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颗卫星要是砸在山西，谁担得起？」
1982年冬，苏联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失控，四年前就有一颗同类卫星砸中过加拿大，山西紧急成立应急指挥部，所有人都等着辐射防护专家李德平拿主意。
可他带着团队算了十几天，说完用不着慌，转头又下令：仪器一台都不许撤。
01
1982年12月底，太原下了一场雪。
晚上九点多，研究所宿舍区一片安静。
李德平坐在饭桌前，捏着电烙铁，给一块线路板补焊点。
那年他56岁，头发白了一半。
他晚上不爱串门，一下班就在家捣鼓这些东西。
门被拍响了。
所里值班的年轻研究员站在门口，大衣上落满了雪，喘着粗气。
「李先生，省里来电话了。」
「什么事？」
「苏联有颗卫星失控了，上面装着核反应堆，随时可能掉下来。」
电烙铁在焊点上停住了。
一缕松香烟冒了起来。
李德平把烙铁插回支架，拔了电源。
「哪一颗？」
「宇宙-1402号。」
李德平抓起门后的棉大衣，跟着他往所里赶。
雪地里，年轻人憋了一路，还是没忍住：
「李先生，这东西真有那么吓人？」
李德平边走边扣扣子：
「四年前，宇宙-954号掉在了加拿大。」
1978年1月，也是一颗苏联核动力卫星，坠进了加拿大西北部的荒原。
放射性碎片撒了一大片。
加拿大和美国组织人手，顶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搜了好几个月，一块一块往回捡。
事后，加拿大向苏联索赔600多万加元，苏联最后掏了300万。
「那回好歹掉在荒原上。」
李德平推开所里的大门。
「这回掉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第二天上午，省里在一间老会议室开应急会。
暖气烧得不旺，不少人没脱大衣，屋里烟雾缭绕。
省军区司令员坐在主位。
文件一页页传了下去。
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苏联往太空送过一批这样的卫星，专门盯着海上的舰船。
卫星上的雷达耗电大，太阳能电池板供不上，苏联人就给它装了小型核反应堆。
宇宙-1402号是1982年8月30日发射的。
按设计，它退役时要把反应堆推上更高的轨道，让它在那里转上几百年。
可这一回，推送失败了。
12月28日，整颗卫星分成了几块，正一圈一圈往下掉。
什么时候掉，掉在哪儿，连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都只能估个大概。
那几天，世界各地的报纸天天追着报道，好几个国家都在做应急准备。
国内有关部委和各省市，也都接到了通知。
会开到一半，坐在李德平对面的一位干部把茶杯往桌上一顿：
「这颗卫星要是砸在山西，谁担得起？」
满屋的人都扭过头，盯住了角落里的李德平。
省里已经定了，应急办公室设在李德平所在的研究所，由他任总技术指导。
司令员把烟掐灭，开门见山：
「李先生，你给个准话，会不会掉在我们这儿？」
李德平摘下眼镜，拿衣角擦了擦镜片。
「现在说不准。」
底下有人交头接耳。
那位干部追问：
「那什么时候能说准？」
「算出来的时候。」
「要是算不出来呢？」
李德平把眼镜戴回去。
「那就接着算。」
散会后，走廊里有人嘀咕：
「这个李德平，一句宽心话都不会说。」
李德平听见了，没回头。
他心里清楚，算错了，后果要两千多万山西人来担。
算对了，什么都不会发生，也不会有人记得这回事。
当天晚上，所里腾出一间会议室。
黑板擦干净了，桌上摆着几台计算器、几把计算尺，还有一摞从各处调来的外文资料。
几个骨干围坐一圈，等他分派任务。
李德平捏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
【卫星上有多少放射性物质。】
【进入大气层后，会造成多大污染。】
【掉在山西的概率有多大。】
他转过身：
「三件事，一件都不能含糊。」
粉笔灰落了他一袖口。
头顶悬着一样东西，不知道它哪天落下来。
这种滋味，李德平不是头一回尝。
四十多年前在江苏兴化，他就尝过。
02
1926年11月4日，李德平出生在北京清华园。
父亲李继侗是植物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林学博士，在清华教生物。
李家是兴化望族，祖上出过明朝状元李春芳。
小德平看见什么都要追问一句为什么。
父亲答不过来，干脆给他订了一份《科学画报》。
这本杂志的撰稿人里有不少知名科学家。
每期一到，他翻来覆去要看好几遍。
李继侗课多，还常带学生去野外考察，父子俩见面的时候不多。
可只要得了空，他就领着儿子出门散步。
有一回，两人从清华园出发，边走边聊，一路走到了西直门。
路边有棵树长歪了，李德平指着问：
「这棵树为什么是歪的？」
李继侗反问他：
「你看看，它朝哪边歪？」
「朝南。」
「南边有什么？」
李德平琢磨了半天：
「有太阳。」
李继侗笑了，没再往下讲。
1933年1月，华北局势吃紧。
除了祖父和父亲留在北平，家里其他人都去苏州避了一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父亲正在外地出差，母亲徐淑英看形势不对，带着孩子们南下。
一家人辗转苏州、扬州，年底回到老家兴化，住进了西大街132号。
李德平进了昭阳小学。
1938年，日军飞机三天两头来空袭。
警报一响，学生们拔腿往家跑。
母亲扯下家里最厚的棉被，盖在八仙桌上。
「都钻进去，头朝里！」
李德平和妹妹们缩在桌子底下。
妹妹吓得直哭。
李德平捂住她的耳朵，自己却竖着耳朵听。
他在心里默数：
【从听见飞机到飞过头顶，大概数到二十。】
【数过三十还没炸，就是飞走了。】
怕归怕，脑子不能停。
空袭越来越频繁，学校搬到了兴化乡下的湖北庄和东鲍两个小村子。
村与村之间没有像样的路，来往全靠船。
全校只有王老师有台小收音机。
他每天晚上听完广播，第二天再把消息讲给大家。
村里没有教室，学生们就在庙里上课。
佛像立在身后，课桌就是饭桌。
天黑后，两个人一组点一根洋蜡看书，困了就睡在教室后头的铺板上。
条件寒酸，老师们的本事却一个赛一个。
教英语的顾有庆老师，讲着讲着，在黑板上推起了三角函数。
教美术的另一位顾老师，教学生用染色的灯草粘拼图画，拿麦秆编扇子。
一年后，李德平考进了兴化县立初级中学。
初中读了三个学期，没有一个学期是完整的。
后来兴化县城也沦陷了，学校办不下去。
母亲咬咬牙，托人买回一块黑板，在家里腾出一间空房。
亲戚家、邻居家的孩子都凑了过来。
能讲课的站在黑板前，能听课的坐在底下，一个班就这么拼了起来。
没有课本，就把家里的藏书翻出来当教材，找到什么读什么。
晚年李德平说起这段经历，总要补上一句：
「我高中一天都没上过。」
03
1943年，父亲李继侗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
七七事变后，他跟着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一路步行到昆明，走了六十多天。
兴化到昆明隔着几千里，中间还隔着战线。
李德平要去去找父亲，他先坐船，再步行，挤火车，抢车票，一路借宿在亲戚朋友家里。
走了几个月，他到了昆明。
去学校的最后一段路，坐的是木炭公共汽车。
车厢里固定着一只炉子，一路烧木炭，烧出煤气带动引擎。
碰上陡坡，乘客还得下来推车。
见到父亲那天，李继侗上下打量他，半天才冒出一句：
「长高了。」
1944年春，李德平进了西南联大先修班。
同班的人大多正经读过高中，他心里直打鼓。
【一天高中没上，跟得上吗？】
半年后，他被保送进物理系，比不少同学早了一年。
联大的校舍不少是铁皮顶、土坯墙，赶上下雨，老师讲课得扯着嗓子。
有一天，他去学校合作社买肥皂，卖货的同学递过来一块：
「赵先生做的，好用。」
「哪个赵先生？」
「物理系的赵忠尧先生。」
李德平攥着那块肥皂，愣在柜台前。
赵忠尧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竟在家里支起锅熬肥皂，贴补家用。
中文系的闻一多先生挂牌给人刻图章，挣来的钱还接济了几个穷学生。
化工系的谢明山和航空系的王德荣两位先生，合伙研制出了西曼墨水。
化学系的高崇熙先生，种了一片剑兰。
晚年李德平回忆起那段日子，说：
「那个时候杂事很多，但大家都不推脱。」
物理系的老师有周培源、吴大猷、叶企孙、赵忠尧、霍秉权。
李政道、黄祖洽是他的同学。
李德平偏爱做实验，肯下功夫，手又巧，在同学里出了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第二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北返。
李德平回到北平，在清华读完了三、四年级。
1948年毕业，他留校当了助教。
系主任霍秉权带着他，修复抗战前中国的第一个云雾室。
孟昭英先生又把他要到无线电实验室，指导他做出一台千伏级的高压稳压电源。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物理系招生人数猛涨。
实验室小，仪器少，美国又对中国封锁核物理科研设备，有钱也买不来。
助教们只好自己画图纸，跟着系里工厂的老师傅做仪器，自己编讲义。
1950年秋天，钱三强来清华挑人。
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缺能动手的年轻人。
周培源先生向他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德平。
钱三强领着李德平去所里转了一圈。
那里的云室和计数管技术都在国际前沿，比清华先进了一大截。
多年后，李德平笑着说：
「就是受了这么一点诱惑，我才去的。」
04
1951年，李德平正式调进近代物理研究所，在探测器组当助理员。
组长由钱三强兼任。
钱三强常跟年轻人念叨：
「吃面包，就要从种麦子开始。」
搞原子能，得先有加速器，先有探测仪器。
可那时所里什么都缺。
很多原料，是同事们跑遍北京城一样样淘回来的。
仪器上的玻璃件，市面上买不到。
李德平站了出来：
「我会吹玻璃。」
这是他在大学里学的手艺。
他点起喷灯，把玻璃管烧得通红，一边转一边吹，硬是吹出了探测器要用的单级汞扩散泵。
有同事打趣：
「李德平，你这是物理学家，还是玻璃匠？」
李德平头也不抬：
「能用就行。」
不久，戴传曾先生想研制一种卤素计数管，工作电压低，寿命长。
国外早已批量生产这种管子，可工艺保密，能查到的文献屈指可数。
戴传曾找到李德平：
「这东西，咱们自己做得出来吗？」
「做做看。」
但最难的是腐蚀。
卤素气体活泼，管子里的金属电极用不了多久就被腐蚀坏了。
做好一根，坏一根。
再做一根，又坏一根。
李德平带着几个人吹玻璃管，自己设计线路，自己拿烙铁焊，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有一天夜里，一根新管子接上电源，示波器上的波形稳稳地跳着。
一个小时过去，波形还在。
两个小时过去，还在。
天亮时，几个人围着那根管子，谁都舍不得关电源。
腐蚀的难题攻下来了。
他们用卤素盖格计数管做出一台便携式辐射探测器，又用强流管做出一台探测仪，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生产工艺推广到华东电子管厂，计数管开始批量生产。
地质队拿着它找铀矿，实验室拿它测中子，后来的核试验也离不开它。
钱三强去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讲原子能，随身带的就是这种计数管。
一块铀矿石凑上去，计数器咔咔作响。
戴传曾、李德平和合作者的这项研究，拿下了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三等奖。
1958年，探测器搞得正风生水起，李德平却转了行。
这一年，原子能所成立技术安全室，专门研究辐射防护。
他去当了电子学探测器和计量防护小组的副组长。
有同事拦住他：
「好好的探测器不搞，去管安全？那不是后勤干的事吗？」
李德平反问：
「如果自身都保护不了，那还能做什么工作？」
那一年，101重水反应堆即将启动。
这是中国第一座重水研究堆。
开堆以后，周边的土地、河水、庄稼会不会沾上放射性，谁心里都没底。
李德平手下一共四个人，全是刚从北京大学来的学生。
在开堆之前，要摸清周边环境原有的放射性本底。
学生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费这个劲。
李德平说：
「堆开了以后，你说它漏没漏，拿什么比？拿开堆以前的数比。」
他们背着仪器，在反应堆周围一处处取样、测量。
接着，他们又设计、安装、调试了中国第一套零功率反应堆剂量监测和报警系统。
干这一行的，当时全国找不出几个人。
05
1962年3月，132人组建起二机部第七研究所。
骨干是李德平所在的技术安全室，加上放射生物学、放射化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
新所落户山西太原，对外叫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
李德平拖家带口，从北京搬了过去。
妻子王怀珍收拾行李时问他：
「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
李德平往箱子里一边塞书一边说：
「活干完了再说。」
太原的条件比北京差了一大截。
冬天烧煤取暖，外面风一刮，满嘴沙子。
科研更是白手起家，课题要自己定，人要自己带。
李德平专挑勤奋、踏实、能独立干活的年轻人，把重担直接压上去。
有人不放心：
「这些小年轻，扛得住吗？」
李德平说：
「不压担子，永远扛不住。」
没过几年，这批年轻人就拿出了成果，站上了部里学术会议的讲台。
院子里的日子也有乐子。
有一年，邻居们凑在一起给要考试的孩子押题，竟押中了那年的高考题。
九十多岁时，李德平跟人聊起太原，还会提起这件事。
1964年4月初，李德平先和防化兵第21研究所的同志碰头，交换了意见，随后动身去了西北。
具体任务没人明说，可谁心里都有数。
中国要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了。
核爆之后，防化兵要进入沾染区，回收仪器、采集样品、测量数据。
什么时候能进？进去能待多久？
进早了，辐射太强，人扛不住。
进晚了，数据失效，任务完不成。
这道题落在了李德平和同事们头上。
戈壁滩上风沙大，帐篷里一张桌子，几盏灯，一摞摞草稿纸。
他们要算出核爆以后，沾染区地面的辐射水平随时间怎么变。
李德平在纸上画了一条曲线：
「沾染区的剂量率，时间每拉长到原来的7倍，就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爆后1小时是100，7小时就剩10，49小时就剩1。」
「防化兵什么时候进、走哪条路、待多久，都要从这条线上算出来。」
几个人分头计算，算完一组，交叉核对一组。
一个数对不上，整张表推倒重来。
数据列成一张张表格，编成了一本手册。
防化兵拿着它，就知道自己能走到哪儿、能停多久。
李德平还起草了整个试验现场的安全防护规程。
规程拿到会上讨论，分歧摆上了桌面。
会议室是一间简易平房，科研人员和部队的同志挤了满满一屋。
争的是一个问题：人员进入沾染区，允许接受的剂量定在多少？
有人主张定得宽一些。
一位部队的同志站起来，话说得很实在：
「我们的战士不怕辐射。任务要紧，标准定得太死，人进不去，活就干不成。」
不少人点头。
那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各方都憋着一口气，哪个环节都耽误不起。
也有人提议，参照苏联过去用过的标准，现成，省事。
讨论到后来，意见越来越一致。
李德平一直没开口。
他捏着铅笔，在笔记本上一遍遍描那条衰减曲线。
标准定严了，等待的时间就长，进场的人要轮换，任务难度要往上翻。
这个口子一开，所有的麻烦都会记在他头上。
可那些战士才二十岁上下。
他们不怕，不等于不会受伤。
主持会议的同志看向他：
「李德平同志，你是搞防护的，你的意见呢？」
几十双眼睛落在他身上。
李德平放下铅笔，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