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笔记|陈来：以文明对话促进文明共荣

陈来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国学研究院院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

文明对话有两个基本内涵和外延，一个是狭义的，是针对“文明冲突”的讨论，属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范畴；另一个是广义的，是就文化和比较文化性质的讨论。广义的文明对话是国外学者70年代提出来的，尤其适用于人文、宗教、比较文化领域。狭义与广义的“文明对话”意义不同，不能混同，也不能相互替代。

从比较宗教的角度，学术界很早就关注“轴心时代”的各大精神文明的对话，认为这是世界伦理走向共识、人类走向和平文化的主要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的是后者。

现在需要把这两个概念加以诠释和澄清。文明对话的狭义意义，专门针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过时了。近30年来世界大部分冲突的热点都不是在亨廷顿所讲的“在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多起国际冲突的双方属于同一个文明，国际冲突越来越演变为围绕国家领土主权的争论。亨廷顿的理论本来就不能成立，近30年的现实证明，“文明冲突论”作为对国际关系新范式的观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的是广义的文明对话。中国倡导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不是针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设立的，而是对“文明对话国际日”更广更深的诠释。

将对话理解为一种主体性的行为，交流双方彼此倾听、彼此学习，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文明交流互鉴和文明对话都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各种相互关系，携手应对挑战。“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三个超越”正对应了文明交流互鉴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即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与联合国组织推动全球文明对话的一贯宗旨相合。“三个超越”代表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完整体系，对全世界都有普遍意义。国际政治的文明冲突属于前面所说的狭义的国际关系。文明隔阂与文明优越属于广义的、第二种范围。文明优越论是西方殖民主义以来的意识形态，由之而来的傲慢与偏见是文明交流的主要障碍，克服这种意识形态是密切世界交往，促进世界和平的关键。不过，在三个超越中没有提到文明对话，中国在2024年提倡文明对话国际日。也许今天我们可以再加一句话：“以文明对话促进文明共荣”。

国际政治范围内有关文明冲突的讨论，实际是个假象。某超级大国在冷战后很快制定了对外政策的目标，需要一个政治学的框架包装，“文明冲突论”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某超级大国把自己的敌对目标和世界战略修饰为“文明的冲突”，把原本只是局部因素的文明问题放大为冲突的整个背景，把自己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在世界造成的敌对性冲突说成是“文明的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自己的行为，也遮掩了其政治动机，即只是谋求一己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该超级大国的一些政客确实有文明的盲区，即不了解不同文明背景国家和人民的真正想法，但他们不是因为不了解不同文明背景国家和人民的真正想法才把相关国家作为敌人，而是先基于自身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利益确定了敌对对象，然后又以自己的文明盲区加重了对这些国家的误解。如果每个国家都和某超级大国一样，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只追求一己利益的最大化，世界的和平发展就不可能；只有大家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平发展才有希望。

近年的地缘冲突，都不是文明冲突，俄乌不仅同一个文明，以前就是同一个国家。朝鲜和韩国本来就是同一个文明，同一个国家。巴以冲突也早就是领土主权国家的冲突。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根本无法说明近三十年的世界地缘冲突热点。文明冲突只是美国自己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展望。亨廷顿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但这两种文明之间根本没有文明的冲突。就伊斯兰文明来说，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都是伊斯兰国家，都与美国没有冲突。儒家文明中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都与美国没有冲突。所以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但亨廷顿的地位使得世界和平人士高度重视其影响美国战略的可能性，所以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国家引起对他的强烈反驳。而联合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关注用文明对话代替文明冲突。没有文明的隔阂并不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历史上欧洲文明内部的各国间战争从来不断，直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东亚文明的各国间战争虽然少于欧洲，这主要是由于古代中国的对外和平态度起了主要作用以及近世朝贡体系所造成的客观效果，但也不能完全消弭文明内国家间的战争。战争并不一定来自文明间的误解，而更多来自地缘政治的直接需要。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前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价值基础是公平、正义。虽然这一文本没有完全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所有内容，但是在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方面体现得非常突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联合国的努力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联合国的精神价值得到了更全面、更凝练的展现，值得大力宣传。

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讲演，宣称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崩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理默茨说持续多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文明处于一个强权时期。达利欧也说，我们的时代特点是巨大的失序，我们处于一个没有秩序，强权压倒公理的大国冲突时代。那么，公理何在？

面对当今世界，怎么构建合理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怎么彻底改变一两百年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很突出的。整体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已不再存在，特别是经过50年代、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国家都独立解放了。但是霸权主义仍然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余也还在。不仅存在，而且现实地构成对构建合理世界秩序的威胁。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国家随着国力的增长，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的事务，特别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我想人类共同价值对推动全球治理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历史文化资源的话，那应该就是王道的思想，特别是由孟子阐发的王道思想。

最近十几年，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重视这一点了，即王道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孟子提出王霸之辩，“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论述已经上升到哲学维度了。行事诉诸武力，同时假借道德的名义，这个就是霸道。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行事要诉诸武力，可是同时要假借道德名义。称霸要靠武力，称霸者必须是大国。行事不诉诸武力，而诉诸道德，诉诸民心，这个就是王，就是王道。

王者不是依赖于武力，而是依赖道德的感染力。孟子揭示了二者的区别，说霸的本质是以力服人，王的特点是以德服人。以德服人是心服。这代表了一种价值观。“服”是秩序的体现，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孟子追求的理想中的“服”，不是被强力所压服，而是心悦诚服的境界。公道自在人心，公理自在人心。所以他又说，失其民着者失其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就是失去民心。

全世界人类共同价值就是王道，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源于全世界人民心中。所以今天我们唯有大力推广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有可能改变强权在当今世界的为所欲为。

闪电新闻记者 王清宇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