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中国之友

第 28 章 中国之友

道格·古特里从小在匹兹堡就过得艰难。他发现，书上的文字很难理解：d-o-g 会读成 o-d-g，让他非常困惑。他并不知道的是，自己患有阅读障碍症，总是被周围的成年人误解。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这样的障碍迫使他们以非凡的方式适应环境。道格的情况是，他发展出了一种补偿性技巧，称为“听觉记忆”。当母亲给他朗读故事时，他会将文字编码到脑海中，并在接下来的夜晚假装读给她听。到四年级时，他的记忆力已经非常发达，当他在拼字比赛中获胜时，他觉得自己骗过了全校师生。

另一个挑战让他的童年更加复杂。他患有 II 型双相情感障碍，这种疾病会导致情绪波动。有时，他会因无法正常阅读或无法达到母亲的高期望而感到沮丧，这种焦虑感会持续好几个星期。然而，更时候，他会感到异常精力充沛、专注，甚至痴迷。他在这些时期的经历太独特了，他甚至认为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物：超级道格。

小时候，他会召唤“超级道格”来抵御抑郁的道格，并克服自己的阅读障碍。“超级道格”可以通宵学习，只睡几个小时就能保持精力充沛。

古特里的专注力帮他成了优等生，但他始终很难接受的是，自己的智商虽然很高，却从来没有完整读完一本书。高中时，他遇到了台湾同学李浩（Leo Hsu），这位同学偶然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通常，当一位中文母语者教白人学习普通话的四个声调时，白人的发音会非常糟糕。非母语者很难区分高声调与升调，甚至会搞笑地把“马”说成“母”。但当李浩要求道格朗读“bī、bí、bĭ、bì”这四个音时，道格却能像录音般准确复述出来。李浩把朗读变成了一个幼稚的游戏，命令这位“人肉鹦鹉”朋友走到陌生女士面前，用标准普通话说：“你背后有一只毛毛虫。”

古特里和李浩在芝加哥大学成了室友，古特里选择学习经济学。

为了满足语言要求，道格接受了李浩的挑战，报名参加了一门密集的普通话课程。古特里没有正式学习过，但很快脱颖而出。大部分学习在语言实验室进行，学生们会听对话并尝试背诵。当古特里的同龄人每天重复练习同一段 45 分钟的对话时，他只需听一遍，就能去跑步参加大学自行车俱乐部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学习障碍消失了。古特里的阅读障碍在脑子里的表现是文字倒置。英语是拼音文字，每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当字母被打乱时，就会很难拼读单词或理解其含义。但汉语是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是一个语素，即语言的基本单位。字母与音素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顺序也不那么重要。古特里一生中第一次觉得，阅读这么有趣。终于，他在某件事上变得非常擅长。“超级道格”的专注力很强，帮他更快地学习数千个汉字，而他的听觉记忆力则大大提升了他学习和理解一种声调语言的能力。

不久，古特里开始用中文文学和历史课程来学习普通话。1989年，他觉得命运在召唤他。古特里说，双相情感障碍可能导致自己冲动做出决策，他突然决定休学一年前往中国。他向祖父母借了 1500美元，并办理了相关手续，确保不会失去助学金。

他决定去台湾过一年，希望能掌握这门语言。台北是个群山环绕的盆地，抵达后不久，古特里就穿着最紧身的短裤和最鲜艳的赛车衫去骑自行车。他在阳明山艰难爬坡，一名骑手、接着是另一名，随后整个车队都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当他抵达山顶，满脸汗水、自尊受挫时，整个车队已经在等着了，对他的表现印象深刻。古特里用标准的中文和他们交谈，令他们大为惊讶。他仔细查看他们的队服，发现他们是台湾自行车队。教练邀请古特里加入训练。

很快，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和骑行伙伴会合，随后和他们用中文交流四个小时。“这是最好的沉浸式学习，因为这些人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说。这次经历让他萌生了成为中国问题学者的梦想。一年后，他回到了芝加哥，转了专业并专心研究中国文明史。随后，他进入伯克利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他最喜爱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之友

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通经常需要要七年时间，而“超级道格”仅用了五年。学位的最后阶段，古特里在上海生活了一年，采访了 81位工厂经理，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在中国扎根。当时的上海正处于惊人转型的初期阶段。男人们穿着西装，袖口上还挂着价格标签，表明财富正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古特里骑着一辆单速的“飞鸽”自行车在城市中穿梭，以前这种自行车曾是社会平等的象征，如今却被用来研究人们如何致富。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 20 年前访问中国时，他们参观了“波将金村”式的工厂--这些工厂并不代表中国真实的面貌。古特里竭力避免这种情况，打算以结构化的方式采访每位经理，向所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

他的目标是收集定性、实地调研数据，同时确保样本量足够大，以便达到统计学意义。伯克利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合作关系，该机构负责监督古特里的研究。从名义上听起来不错，但这家智库实际上是宣传机构，对古特里进行他想做的研究毫无兴趣。道格当时并不知情，但他的联系人李义海对他说：“你不能随便参观工厂；我们会决定你能访问哪家工厂。”

古特里觉得，整个项目可能面临危险。但他发现了一份年度档案，列出了所有的当地工业企业，复印了档案并开始打电话。他计划自行访问这些工厂。

西方学者倾向于通过自身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他们认为，企业家的驱动力是利润最大化，并会将某些行为（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采纳成文劳动标准）解读为追求效率的体现。而古特里则认为，中国企业界的这些举措是在模仿西方的做法，采取“先模仿后创新”的策略。工厂主之所以采用劳动标准，是因为这么做表面上看起来不错，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这些动机上的差异看似微妙，但影响深远。中国可能在模仿西方，但并没有真正成为西方，只是看起来像西方。正如古特里博士的论文标题所言，中国是一条“穿着三件套西装的龙”。

事实上，中国不仅在追赶西方，其制度正在不断成熟，成为一种全新的模式。 古特里 2013 年对学生说：“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古特里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大加赞赏，FBI 还去过他的办公室询问情况，担心这位教授可能是中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