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先声”编译：骂“每周工作40小时”的企业是吸血鬼，这就是欧洲的悲剧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新苏黎世报》（Neuen Zürcher Zeitung），由多位欧洲学者及业界人士联合撰写。文章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惯常视角，客观剖析了中国“五年规划”的战略定力与“人工智能+”的落地能力，并以此审视欧洲过度监管、创新疲软的困境，警示其在错失电动汽车先机后，可能再次落后于人工智能浪潮。 “世界科先声”编译此文，旨在为我们观察中欧科技博弈提供一个外部窗口。需要说明的是，文章意在“唤醒”欧洲，对中国的肯定也服务于这一论辩目的，部分判断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惯性。仅供读者参考。

原文标题为：《欧洲与虚假的优越感》

【文/新苏黎世报】

欧洲错过了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统治地位，如今又面临输掉人工智能竞赛的风险。

中国在电动汽车及配套电池生产方面的全球市场份额均已超过70%。凭借技术进步和创新商业模式，比亚迪、吉利和小米等企业正从根本上撼动整个行业，给欧洲传统品牌带来巨大压力。

“西方懂得更多”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欧洲人辩称“没有水晶球”，但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的五年规划就是那个“水晶球”，它精准勾勒出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蓝图：

第十个五年规划（2001-2005年）奠定了基础，将电动出行定义为科研领域，以期在技术上追赶西方。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则转向实践：“十城千辆”等试点项目率先实现了公共交通的电气化。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电动出行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了巨额国家补贴，随后迅速迈入大众市场。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则旨在通过控制从原材料加工、领先电池技术到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整条价值链，实现全球主导地位。

直到2020年，西方汽车制造商还在嘲笑中国的电动汽车。他们认为没有理由采取战略应对措施。中国人对此报以眨眼微笑：“西方懂得更多。”

埃隆·马斯克的案例尤其体现了历史的吊诡：当他在西方被奉为天才“先行者”时，中国的战略家们则更多将他视为自己计划的“催化剂”。马斯克接住了中国抛出的橄榄枝，如廉价土地和零息贷款，作为交换，他将整个供应链与中国供应商深度绑定。由此，他既成了知识传播者，也成了激发灵感的竞争对手，最终让特斯拉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得益于彻底的垂直整合，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如今掌控了从电池、软件到关键零部件的整条价值链，同时降低了成本和依赖。

中国的“人工智能+”倡议

五年规划是中国许多成功故事背后的推手。而关于人工智能的最新规划，将成为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的核心。该规划于3月13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对欧洲的冲击可能比电动出行更为猛烈。中国将人工智能定位为经济转型、工业现代化、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

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中，重心将从开发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转向“人工智能+”模式下的广泛应用。目标是系统性地将人工智能融入经济和社会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例如“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交通”、“人工智能+教育”或“人工智能+医疗”。

中国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机器人生产国和最佳消费品生产国。这将避免西方出现的低价值产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的现象。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主导地位，既能保护中国免受外部政治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有助于应对人口挑战。其座右铭不再是“在中国变老之前致富”，而是“在中国老龄化的同时保持富裕”。

为此，北京正在推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算力、数据平台和自主人工智能芯片——并将人工智能与云系统、5G/6G和机器人技术紧密结合。

此外，中国正在推动人工智能战略的国际化。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提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希望参与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标准和规则，并将自己定位为领导力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平台，伙伴国家将更紧密地融入技术体系，并依赖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同时，还计划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合作中心，以输出研究、培训和实际项目。

中国的胜算很大

中国像过去许多战略举措一样成功实施其人工智能战略的可能性有多大？

胜算很大。

首先，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使得新的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极快地规模化。民众对数据处理的敏感度相对较低。得益于庞大的数据集和覆盖广泛的数字基础设施，新技术可以在许多领域同时进行测试和实施。

其次，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受益于其强大的工业基础。该国可以将人工智能直接融入实际生产过程，实现显著的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

第三，中国已经在全体民众中实施了系统性人工智能教育的具体措施。所有高校都应为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基础人工智能课程；课程涉及机器学习、数据伦理、生成模型以及实际应用等主题。大多数高校已在2023年或2024年引入了这些项目。自2024年起，还鼓励所有地区和学校将人工智能内容纳入课外活动和实践导向的学习项目中。信息技术部甚至推动“老年人数字包容”项目，以将这一群体更好地纳入数字化转型。

第四，通过上述措施，中国能够生成大量真实世界应用数据。通过在各行各业、日常生活和公共服务中广泛而快速地部署人工智能，不断产生来自实际应用领域的新数据集。这些数据又可以用于改进和训练人工智能算法，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人工智能应用得越多，产生的数据就越多——人工智能的能力就越强。

众所周知，创新力、规模化以及封闭的国家主导型生态系统等成功因素，也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

照照我们自己的水晶球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欧洲人——明确包括瑞士——对此做了什么呢？他们浪漫化着模拟的过去，维持着现状，而中国早已从电动汽车的市场领导者跨越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生产。

欧洲不仅输掉了一场贸易战，还饱受自身造成的文化萎缩之苦。欧洲人自诩为全球裁判，想要为一个自己几乎无法参与的游戏制定规则。数据保护规定和《人工智能法案》营造了一种监管环境，使得训练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模型变成了法律上的荆棘之路。结果显而易见：当中国在制造明天的产品时，欧洲却在完善昨天的合规部门。

然而，最令人不安的真相是：这并非单纯的政府失灵，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欧洲消费者已对创新感到疲倦。当中国民众渴望人工智能时代的繁荣时，欧洲却出现了对建设必要数据中心的抵制。我们要求享有过去的繁荣，却拒绝承担曾创造这种繁荣的风险意愿和绩效准则。

当博世CEO斯特凡·哈通（Stefan Hartung）最近警告称，未来的竞争力可能需要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他被部分员工骂作“吸血鬼”。这种反应恰恰道出了欧洲的悲剧：我们固守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们在世界市场上不断下降的生产力几乎已无法为其提供合理性。

这是中国敲响的警钟。我们不应主要诉诸贸易保护工具，而应找回曾使这个大陆变得伟大的创新力。凭借7.5亿欧洲人，规模化的潜力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利用，欧洲和瑞士将变成一个美丽且监管完美的博物馆，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在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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