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 | 建得起只是及格线，转得动才是真考题

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区门口，一块电子屏实时公示着炉膛温度和排放指标。这里是全旗唯一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设施——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市政污泥在同一条焚烧线上协同处理，余热用于厂区供暖。

至少从眼下看，四子王旗已经跨过了第一道坎——设施建起来了，也已投入运行。但对不少县域而言，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有没有设施”，而是设施建成后能不能长期、稳定、经济地运行。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但从公开统计口径看，这一指标以“行政村是否得到收运处理”为统计对象，并不能直接回答每一吨垃圾最终是否都得到了规范处置。收上来了，不等于妥善处理掉了。

同样是县，走的路各不相同

四川省喜德县，2025年城乡生活垃圾2.9万吨，无害化处理量2.9万吨，无害化处理率100%。但全县唯一一座填埋场，设计处理能力仅为1.46万吨/年，实际处理量已达2.9万吨，运行负荷约为设计能力的‌198%‌。按官方信息，它将在2027年达到使用年限，当地即将面对新的末端处置技术途径和能力选择。

安徽省固镇县走的是另一条路。当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2024年4月投运，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400吨，实际收集量仅约280吨/日，厂子建起来了，却“吃不饱”。针对这一情况，固镇县已谋划推进‌陈腐垃圾挖运焚烧项目‌。

四子王旗则选择了另一种模式——以较小规模焚烧设施协同处理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市政污泥。

一个处置能力趋紧，一个设施负荷不足，一个选择小型化协同处置。三个县的不同情况说明，县域垃圾治理并不存在一套可以简单复制的模式。垃圾量、人口密度、财政能力、运输距离乃至气候条件，都可能改变最终的技术和管理选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给出两条路径：一是城市或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村庄，采用统一收运、集中处理模式；二是交通不便或运输距离较长的村庄，因地制宜建设小型化、分散化、无害化处理设施，推进生活垃圾就地就近处理。

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专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县域治理面临着与大中城市不同的约束条件。大城市集约化、高运维的大型焚烧模式，并不适配县域小体量、分散式、工况波动大的垃圾特征，部分项目因此容易出现“建得成、稳不住、养不起”的问题。

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给出的判断是，对于部分人口稀疏地区，如果在较大服务半径内仍无法形成足够的垃圾量，集中焚烧的经济性就会明显下降。他还提醒，这类困境有明确的地理分布——出现问题的县域，大部分位于胡焕庸线以西。

建起来，却转不动

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基本实现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无废城市”建设地区以及其他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应建尽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不具备建设焚烧处理设施条件的县级地区，通过填埋等手段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几年间，各地县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加快建设。但如果我们的关注点转到运行情况，问题就变成了：建成之后，能不能真正转起来？

停运，在县域小型焚烧领域并不罕见。

内蒙古绿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嵬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示范项目评审专家。据他介绍，内蒙古已建成300套以上低温热解矿化炉，停运比例在八成左右。上述数据并非官方统计，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部分小型低温热解设施面临的运行困境。

四川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此前在佛山建设的一套日处理6吨热解碳化设施，建成后累计运行不足20天，仅电费便支出7万余元，随后项目停止运行。

为什么转不动？原因来自多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层面，设备能烧起来，不等于能长期稳定运行。在薛涛看来，县域小型焚烧市场“技术鱼龙混杂，真正好的不多”。陈扬也指出，长期以来县域小型处置装备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一些设施工艺简单、污染控制能力不足，在复杂工况下能否长期稳定运行仍需要实践检验。

从工况角度分析，县域生活垃圾成分杂、干湿波动大、热值极不稳定，尤其在北方冬季低温环境下，炉膛工况更易波动，可能出现燃烧不连续、燃尽率不足、次生污染物难以稳定控制等问题。

同济大学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村镇生活垃圾高值化利用与二次污染控制技术装备”首席科学家何品晶指出，在建设运营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小型垃圾焚烧设施能够实现高温燃烧、烧干净垃圾，但必须认识到其热容量小、控制手段少、垃圾产生量和性质波动大的客观特征。

其次是经济层面，越需要小型设施的地方，往往越难承担高昂的单位处理成本。薛涛把它归结为一组“剪刀差”。他进一步解释，县域小型焚烧面对三重叠加的“倒挂”：垃圾长距离运输所需的成本可能会接近焚烧处理费的市场底线；人口稀少地区财政本就紧张，能拿出的处理费难以覆盖焚烧设施的运营成本；垃圾量少、发电量少，上网电量与补贴同样上不去。三个因素叠在一起，“人口稀少、运距又远的地方，就不太容易实现垃圾焚烧的商业模式”。

再次是管理层面，一座厂需要的不只是设备，还需要长期运维能力。相比大城市成熟的垃圾焚烧体系，县域项目往往更缺专业运行人员、维修力量和持续监管能力。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闫大海指出，不少村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依靠当地农牧民兼职维护，专业培训不足，加剧了运行的不稳定性。

垃圾焚烧设施不是“交钥匙”之后便可以自行运转的普通设备。进料组织、炉况控制、药剂投加、污染物监测、设备检修，每一个环节都依赖持续的专业管理。对于经济基础较弱、专业人才不足的县域而言，这套能力的建设，有时比建成一座厂更难。

管得起、管得住，才是真考题

当县域垃圾治理从“补设施短板”进入“提升运行质量”的阶段，评价一个项目的尺度也需要发生变化。

过去，一项工程是否建成、是否形成处理能力，往往是最直观的指标。但设施建成并不等于治理能力形成。真正决定一座设施价值的，是它能否多年持续运行，能否在不同工况下稳定达标，地方财政能否长期负担，出现故障之后有没有专业力量及时维护。

今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等相继出台，固体废物治理相关制度和规划持续完善，地方也开始更加重视农村牧区垃圾设施的运行和监管问题。

今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牧区垃圾治理的若干措施》，明确运距超过70公里或车程超过1.5小时的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就地就近处理；对简易填埋场、低温小型焚烧设施开展排查评估，分类整改、提标或关停；同时要求强化运维经费保障。

政策方向已经从“有没有设施”，进一步指向“设施能不能稳定运行”。但长期运营的钱从哪里来，依然是现实难题。

薛涛指出，中央财政资金更多支持项目建设，而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的是持续多年的运行支出。建设资金是一次性的，运营支出却年年发生；地方财政如果缺乏稳定的支付机制，项目即便建成，也可能再次陷入停运。

因此，未来县域垃圾治理需要补的，或许已经不只是设施数量，而是与设施相匹配的长期运行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阶段就应把垃圾量、运输距离、财政承受能力和长期运行成本算清楚，避免“先把项目建起来再说”；另一方面，也应逐步从单纯采购设备、建设工程，转向更加重视长期运营绩效和专业化服务。

对于县域垃圾治理而言，这或许才是下一阶段真正需要跨过的门槛。

来源 | 中国环境 记者：方琬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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