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策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 社会科学报

近期，我国经济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对于下半年经济工作，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同时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原文 ：《以政策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一鸣

图片 |网络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受到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关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加之全球经济环境深刻调整和复杂变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发展模式转型处在重要关键节点，经济由失衡向再平衡的调整正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失衡最突出的表现还是“供强需弱”。供给端仍保持较强韧性，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5.4%和5.2%，都明显高于GDP增速。需求端总体偏弱，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分别下降2.4%、1.2%和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明显低于去年上半年5%和全年3.7%的增速。价格走低是供强需弱的直接反映。2026年以来价格温和回升，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幅度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价格回升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外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的，并非主要是需求回暖驱动。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有所回落，说明内需尚未完全恢复。从更长期看，“供强需弱”是经济阶段性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更多聚焦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最突出的特征是增速换挡，由两位数增长降至个位数。但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不仅供给侧扩张速度放缓，需求侧扩张也在减速，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

需求侧降幅明显大于GDP增速降幅。GDP同比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个位数的拐点出现在2010年，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个位数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15年和2018年。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滞后于经济增速放缓，但降幅却明显大于GDP增速降幅。2017年后，除受疫情影响出现扰动外，总体上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低于GDP同比增速，表明需求端持续弱于供给端，需求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影响需求侧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引发需求扩张放缓，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抑制消费需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投资需求扩张。

推动宏观政策转型。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约束条件逐步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宏观政策的重心也要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财政政策看，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既要保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以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同时也要加快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比重，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从货币政策看，随着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货币信贷增长的条件也发生明显变化，流动性环境从相对短缺转为相对宽松。货币政策数量调控的作用大幅下降，价格调控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过去，货币政策往往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目标，但目前M2、社会融资规模、贷款余额已经很大，货币政策追求数量扩张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要逐步淡化数量型目标，强化价格型工具的作用。

根本在于深化结构性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落实“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加快金融体系调整。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金融循环加快转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新模式。经济信贷依赖度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上升。需要加快金融体系适应性调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股权类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同时相应调整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构建促进消费的制度安排。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提振消费。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目前，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仍然偏低，可分阶段提高，中央财政适当补助，地方结合财力自主上调本地标准，增加地方补贴额度。拓宽资金来源，持续划转国有资本收益充实养老基金。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健全传统产业经营主体退出机制，解决退出渠道不畅、退出成本过高、退出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高市场重组、出清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0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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