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据陈毅回忆：留守红军命运全系于他

很多人说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名字就是陈毅。《梅岭三章》流传很广，几乎成了这段艰苦岁月的标志性记忆。可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守苏区的部队能不能撑下去、革命火种能不能保住，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坚持。后世整理陈毅晚年的回忆资料，得出过一句很中肯的评价，整个留守红军的生死存续，几乎全部寄托在项英身上。这句话并非陈毅当时的现场原话，却是他亲身经历绝境斗争后的真实心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启万里长征。撤离之前，中央正式组建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负责留守坚持斗争。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面主持留守工作，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瞿秋白等人一同留下坚持斗争。当时留守的正规武装，主要是红二十四师和各地独立团，作战兵力一万六千余人，再加上各级党政干部、重伤病员，总人数接近三万人。中央交给留守部队的任务十分明确，牵制国民党重兵，掩护主力红军顺利突围转移，坚守中央苏区，等待主力回师反攻。

留守初期，项英严格遵照战前中央既定指示，采取正规阵地防御战法，依托苏区原有工事阻击敌军进攻。彼时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大军压境，层层推进、步步蚕食，大片苏区根据地快速失守。陈毅当时腿部旧伤未愈，行动不便，却多次在分局会议上反复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敌我兵力差距悬殊，死守阵地硬拼消耗，只会把留守部队全部拼光，必须立刻拆分大部队，分散成小股武装，转入深山开展游击战，优先保存有生力量。

但项英始终顾虑战局变化，不敢擅自更改中央既定作战方针。他始终等待长征途中中央的最新指令，多次发电报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彼时中央处于紧急行军转移状态，通讯时断时续，始终无法及时回电，部队也因此错失了提前分散突围的最佳时机，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员损耗。

直到1935年2月，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终于发来两份关键电报，明确要求中央分局彻底转变斗争方式，放弃大规模阵地作战，将部队分散突围，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斗争，紧密依靠群众坚持敌后作战。收到中央指示后，项英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落实中央部署，将剩余部队划分为九路，分头突围转战各地。

这次突围过程异常惨烈，留守部队损失惨重。贺昌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何叔衡、瞿秋白突围途中不幸被俘、先后遇害，多支队伍被敌军打散，大量战士失联牺牲。一番血战之后，项英、陈毅仅带领三百余名幸存战士，辗转千里，最终抵达赣粤边油山根据地，与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顺利会合，稳住了最后的斗争根基。

1935年4月，项英、陈毅在江西大余长岭召开干部会议，正式确立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静待时机的游击斗争方针，这一方针也成为此后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指导原则。国民党方面为彻底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南方八省推行残酷的清剿政策，强行推行移民并村、十家连坐，隔绝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同时重金悬赏项英、陈毅的人头，常年进山搜剿、封山锁路。

此后三年，游击队员常年藏身深山岩洞、荒山野岭，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常年处在敌军搜捕、叛徒告密的双重危险中。这段绝境岁月里，项英主要统筹全局工作，维系各个游击区的联络，统一部署斗争任务，安抚军心、稳定队伍。当时电台彻底损毁、与中央完全失联，外界局势、中央动向一概不知，所有斗争决策、局势判断，都只能依靠项英独立研判。长期与世隔绝的斗争环境，让不少战士心生动摇、滋生畏难情绪，项英常年深入队伍，与干部战士谈心谈话，稳住军心，守住了革命信念。

陈毅则主要负责前线军事指挥，带领小股队伍开展伏击、袭扰、破敌行动，灵活周旋、避实击虚。两人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硬生生在国民党重兵封锁的绝境中，守住了赣粤边核心游击区。

这期间还发生过凶险的北山事件，曾经的军区领导龚楚叛变投敌，假意回归游击队，精心设下圈套诱骗北山游击队，致使六十余名游击队员牺牲、三十余人被俘。龚楚的目标，正是诱杀项英、陈毅。所幸当地群众及时通风报信，二人才连夜紧急转移，侥幸躲过致命危机。经此一事，项英更加谨慎，强化队伍内部审查，频繁转移驻地，规避叛徒带来的致命风险。

整整三年时间，南方游击区从未停止过斗争，也从未断绝过火种。无数当地百姓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进山送粮、送药、传递情报，成为游击队最坚实的后盾。正是依靠群众支撑和项英、陈毅的坚守，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革命力量，才得以在绝境中完整保存。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项英主动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协商南方游击队改编事宜。常年处于敌后斗争的各地游击干部，对国民党积怨极深，普遍抵触改编政策。项英、陈毅不辞辛劳，辗转各个游击区，耐心传达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一做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顺利推进改编事宜。

局势稳定后，项英专程前往延安，向党中央完整汇报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全部斗争历程，提交了六万余字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工作报告。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作出决议，高度肯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意义，明确南方保存下来的游击武装，是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此后，南方八省游击武装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成为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和核心领导人之一。

客观来看，项英的革命生涯有功有过。南方游击战争初期，他因固守旧有战术、应变迟缓，造成了部队不必要的伤亡；后续皖南事变中，他也因指挥处置存在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34到1937年那段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里，在与中央彻底失联、数万敌军层层围剿、无后方无补给的绝境中，是项英扛起了全局重担，稳住了队伍、守住了火种。

很多人记住了陈毅的豪迈风骨与传世诗篇，却很少有人知晓，三年绝境坚守的背后，是项英日复一日的隐忍、担当与坚守。陈毅亲历全程、深知其中凶险，这也是后世从他的回忆中，得出“留守红军命运全系于项英”这一评价的核心原因。

时至今日，史学界和民间对项英的评价始终没有统一定论。有人紧抓他的战术失误、指挥缺陷，否定他的功绩；也有人认为，在当年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下，能够保住南方革命火种，本身就是无可替代的巨大功劳。一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来不是一人之功，却总有一个人，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扛住了所有人扛不住的压力。这段历史的功过是非，至今依旧争议不断，留给后人无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