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躲进深山四十年，写下一部书，两百年后才被人读懂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湖南衡阳石船山下。

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瘦骨嶙峋，贫病交加，住的是一间破旧的草屋，用的是破纸烂账簿做稿纸。但他至死没有剃发。大清王朝已经建立近半个世纪，乡民的脑门都剃得光光的，脑袋后面拖着一根辫子。唯独这个老人，头顶结着发髻，缠绕网巾。

他出门时，不管天晴下雨，都头戴斗笠、脚着木屐——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

他叫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

他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他留下的著作，在两百多年间默默无闻。直到晚清，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了《船山遗书》，他的思想才如火山般喷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王夫之和朱舜水并称为“两畸儒”——两个在当世毫无声光、却在几百年后发生绝大影响的人。

壹

一个举人，在王朝覆灭时放下了笔

王夫之的一生，开局本该是读书人的标准模板。

他四岁入私塾，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四岁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中第五名举人。按照正常的轨迹，他应该继续考进士，入仕做官，光宗耀祖。

但命运给了他另一个剧本。

中举的第二年，他北上参加会试，道路被战火阻断，被迫返乡。再过一年，甲申巨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二十六岁的王夫之闻讯“椎心泣血，数日不食”。

他放下了笔，拿起了刀。

清军南下湖南时，王夫之在衡山举兵起义。失败后，他辗转来到肇庆，在南明永历政权中任行人司行人。但南明政权的内斗让他彻底寒了心——死到临头了，各方势力仍在勾心斗角、互相厮杀，被清军各个击破。

他终于失望透顶。

从那时起，他不再以恢复明朝为志向。他悟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道理： “天下非一姓之私。” 这片土地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但他也不向满清屈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退入山林，用笔去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文明会崩塌？

贰

一个“异端”的孤独四十年

王夫之隐居石船山麓，前后四十八年。

这四十八年的日子，用“苦”字都难以概括。他誓不剃发，清廷四处侦缉他，他躲入大山，化为瑶人，避居偏远窑洞，或寄寓荒山野寺。无米下锅、三餐不继是常事，但他“仍苦读不辍”。没有好纸，他“到处拾些破纸或烂账簿之类充着稿纸”。

一个曾在乡试中名列前茅的举人，一个曾举兵抗清的热血士人，就这样把自己埋进了湖南最偏僻的山村里。

但正是在这样的孤独中，他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宏大的工程之一。

他一生著书一百多种。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学，几乎覆盖了传统学术的所有领域。他的《读通鉴论》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系统评论了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兴衰。他的《宋论》剖析了宋朝三百年的成败得失。他的《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黄书》《噩梦》《思问录》——每一部都在与他所处的时代进行最深刻的对话。

叁

他比同时代人走远了多远？

王夫之的思想，放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几乎是“超前”的。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 “气本论” 。他说：“人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性的“气”，而不是抽象的“理”或“心”。冯天瑜先生评价说，这一论述“肯定了世界的本体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是王夫之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富于近代色彩的最辉煌所在。

他不仅论证了物质的不灭性，还确认了物质运动的守恒，将“运动守恒”的思想阐发得相当周密。这些论说出现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比欧洲的能量守恒定律早了将近两百年。

在历史观上，他提出了 “理势合一” 。历史的规律（理）和历史的趋势（势）不是分开的，而是统一的。趋势中蕴含着规律，规律通过趋势展现出来。他由此得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结论：上古决非黄金时代。“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人类的祖先“亦植立之兽而已矣”。

在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前两个世纪，一个中国哲人已经写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论断。

他还提出了 “文化中心多元”论。他推测“中国”以外另有发达古文明，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认为诸文明“衰旺彼此迭相易”。他勇敢地冲破了“华夏中心论”的藩篱，明确指出“中国”并非世界之中心和全部。

在政治思想上，他在《读通鉴论》中论证了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写道，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法令，必须 “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

肆

“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王夫之生前，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他不开门讲学，连门生也没有。当时的名士，除了刘献廷外，他一个都不认识。他“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不愿与任何标榜声气的圈子来往。

他在孤独中写下了一百多种著作，但这些著作在他生前和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知道。甚至有人给他贴上了“异端”的标签。

但他自己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留下了一句话，精准得像预言：

“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他真的说对了。

他死于1692年。一百七十年后，同治四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刊刻了《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这是王夫之的著作第一次大规模面世。

此后，他的思想像一颗被埋藏了太久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谭嗣同读了他的书，深受震撼；章太炎、梁启超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了变革的力量。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辛亥思潮，“无不有船山思想的浓厚沉积”。

到了现代，他被树立为“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学者评价他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有人称他为“东方的黑格尔”。

从死后默默无闻，到被抬进孔庙从祀，到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这个“船山升格运动”持续了两百多年。

伍

王夫之的一生，是一个关于 “等待” 的故事。

他等了四十八年，在山中写下了一百多种书。他等了近两百年，他的书才被人发现、刊刻、传读。

但他从来没有为“被看见”而写作。他写作，是因为他必须写作。王朝崩了，他追问为什么崩。文明落了，他追问落了什么。他用“气”解释世界，用“理势”解释历史，用“趋时更新”解释变革。他不是在为一个死去的明朝写挽歌，他是在为一个还没有到来的未来写预言。

他出门戴斗笠，穿木屐。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他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守住了他所能守住的一切。然后他回到书桌前，在破纸和烂账簿上，写下了那些两百年后才被人读懂的文字。

一个在深山老屋里孤独死去的老人，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块基石。 他等到了。虽然他没有等到。

参考资料：《读通鉴论》《船山遗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冯天瑜《超前200年——王夫之的哲思深度》、陈焱《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维基百科“王夫之”词条、百度百科“王夫之”词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