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忱看庐陵文化

印象当中，在中国历史上，庐陵文化与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文化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特别是宋明二代庐陵人更是大放异彩，出现了以欧阳修、杨士奇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家或治世名臣，因此，想当然地认为其文化的底蕴一定是随处可寻，文化的光辉一定是随处可见。

国庆几天浸淫其中，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到江西庐陵感受庐陵文化。如果非要下结论的话，不客气地说，那只有四个字：“名难符实”。相比之下，文化的荒芜与空洞随处可见，怦然心动之处难寻踪迹，不知是不是经济上庐陵与吴中差距甚大还是别的原因。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吧。

四号到了吉水长塘村周忱故居及当地人建起的周忱勤廉文化基地。周忱在吉安当地人的记忆里印象非常模糊，许多当地人对吉安还有这么一号人物感到惊愕。这不能不想起前几年电视里的一个新闻，常州还是苏州一个地方搞拆迁，一栋将倒的老房子里至今还供奉有周忱的神龛，即使是现在，周的遗迹还在苏州周边地区常出现，只是想不到家乡人差不多已把周忘记得差不多了。世事沧桑，事实就是如此有趣。周忱当然在庐陵杰出人物排序之中只能算中等级别，但他在明代历史中却永远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人物，这恐怕大多数庐陵人想不到。

参观展陈，周忱的家世及事迹展陈倒是把周忱琐碎的经历介绍得还象那么回事，但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文不对题。周忱在历史上并不是以勤廉出名，按《剑桥中国史》的观点，他是明宣宗时著名的财政专家，是江南税赋改革家，把他归入了历史上改革家的行列，《剑桥中国史》的观点当然也来源于后世对周忱的诸多事迹及历史评价上。比如明末李贽就如此说：“为每出会计，视地丰凶、事缓急，为张驰调剂变通。民无逋负，官有余积，前后理财者皆不能及。”从明初到明末二百年，整个大明王朝能在财政上超过周忱的人基本上没有，这差不多是历史的定论。周忱自己也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济务达变”。历史上多次以实例的形式，记载他如何在江南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一点点打开局面，包括平米法、金花银、济农仓等改革措施的实行。中国历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非常之少，除了秦的商鞅变法，从汉贾谊的削番、唐裴度的整军、宋的范、王新政等等，失败的举不胜举，周的改革在当时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案例，他一举解决了明王朝多年未能解决的江南税赋问题，巩固了当时的明王朝统治，后期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实行，正是因利益分配的问题，否定了周的许多成熟做法而不得不走回头路的不得已之举，张居正在改革中对周的做法也是多所借鉴。用一个 “勤”字来概括周显然不合适，勤只能用于形容中下层官员的务实黾勉，兢兢业业，如果用一个勤字来说明大明王朝的二品官员封疆大吏不偷懒，是不是有点太瞧不起人了，由此，是不是可以认为庐陵人自己瞧不起自己人啊。

周是筹措江南大局的主要官员，是需要全局眼光和改革魄力的，勤字远远不能把他的政治眼光和治理能力展现出来，他是出思路抓队伍策划宏观的经略型人物，从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双崖文集》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有思想、有人生思考、有远大志图，同时，他的文学功夫非同小可，可以断定地认为，他是一个心胸足以任大事的人。因此，历史人物定位不准，这是第一错。

再来说周忱的廉。首先，周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他包含了许多的利益交换甚至不得已的委曲，这一点在周的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用当代的话语语境来说，就是周是一个比较圆滑的人，随机应变的功夫非常突出，他给自己的定论其实也是含有这一层深意在内，纵观周的一生也未敢自称廉，他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其次，如果周在廉洁方面非常过关的话，那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周的手下任苏州知府的况钟，他是在廉洁方面堪称表率的人物，明宣宗、杨士奇等重量级人物对此都是有评价的；另外，苏州人向来眼光毒到，十分的不留情面，历任官员官声如何都会有人留下一笔，这一点如果熟知明清苏人笔记的人都应清楚周忱的待人接物与况钟在廉上还是有差距。历史选择了把况钟作为勤廉的典型有足够的历史史实作依据，《明史》评：“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其实，周也孜孜爱民，如果周的廉可称表率的话，周的历史地位无疑会大放异彩，不仅轮不到况钟的出名，他的历史地位也将上追范仲淹等许多历史著名人物，至少比杨士奇的历史地位会更高，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再具体说周忱的廉。先强调一点，周并不贪，这从周忱后事的交待及其四个儿子的生活状态及田产置办的情况可以看出来。他不能称廉的大多数的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为了工作或者说喜欢做好人，再深一点讲，喜欢拍马屁也行，这在当时残酷甚至血腥的政治环境下有时确实是不得已，但这往往就易被人抓住把柄，为尊者讳的原因，就不过多渲染。历史上为什么滕子京要烧账本，因而被贬而引出著名的《岳阳楼记》，如果实在要问为什么滕要毁灭证据，那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不清了，这其实与周忱在晚年致仕的原因有异曲同工之味，许多事说不清了。为此，周曾写过一篇《求全得毁书》辨明自己的清白。其实，他得罪利益集团也是真，从当地大户尹崇礼恶告他开始，随着他的政治靠山及政治盟友相继离开政治中心，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改革人物面临人生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他也不例外，他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历任三朝为地方大员，除了明初有久任风气，也与他政治上长袖善舞的个人处世智慧有关联，当然，此种智慧也包含了消极的一面。

以上，只是仅仅说明把勤廉二字放在周忱身上是不恰当的，如果要给其人定性，明江南财赋改革大家，从明宣宗到景泰年间为后期正德至嘉靖年间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储备，客观上为江浙一带经济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历史人物有长有短，这本不可避免，看到范仲淹、王安石的悲情结局，周忱又是非常幸运的，他的文章非要说比他们二人差多少，也不尽然，在反映庐陵人的个性特点及古代士大夫的禀性上，他的文字非常地有特点，其游记有其清新隽永的气质；其序、记等在人物的描写上，感情真挚婉转，特别是回忆自己的母亲，非常地动人；其对历史的思考辨析也非常地有说服力，不是随便一个读书人就能通晓畅达。正因为非常地尊重与敬仰这一历史人物才有以上说法，这才是客观地看历史，所痛惜的是吉安人并不看重他，对他也没有相关的研究，甚至一本专著也没有，远不如欧阳修，著作满柜。

如果真要找一位勤廉典型，周忱家的一墙之隔就有那么一位，这就突显出庐陵人才的兴盛，真是人才辈出。周忱所在的村叫陈家村，陈家在明初有一位曾任宁国府知府名叫陈灌的人，宁国府在今天以安徽宣城为中心区域的地方。任上，陈灌做了大量稳定社会的工作，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且严格自律，是得到了朱元璋赏识的一个勤廉典型，能过老朱眼睛的人那是不掺一点砂子的。杨士奇曾评价他：“遗泽在嗣，世率于德”。陈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朱元璋制定天下鱼鳞册，这个政策的源头就来源于陈在宁国府对人口、田地的深度绑定试点，《明史》把他认作明代近三百年循吏第一人有其历史渊源，也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这一点看，当地对地方历史人物的挖掘存在着非常突出的视野盲区，甚至地方管理者及百姓对历史上有这么一号人物也感到茫然，这让一个外来参观者有些不可思议，难道陈家村对自己祖上的功业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吗？至少祖谱上有记载吧。

以小见大，吉安的槽点当然不至于这一点，还有更多看到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比如在后河梦回庐陵景区，

本是龙兴之地却看到了隐约的斩龙剑，不知道当地的主事者在思考或策划什么意象，虽然剑穿龙造型下有文字，但近身观看的兴致全无，也许他编造了一个理由，可第一印象遭到严重地践踏，即使是再充分的理由也无法弥补内心的失落；还有进士园，

就如一个暴发户带着几个所谓的文化人做了一个急功近利的大杂烩，工程质量的粗糙，一些对联生拼硬造的痕迹，一些想当然的人造景观，看不到庐陵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看不到庐陵人的精神气象，对比苏州的人文，庐陵人的文化积淀一个外来者感受不切，完全不是其时间的产物，就如内里孔子像下的大鼎，外表看着光鲜，一敲内里空空如也；至于杨万里纪念馆，

杨与范成大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诗词造诣确实值得肯定，这个馆建设的也不错，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比之下，心里疑惑是不是庐陵人对杨情有独钟？可惜此类太少，如果依照这一思路，那在庐陵将会出现多个的类似馆，因为历史上比杨突出的人物实在太多了，大义文天祥、文学欧阳修、才华解缙、功业杨士奇、廉洁金幼孜、理财周忱、刚正胡铨、理学罗钦顺等等，不要说其他如状元之类。从中可以看出，庐陵文化要做的实在太多，空白之处也太多，拉下的历史功课太多，恰如在经过的每个重要路口，往往看不到庐陵文化的影子，即使文化的推广上与邻近的抚州也有相当差距，基本的形象策划都没有，看来其泯灭于江西久矣，至于内情如何外人不敢妄评，究竟爱其人之切，伤其凋零若此而已，相信庐陵人自有分判，其中的每个话题，如果要深入探讨，篇幅太长，也做不到，只能点到为止。

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