一个红包。姑父站在旁边，手里夹着一根烟，始终没有点。表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不确定她在看谁，可能是姑妈，可能是这个家，也可能是墙上那张她小时候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她缺了颗门牙，笑得没心没肺。

“爸。”她叫了一声。

姑父的手指抖了一下，烟掉在了地上。

“我走了。”表姐说。

她真的走了。门在身后关上，脚步声沿着楼道越来越远。姑妈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姑父站在那里，弯腰捡起那根烟，放进嘴里，又拿了下来。他的眼眶红了，但终究没有眼泪掉下来。

后来，我帮姑父收拾客厅的时候，在沙发下面找到了那两截断掉的撑衣杆。我拿起来想扔进垃圾桶，姑父却叫住了我。

“别扔。”他说。

他接过那两根金属杆，走到阳台上。阳台的角落里有一个旧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半死不活的绿萝。他把两根金属杆插进土里，用绳子绑在一起，做了一个简易的支架。绿萝的藤蔓慢慢爬上去，缠在断口处，一点一点地覆盖住那些锋利的金属茬子。

“这样挺好。”姑父说，拍了拍手上的土。

我不知道他是在说绿萝，还是在说别的什么。但那天晚上，我听见他给表姐打电话。隔着两道门，我听不清具体说了什么，只听见他的声音很低，说了很久。偶尔有几声笑，很轻，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气泡。

挂电话前，姑父说了一句：“钱不够了跟爸说。”

那边不知道回了什么，姑父笑了一声，骂了句“臭丫头”，然后挂了电话。他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起身去睡觉了。客厅的灯关着，只有窗外路灯的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阳台上那株绿萝上。它的新叶子正在月光下舒展开来，嫩绿嫩绿的，带着一点毛茸茸的边。

而那两截撑衣杆做的支架，稳稳地立在那里，撑着那些新生的藤蔓，和这个家里慢慢重新生长起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