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终奖5.2万，同事们全都是52.2万，我没吵没闹

十二月十二号，星期四。

傍晚五点半，我把锅里的排骨汤转成小火。

锅盖掀开一条缝，白汽扑到脸上，眼镜上蒙了一层。

我拿围裙角擦了擦，顺手把灶台边的油星子抹掉。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

摘了手套，掏出来看。

银行的短信，入账五万二，备注写着“年终奖金”。

我盯着那行数字看了两秒。

然后锁了屏，把手机塞回兜里，接着擦灶台。

抽油烟机嗡嗡响，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

小满在屋里写作业，铅笔尖沙沙地刮纸。

我掀开锅盖，往汤里补了半勺盐。

老周六点四十进门，鞋底在门口的垫子上蹭了三下。

“今儿真冷。”他把外套挂上。

“嗯。”我应了一声。

“汤好了？”

“好了。”

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提钱的事。

小满说她数学考了九十二。

老周往她碗里夹了块排骨，说考得不错。

我把萝卜干往他俩那边推了推，我妈上礼拜腌的，切得细，脆。

晚上收拾完厨房，我在阳台上晾衣服。

手机跳出一条公司群消息，是刘爽发的。

“姐几个，年到账了没？我这边刚弹出来，五十二万二。”

底下有人回了个瞪眼睛的表情包。

我把手机扣在洗衣台上，接着晾衣服。

那件藏青色的工作服，袖口磨白了，是我在恒信穿旧的。

我把它翻了个面，挂在衣架上。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闹钟响。

起来熬粥，煎了两个鸡蛋。

小满出门前，我给她把红领巾在脖子上绕好。

“妈，你眼睛有点肿。”她说。

“没睡好。”我说。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大亮，路边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

骑车到城东建材市场，十五分钟。

卷帘门只拉开了一半，我过去用脚顶了一下底部，哗啦一声推上去。

这是老毛病了，别人推不动，我知道该顶哪个位置。

仓库里一股水泥和腻子粉混着的味儿，凉。

我拿起墙角的暖水瓶，往那只用了十年的保温杯里倒水。

杯身侧面磕掉了一块漆，杯盖的胶圈早就硬了。

但保温好，早上倒的，下午还是温的。

八点，人陆续到齐。

刘爽端着豆浆进来，挨个桌分。

“姐，你昨晚在群里咋没说话？”她问我。

“睡了。”我说。

她哦了一声，也没多想。

十点半，我去仓库盘货。

吴姐坐在小马扎上，边撕胶带边跟我说话。

她今年四十八，在公司八年，管发货。

“小晚，”她压低声音，“你年终奖多少？”

我没接话，手里的本子翻了一页。

“我拿了五十二万二。”她说，“我拆开手机看的时候，手都抖了。”

她顿了一下，“我以为看错了。”

我还是没说话。

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赶紧低头撕胶带。

那卷胶带被她撕得嗤啦嗤啦响。

中午吃饭，我在食堂角落坐下。

张波、老曹、陈浩几个人在另一桌，声音很大。

陈浩说：“今年这个数，我寻思着能换辆车了。”

张波说：“换个好点的，别买那种十多万的，丢份。”

陈浩笑：“那你借我点？”

张波说：“滚。”

我把饭盒里最后几口米饭扒完。

洗碗的时候，冯姐站到了我旁边。

她五十二，做账二十多年。

“小晚，”她压低声音，“你那个单子，是陈总亲自定的。”

“哪个单子？”我问。

“就奖金那个。”她说，“她昨天下午把我叫过去，一个一个念的。”

我拧上水龙头。

“念到我这儿，”她说，“她说，林晚那份，按五万二做。”

“哦。”我说。

冯姐看了我一眼。

“你别往心里去。”她说，“我干这么多年，这种事见多了。”

“没事。”我说。

我把饭盒扣上，放回柜子里。

回到工位，我打开电脑，把上午的表做完了。

下午三点，陈浩推门进来。

他今年二十八，陈秀君的侄子，进公司三年。

“林姐，”他把一叠单子往我桌上放，“这几个客户我接了，你那边把资料给我拷一下。”

我翻了翻那几张单子。

是我上个月刚谈下来的三个客户，两个小区装修队，一个物业公司。

“这三个是我跟的。”我说。

“陈总说了，让我跑一跑。”他笑嘻嘻的，“姐你忙，我帮你分担点。”

我把单子放回桌上。

“客户资料在我这。”我说，“要用，让陈总跟我说一声。”

陈浩脸上的笑淡了一下。

“林姐，你这话说的。”他说，“都是一家人。”

“那你让你姑来一趟。”我说。

他站了两秒，转身出去了。

门带上时轻飘飘地响了一声。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没睡着。

老周睡得沉，呼吸很匀。

我盯着天花板，想起今年三月的一件事。

三月十八号，下午，陈秀君把我叫进办公室。

她办公室里那盆绿萝长得旺，叶子垂到柜子边。

她给我倒了杯茶，说：“小晚，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我说您说。

她说：“有笔货款，走公司账不方便，想走一下你的卡。”

我手里捧着茶杯，杯子是温的。

“数额多少？”我问。

“八十多万。”她说。

“为什么要走我的卡？”我问。

她笑了笑。

“手续上的事，你别问那么多。”她说，“放心，钱不是你的，走一下就出去了。”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

“陈总，”我说，“这个我不太方便。”

她的笑还在脸上。

“怎么不方便？”

“我个人的卡，进出这么大一笔，”我说，“万一以后查起来，我说不清。”

她端起自己那杯茶，喝了一口。

“小晚啊。”她说，“你在公司多少年了？”

“十一年了。”我说。

“十一年。”她重复了一遍，“我把你当自己人才找的你。”

“谢谢陈总。”我说，“但这个我真做不了。”

办公室里十几秒没声音。

外面走廊上有人说话，脚步声过去。

她把茶杯放下。

“行。”她说，“那就算了。”

我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在后面说了一句。

“林晚，你是个老实人。”

我没回头。

那天之后，活还是一样多。

但有些事变得不一样了。

四月初，公司新接的一个商砼项目，原本我跟，换成了陈浩。

五月中，我报上去的一笔差旅费，压了将近一个月。

六月，公司搞团建，吃饭时陈秀君一个一个敬酒。

到我这儿，她举了举杯子，说“小晚能喝，让她自己喝”。

七月初，办公室调整工位，把我从靠窗的位置挪到了过道边。

我没说什么。

每天照样七点半到，照样把卷帘门顶开，照样往保温杯里倒水。

八月，我妈住院。

她住在老城区，一个人。我姐在南方，一年回来一次。

医生说心脏瓣膜有问题，得做手术。

手术押金八万。

我手里的活期有六万多，老周从公积金里取了一部分。

我原本想着，等年终奖下来，就宽裕了。

九月我妈出院，回家养着。

我每周末过去给她收拾屋子，熬排骨汤。

她总说：“别老来，你忙。”

我说：“我不忙。”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我给她买的保温杯，跟我那只一个牌子，颜色是新的。

“你们公司今年效益咋样？”她问我。

“挺好。”我说。

十月，吴姐跟我提过一次。

她说她听说今年年终奖要发不少。

“去年才发了八万。”她说，“今年听说翻好几倍。”

我说：“那挺好。”

十一月二号，冯姐让我帮她做一份高管个税的说明。

表格上列着公司三个股东全年的薪酬。

陈秀君那一行，写着全年一百三十八万。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

然后照着格式打完了。

十一月八号，我请了一天假。

那天上午，我去了市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在二楼，我取了个号，等了四十多分钟。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姓蒋。

我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桌上。

里面是我十四年的工资条、银行流水、劳动合同。

“我要反映个问题。”我说。

“您说。”她打开本子。

“我们公司从二零一一年起，一直按最低基数给我们缴社保。”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实际月工资一万二左右，公司按三千八的基数报。”

她开始记。

“这些年公司发的工资都是分两笔，一笔走卡，一笔发现金。”

“社保只按卡上那笔算。”

她记完，问我要了身份证和复印件。

“材料我们收下了。”她说，“十五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

我出门的时候，走廊里那台饮水机咕咚咕咚响。

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一封挂号信。

信封上印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里面是一张A4纸。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受理通知书》。

纸是白的，字是黑的，右下角盖着一枚鲜红的章。

我把它折好，夹进家里一个文件夹里。

那个文件夹里还有我和老周的结婚证、小满的出生证明。

十二月十二号，我的手机弹出入账五万二。

晚上公司群里的消息炸开了。

十九个人，除了陈秀君和我，其余入账都是五十二万二。

有人发红包，有人发烟花的表情。

刘爽私聊我：“姐，你到账了吗？”

我回了个“到了”。

她发来一个笑脸，没再问。

第二天中午，冯姐跟我说奖金是她亲自定的。

我说：“知道。”

她说：“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

我笑了笑，没接话。

那几天家里也有事。

小满期末考完，说想去市里上初中，说同学都去。

老周算了一笔账，择校费、租房、生活费，一个月得多出去三千。

“去就去。”我说。

“你这边……”他看着我。

“我这边没问题。”我说。

晚上他去洗澡，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着。

楼下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有个塑料袋挂在枝上，被风吹得一鼓一鼓。

我回屋，从柜子最底层翻出那个文件夹。

抽出那张受理通知书看了一眼。

又放回去。

十二月二十八号，下午四点。

冯姐到我工位边上，低声说：“小晚，陈总让你上去一趟。”

我把手里的报表存了盘，站起来。

上楼梯的时候，地板在脚下吱呀响。

陈秀君办公室里开着空调，暖。

她那盆绿萝还在，叶子还是那么旺，垂到了柜门那儿。

“坐。”她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给我倒了杯茶。

是今年的新茶，芽尖往上飘。

“小晚，”她开口，“今年公司效益不错，你也看见了。”

“嗯。”

“你干了十四年，从二十几岁干到现在。”她说，“是老人了。”

我没说话。

“我想跟你续个约。”她说，“原来三年一签，这回签五年。”

她把一份合同推过来。

“年薪给你涨三成。”她说，“另外，年底分红另算。”

我拿起合同，翻了两页。

纸是新的，字是打印的，末尾留着我签字的地方。

我把合同轻轻放回桌上。

“陈总。”我说，“我也有一份东西，想给您看看。”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抽出里面那张A4纸。

她接过去。

第一眼看的时候，她大概以为是合同。

然后她看清了那行字。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受理通知书》。

她的手指停在纸面上。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中央空调在出风。

她看了很久。

然后抬起头。

“这是你交的？”

“是我交的。”我说。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

后面的话没出来。

她把那张纸放在茶几上，手指还按在上面。

我看着她的手。

她的手不大，布着老年斑，指甲修得很齐。

“我从二零一一年进的恒信。”我说。

“这十四年，我每个月的工资条都留着。”

“公司按三千八给我缴社保，我实际拿一万二。”

“不止我一个。”我说，“刘爽、吴姐、老曹、张波，都是这样。”

“这么多年公司少缴多少，您心里比我清楚。”

陈秀君没说话。

她低下头，又去看那张纸。

“小晚。”她说，“咱有话好说。”

“我没吵。”我说，“今年奖金我拿五万二，别人拿五十二万二，我一个字没说。”

“今天您找我续五年，我把这个给您看，也没吵。”

她抬起头。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

“我交这个东西是十一月份交的。”

“公司的社保，该补的得补，该罚的得罚，谁说了都不算，得按规定来。”

她把手从纸上拿开。

“五年的合同。”她说，“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我说。

“那你要走？”她问。

“合同到期我不签了。”我说，“还有一个月。”

她往后靠到沙发背上。

眼睛看着窗外，外面是建材市场的院子，有人正往叉车上装货。

“小晚。”过了半晌她开口，“你知不知道，公司要是被查，所有人都得重新算。”

“我知道。”我说。

“他们都会恨你。”

“那也没办法。”我说。

“他们拿五十二万二的时候，也没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陈秀君没再接话。

我站起来，把那份合同拿起来，放回她桌上。

“陈总，那我先下去了。”我说，“明天的货还得发。”

我走出办公室，把门轻轻带上。

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扶着栏杆站了两秒。

电梯门开了，刘爽出来，看我一眼。

“姐，你脸咋这么白？”

“空调太热。”我说。

回到家，老周在厨房做饭。

小满在客厅看电视，听见门响，喊了声妈。

我换了鞋，把包挂在门后。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老周从厨房探头。

“事办完了。”我说。

吃饭的时候谁都没提公司的事。

小满说她同学家买了只猫，布偶，特别好看。

老周说：“你自己养去，别打我们主意。”

我说：“养猫也行，你负责铲屎。”

小满乐了。

第二天照常上班。

卷帘门还是得用脚顶一下。

保温杯里倒热水，还是有那股淡淡的铁锈味。

吴姐过来的时候，我看她一眼。

她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问我今天的货点到哪了。

上午十点，来了两个人，穿深色衣服，找冯姐拿东西。

中午他们走了，冯姐脸色不好。

下午，陈秀君没来。

后来的事，我是听别人说的。

补缴的金额是十一月底核出来的。

公司成立以来所有在职和离职员工的社保差额，加上滞纳金和罚款。

五百多万。

市场里其他老板也议论了一阵子。

有人说恒信摊上事了。

有人说是谁把公司告了，猜来猜去。

没人猜到是我。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五点。

我把工位抽屉清了一下。

一只旧保温杯，一叠便签，两支笔，一本记了五年的账本。

我把账本留在抽屉里。

保温杯洗干净，晾在窗台上。

然后背上包，从侧门出去。

院子里冷，叉车停在墙角，盖着一块遮雨布。

门口卖煎饼的还在，锅里腾着白汽。

我走过去。

“来一个，多加个蛋。”我说。

那天之后，我就没再去恒信上班。

那一个月，我按合同规定，把手上的活交代给了张波。

客户台账复印了三份，一份给冯姐，一份给张波，一份我自己留。

交接单上签了字，日期写的是明年一月三十一号。

过完年，我在家歇了半个月。

每天送小满上学，回来路过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

二月底，建材市场那边风传，恒信裁了人。

陈浩走了，说是回老家开店。

张波也走了。

三月，恒信把店面重新装修，换了个招牌。

有天我去市场那边买菜，远远看了一眼。

卷帘门是新换的，银灰色，看着挺亮。

不用再拿脚顶了。

四月，我在东边一家新开的家居公司上了班。

做的是老本行，跑客户。

老板四十出头，人挺客气。

第一天下班，他拎了个保温杯过来。

“姐，这个是公司发的，一人一个。”

我接过来，新的，没拆封。

我说谢谢。

回家路上，我骑到半道停下来。

从车筐里把那个杯子拿出来看了看。

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只旧的带去了公司。

杯盖的胶圈松了，我用一根橡皮筋缠了两圈。

接满热水，拧紧，搁在桌角。

中午喝的时候，还是温的。

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回我妈那儿。

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拿着我给她买的那只新杯子。

“工作顺当吗？”她问我。

“顺当。”我说。

“那就好。”

她伸手把我拉到旁边坐下。

阳光落在她手背上，斑斑点点的。

“前些日子，”她说，“你姐打电话来，说你以前那个公司出事了。”

“出了点事。”我说。

“跟你有关系没？”

我顿了一下。

“有一点。”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

然后她伸手，替我理了理额前的一绺碎发。

“我闺女，从小就不爱说话。”她说。

“三岁那年摔了胳膊，疼得直哭，也不喊人。”

“就自己蹲在门槛上。”

我笑了笑。

“行了，多大的人了。”我说。

她拿起那个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

“这杯子好。”她说，“一上午都是热的。”

那天下午我回去，路过一个花市。

我停下来，买了一盆绿萝。

十块钱，小苗，装在塑料盆里。

回家后我把它搁在阳台上，浇了水。

小满放学回来，问那是什么。

“绿萝。”我说。

“养它干嘛？”

“好活。”我说，“给点水就长。”

那天夜里下了点雨。

第二天早上，叶子显得比昨天亮。

我站在阳台上，手扶着栏杆。

楼下有个老人在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我回屋把保温杯灌满，骑车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