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坚定不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实践

1950年2月27日，哈尔滨车辆厂车间里，毛泽东没有在办公楼停留太久，便提出要到机器旁边看看。刚从苏联回国的他，面对的不是一座设备先进的新厂，而是一家拥有五千多名职工、设备较为陈旧的老企业。

这次视察看似平常，实际上很有分量。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农村转向城市，如何接管工厂、恢复生产、培养干部，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不只是机器能不能转，更是工厂由谁来管理、依靠谁来建设。

他得知厂里老工人较多，便对身边人员说：“我们不懂，就靠老工人来管工厂嘛！”这句话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临行前，他叮嘱厂里的负责人，要向老工人学习，还要办好职工夜校，让工人补文化、学技术、懂管理。

厂长和干部听后表示，一定把生产抓上去。毛泽东随即提醒：“不懂就学习。”话不长，却点出了当时城市工作的关键。接管工厂，并不等于只更换一批管理人员；真正把企业办好，必须尊重一线经验，也必须让工人逐步掌握文化和技术。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城市工作将成为党的工作重心。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阐明，工人阶级之所以承担领导责任，重要原因在于它同现代大工业相联系，具有组织性和革命性。

这里的“依靠”，并不是简单地把工人当作完成任务的力量。它还包括政治上的信任、组织上的吸收、生产管理中的参与，以及教育和技术上的培养。1950年6月，毛泽东又强调，要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中的工人成分。

当时，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有较大比例，这是革命发展形成的历史事实。新中国进入城市建设阶段后，如果干部不了解工厂规律，党员队伍又缺少产业工人，领导工业化就容易脱离实际。因此，扩大工人党员比例，既是组织问题，也是国家建设问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恢复经济等任务交织在一起，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951年1月至2月，毛泽东连续批示，要求各地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工会、工厂管理、城市建党和政权建设等问题，并特别指出，看不起工人的思想必须纠正。

有意思的是，工人作用并不只体现在国营企业。私营工商业改造尚未完成时，企业中的生产监督同样需要依靠工人。1952年4月，毛泽东批转上海劳动部门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意见，要求各地研究这一问题。其核心意思很清楚：国家监督不能替代群众监督，企业生产也不能只由少数人关起门来决定。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原来的私营企业逐步纳入公有制经济。工人身份随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只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者，而成为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建设者。身份变化带来了新的要求，工人不仅要会操作机器，还要学习管理、技术和文化。

这种要求，在鞍钢的实践中表现得十分突出。20世纪50年代，鞍钢逐渐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办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制度；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协作。196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报告，毛泽东把这一做法称为“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推广。

它的价值不在于一句口号，而在于把生产现场的经验纳入企业决策。工人最清楚设备哪里容易出故障，哪道工序最费力，什么改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技术人员负责把经验转化为方案，干部则要组织资源、协调生产。三者分开，往往各有局限；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持续的技术革新。

毛泽东多次到工厂调研，也在不断验证这一认识。1957年7月视察上海机床厂时，他看到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改进液压操纵箱，提出要走独立设计、独立制造的道路，并指出工人中蕴藏着很大的创造力。1960年3月到长沙汽车电器厂，他又强调，工厂建设要实行工人、工程师和干部相结合。

这种重视并不排斥学习外国。1956年1月视察江南造船厂时，毛泽东听说工厂先学习苏联技术，随后准备自行生产，表示既要学习先进经验，也要有超过别人的勇气。学习是手段，自主掌握才是目的，工人队伍则是把图纸变成产品的关键环节。

在沈阳橡胶厂和哈尔滨车辆厂，他曾与操作工交谈，询问配料、设备和工艺，甚至握住工人沾满油污的手。对他而言，工人不是报表上的数字，而是能够判断生产状况、提出改进意见、推动企业运转的主体。

1961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设计、焊接、吊装等环节，都离不开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同攻关。那些看似笨重的设备，正是在一线工人的实践中完成了从不会制造到能够自主制造的跨越。

毛泽东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的认识，因而落在了具体制度、具体工厂和具体岗位上。它既包含政治领导，也包含管理参与；既强调工人地位，也要求工人不断学习。工业化的机器可以从国外引进，真正能够长期支撑机器运转、不断改进工艺的队伍，却只能在本国生产实践中培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