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最早鼠疫暴发：5500，年前贝加尔湖畔狩猎采集者集体死亡

18 具 5500 年前遗骸检出鼠疫菌 DNA，改写人类流行病起源研究。

考古 "破案"：贝加尔湖鼠疫暴发早于农耕时代，挑战 "农业催生瘟疫" 传统理论。

大约五千五百年前，小群狩猎采集者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安加拉河（Ангара）沿岸迁徙 —— 这是一片鹿、驼鹿、鱼和旱獭资源丰富的土地。他们不建城市、不搞农业，除狗之外不饲养家畜。不过，得益于对墓地的研究，科学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颇多。例如，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会使用弓箭，还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技术。

安加拉河上的墓地位居分散，彼此相距有时达 340 公里。但葬于其中的人们仍与近期的共同祖先存在关联 —— 沿河或走水路的旅行大概帮助他们保持着联系。同时，基因组中几乎没有近亲交配的痕迹。换句话说，这些人通常会在亲属小圈子之外寻找伴侣。他们的丧葬习俗各不相同：在某一处墓地，遗体通常与河道平行摆放；在其他墓地，则与河道垂直。

为侦破这个谜案，考古学家请来了遗传学家 —— 他们把目光投向古人的牙齿。如果感染在死前不久进入血液，痕迹就可能保存在牙组织中。研究者用古 DNA 筛查病原体痕迹，在 46 人中有 18 人体内发现了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 即引发鼠疫的细菌。在样本中规模最大的乌斯季 - 伊达墓地，三分之一（31 人中的 11 人）的葬者检出鼠疫痕迹。舒米利哈出土了另一个保存良好的鼠疫菌基因组，布拉茨基卡缅和谢罗沃则得到几个不完整的基因组。

研究者推测，暴发的第一阶段，人们可能是在几十年内死亡的，也许还要快得多。他们体内的病原体基因组彼此非常相似 —— 这多半正指向同一次暴发阶段。

在其中一处墓葬中出土的9至11岁女孩的头骨。

考古背景与遗传证据相互吻合。乌斯季 - 伊达的合葬墓多得反常，而且找不到后来重新开墓、添葬新逝者的痕迹。这意味着，这些死亡很可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还有一条线索：在乌斯季 - 伊达和布拉茨基卡缅，儿童死亡率尤其高 —— 峰值大约在 7.5 岁至 11 岁。对于同一时期贝加尔湖地区的其他墓地来说，这样的图景并不寻常。

乌斯季 - 伊达 - 1 也有类似图景。一座墓里葬着一位姑姑和她的侄子，两人都检出了鼠疫。在维勒斯列夫团队研究的其他案例中，兄弟姐妹和其他近亲被葬在同一处或相邻的墓中。并非所有人的检菌结果都可靠 —— 但对古 DNA 来说这在意料之中：阴性结果并不总意味着没有感染。

"我们得以发现由鼠疫导致的大规模死亡的最早证据。" 埃斯克・维勒斯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这项发现的重要性，"鼠疫是人类历史的重要部分，它早已伴随着我们这个物种。通过研究它的起源和发展，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历史。"

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菌株缺少 ymt 基因 —— 这个基因帮助细菌在跳蚤消化道中存活，并使通过跳蚤叮咬的高效传播成为可能。这种变体是后来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五千五百年前贝加尔湖畔的感染，是以另一种方式传播的。

那么它从何而来？主要的 "嫌疑人" 是旱獭。中亚和东北亚现代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往往与旱獭和其他啮齿动物有关。感染可能发生在狩猎、剥皮和处理猎物、食用这些动物生肉或未煮熟的肉之后。对贝加尔湖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来说，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是生活的常态，因此细菌从动物传到人身上，看起来是可信的。

不过，确切的传播途径尚不清楚。在最初感染之后，疾病可能在人与人之间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 死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和合葬墓再次指向这一点。

科学家还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儿童特别易感。也许与免疫应答的特点有关；也许成年人此前接触过类似感染、拥有部分保护力；也许还有行为方面的原因。但这些版本都缺乏直接证据。

这项新研究对关于流行病起源的讨论很重要。人们常用向农耕和畜牧的过渡来解释流行病：人类居住更密集、养了家畜、建起固定聚落 —— 这一切都为感染传播打开了机会之门。但贝加尔湖的发现表明，这种假说并不能解释一切。

乌斯季 - 伊达、舒米利哈、布拉茨基卡缅和谢罗沃的人们不是农民。当地群体仍是狩猎采集者。他们有陶器、弓箭、石制工具和复杂的丧葬传统，却没有家养植物和动物。然而鼠疫已经近在咫尺。一场暴发，只要有自然疫源、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再加上小小的亲属群体，就足够了。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是早期流行病的糟糕温床 —— 这些人机动性强、以小组生活、不依赖单一资源 —— 贝加尔湖的发现反而因此更有分量。

在与记者交谈时，埃斯克・维勒斯列夫提到，他童年时梦想成为狩猎采集者，曾把那种生活想象得非常浪漫。但他补充说，做了这项研究之后，他不想了。这句玩笑话里有合理的成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比人们惯常想象的要更复杂、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