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去世是苹果巨大损失 但苹果股价继续攀升

第 24 章 双重赌注--富士康与台积电

多年来，华盛顿一直鼓励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不要脱离或推翻该秩序。然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双重泥潭后，到 2008 年秋季，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似乎已经濒临崩溃。

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出口急剧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意识到，中国不能再靠全球需求来维持工厂运转了；相反，他们要通过扩大投资来摆脱困境。2009 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项规模空前的财政刺激计划，指示国有银行发放 1.4 万亿美元贷款，其中至少一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一个从不放过任何扩张机会的人，郭台铭迅速采取了行动。郭台铭开始努力达成协议。最大的项目获得最大的优惠，而苹果是最大的客户。

“对于如何获取政府优惠，郭台铭有着难以匹敌的直觉，”一位前富士康高管表示：“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工厂。这简直就是--你得到土地，他们为你建设基础设施。如果你需要建筑，他们也会为你建造。他们会协助你跨省转移劳动力。如果目标区域的劳动力不足，他们会帮你招募人员并承担相关成本。”

该高管补充道：“但前提是：你必须履行出口承诺。”2010 年初，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抵达深圳，与郭台铭会面，讨论两款重大产品：采用突破性设计的iPhone 4和首款iPad，这两款产品均于当年上市。两位高管详细讨论了具体数字，包括零部件价格、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数量等。郭台铭认真聆听库克的陈述，对他的保守态度非常困惑，并决定做出职业生涯中最冒险的决定。

“郭台铭说，‘这是在打太极--你们的数字完全不准确，’”前富士康高管杨兆伦（Alan Yeung）表示：“我认为，实际数字是你们所呈现的好几倍。”

库克天性谨慎，对此并不确定。但在会前，郭台铭已经和苹果在中国的工程师会面，后者的细节和预测比库比蒂诺更乐观。于是，郭台铭当场达成口头协议，承诺亲自推动建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各项措施，作为交换，他会承接所有订单。“富士康会承担投资，”他告诉库克：“我会建设两个园区。当你们的产能到位时，我会为你们生产产品。”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2000 年代末期在中国报道时，令他震惊的并非摩天大楼或高速铁路，而是深圳和广东省庞大的制造业基地规模。“从服务该地区的两大港口--香港和深圳港--去年运出的货轮，装载的集装箱数量相当于4000万个 20 英尺长的标准金属集装箱，这些集装箱最终会装上卡车或火车，”他在 2007 年夏天写道：“相当于每秒一个，全天候、全年无休--而这还不到中国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

到 2010 年，深圳的渔村已经变成一个人口超过纽约市的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林立。

中国正进入转型变革的第三个十年。正如经济学家文一所言：“中国把英国在 1700 至 1900 年、美国在 1760 至 1920 年、日本在 1850至 1960 年的约 150 至 200 年（甚至更长）的革命性经济变革，压缩到了一代人的时间。”西方工业的进步当然令人瞩目，但对中国而言，这些进步也充满警示。工业革命后，英国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卷入了奴隶贸易并陷入内战，导致 2%的人口丧生。日本社会在成为帝国过程中，也经历了巨大动荡。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制工业先驱的成功增长模式，同时避免社会动荡和错误决策。

中国一线城市的收入增长呈指数级，房地产价格也是如此。“一切都在疯狂增长，”前苹果高管观察道：“人们把女儿送去工厂工作，因为她们工作一年，就能往家里带一笔不菲的嫁妆，足够在小村庄生活五到十年。”

郭台铭的赌注体现了他的坚韧、野心和胆识。他之所以成为优秀的竞争者，关键在于他能比客户更早地预判需求。当苹果意识到需要把某款热销产品的产量翻倍时，富士康早已扩建了工厂，并调配精密设备完成了产能提升。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赌注展现了郭台铭的智慧。当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台湾和香港的大型投资者和企业家纷纷撤离中国大陆，这是自然反应，因为北美和欧洲对商品的需求急剧下降。

事实上，郭台铭向库克承诺的不仅仅是工厂产能，而是远离沿海地区的全新园区。他承诺在郑州建设 iPhone 生产基地，在成都建设iPad 生产基地，这两个新兴城市离深圳或上海有好几百公里。当然，此举也有私人动机。2010 年第一季度，富士康有 6 名员工自杀，其中 4 人死亡。其中一名幸存者是一名 17 岁的女工，负责 iPhone 4 生产线上的抽查工作，她从事这份工作是为了照顾聋哑弟弟。工作一个月后，她因为没有收到工资。孤独和压力让她从富士康工厂四楼跳下，导致腰部以下瘫痪。

到 2010 年底，自杀未遂人数升至 18 人。富士康因负面新闻家喻户晓，苹果公司被指控为“iSlavery”（苹果奴隶）。无论其他能力如何，郭台铭在这场危机中并没有展现出公关高手的形象。他下令在工厂四周安装防护网，防止工人跳楼，并强迫工人签署不自杀保证书。

在谈到对郑州和成都新工厂的期望时，郭台铭表示，生活在内陆地区、离家较近的工人不会那么焦虑。“那里会有医院，会有其他设施，也会有娱乐设施，”郭台铭在 2010 年 9 月表示：“如果他们仍然要自杀，那就不能怪我了。”

内陆地区的竞争也较弱。深圳是创新和竞争的热土，而郑州并非如此。富士康正打算巩固和苹果的合作关系，同时使用外来务工人员，进而减少成本和责任。具体而言，郭台铭想专注于管理工厂，而非像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尚不发达时那样，被迫设立宿舍、食堂和医院等配套设施。相反，2010 年 9 月，《华尔街日报》对郭台铭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采访，他计划“让地方政府建设城镇，来安置鸿海的员工，并接管公司长期以来自行承担的社会职能”。

有时，郭台铭会说，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缓解苹果公司面临的痛点，而非出于他个人的动机。2010 年初，美国仍处于次贷危机的阴影下，失业率接近两位数。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截然相反：劳动力短缺。

低技能工人会拿到签约奖金，工厂工资在短短数月内上涨了 20%。一些制造商的生产计划已经落后了，且人手不足。生产线被迫关闭，工厂正考虑提价，加剧美国刚摆脱衰退的通胀压力。

《纽约时报》报道称：“工资上涨表明，金融危机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正在卷土重来。三年前，政府对 17 个省份的 2749 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其中 74%的村庄已经没有能打工的适龄劳动力了--劳动力池已枯竭。”整个 2000 年代，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 15.6%。

起薪不到每小时 0.50 美元，但这种趋势仍然让参与长期投资的西方高管感到不安。一位当时的苹果制造设计工程师表示，将生产转移到内陆地区可能不是长久之计，但“基本上可以把不利后果拖延五年”。

另一个因素是人员流动。尽管申请富士康工作的农民工足够多，但由于工作单调，留住他们是很困难的。沃顿商学院的运营学教授肯·穆恩（Ken Moon）指出，中国大型电子代工制造商的员工流动率可达高达每年 300%至 400%。他指出：“这相当于在一年内更换整个工厂的劳动力。”事实上，截至 2014 年，上海浦东机场附近的和硕工厂在生产尚未全面提速时，已经雇佣了 10 万工人，且每月的流失率高达 25%，这些数据来自当时在华任职的苹果公司高管：“他们每个月流失 2.5 万人，因此需要招聘 2.5 万人才能维持稳定状态。”一份内部“流失备忘录”证实了这一点，称：“和硕上海工厂的员工流失率平均每周 6%，平均在职时间只有 68 天。”

随着智能手机的生产活动逐渐集中到中国，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找到这么多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苹果通过自己的供应商，和新兴中国品牌小米、vivo 和 OPPO，以及韩国的三星展开了劳动力竞争。所有这些供应商都依赖一个劳工中介生态系统，这些中介会驾驶空荡荡的巴士，深入中国内陆的乡村招募工人。

春节期间，工厂停工两周，农民工返乡探亲，人员流动尤为频繁。2009 年纪录片《归途列车》记录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场景，超过 1.3 亿农民工在一个礼拜内返乡。这段艰辛的旅程可能要好几天，火车拥挤到无法如厕，乘客甚至只能使用尿布。

当时，每年有数百万工人选择留在村里，因为他们觉得在和家人团聚仅几天后，回到单调的工作岗位太过艰难。内部报告显示，在春节期间，部分苹果供应商的员工流失率超过 50%。苹果公司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不满，花了好几年时间尝试降低员工流失率，甚至和五所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但收效甚微。

“每个人都在春节前拿到额外的一个月奖金，然后就不回来了，”一位苹果经理说：“然后开始说，‘好吧，我们现在只给你们一半奖金，等你们回来再给另一半。’”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员工未返岗。因此，供应商们尝试把奖金分成 50-50、25-75、20-80 等比例，但这些策略均未奏效。“唯一的变化是，春节后的离职潮更大（而非春节前），”苹果工程师表示。

郭台铭的内陆投资是一场冒险。2010 年底，郭台铭预计，两年内会有 50%的富士康工人搬到内陆工作和生活，而当时的比例只有20%。这场赌注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09 年 2011 年间，iPhone的年出货量几乎翻了四倍，达到 9300 万部，而首款 iPad 大货成功后，一些分析师质疑 iPad 是否最终会超越 iPhone 的销量。这笔交易的商业逻辑无可挑剔，唯一的缺点是：苹果最关键的两款产品的生产现在更牢固地扎根于中国。

台积电

在同一时期，另一家公司也对苹果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赌注：台积电（TSMC）。与其他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公司类似，台积电最初通过裁员应对危机。当员工抗议时，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忠谋重新掌权。

这位 77 岁的老人于 2005 年退休，但随着 iPhone 初步取得成功，他抓住了历史机遇，争取到了苹果的业务。

这个机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三星抄袭了 iPhone，而苹果感到非常不满，导致双方在三大洲打了好几年的官司。无论哪家公司尝试模仿 iPhone 的外观和质感，都会让史蒂夫·乔布斯极其愤怒，但对三星而言，此举更像是背叛。这家韩国巨头曾是苹果的紧密合作伙伴，为多款 iPod 提供芯片，并供应闪存、显示屏、电池和处理器。苹果高管对三星为 iPhone 提供的首款芯片（代号 H1）并不满意，因此苹果的定制芯片团队（由艾伦·吉尔克里斯特（Alan Gilchrist）领导）深度参与了该芯片的研发过程。2008 年底，苹果收购了 P.A. Semi，这次交易影响深远，使苹果能对手机芯片实现更大程度的控制，并最终扩展至整个产品线。

苹果与三星的合作关系比外界所知的更为紧密。在苹果位于无限环路园区的 De Anza 3 大楼底层，这家韩国公司甚至派驻了专门的工程师团队全职工作。苹果的半导体团队则在该大楼最上面的两层工作，由乔尼·斯鲁吉（Johny Srouji）领导，这位芯片专家曾在 IBM 和英特尔工作，于 2008 年被苹果挖了过去。两家公司共同参与了后续iPhone 芯片的设计工作。因此，当三星随后推出搭载安卓系统的设备时，苹果希望与三星保持距离。

2010 年，通过张忠谋的妻子张淑芬（郭台铭的亲戚），苹果运营主管杰夫·威廉姆斯联系了张忠谋。据张忠谋回忆，两人共进晚餐后，开启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威廉姆斯向台积电施压要求降价，并说服这家台湾企业做出重大投资。“风险非常大，”威廉姆斯在2017 年台积电的 30 周年庆典上回忆道：“如果我们大量押注台积电，就没有备用计划。我们无法为我们所需的产量制定双重计划。我们想要领先的技术，但必须是成熟技术……而且要达到大规模量产。”

威廉姆斯的话省略了早期合作中的一些关键细节，其中之一是张忠谋并没有承诺腰满足苹果的要求。在 2025 年接受《Acquired》播客采访时，张忠谋表示，台积电当时必须发行债券或增发股票，才能筹集大量资金。威廉姆斯提出了另一方案：“你可以取消股息。”张忠谋对这个激进的提议表示反对。“如果我们按照杰夫·威廉姆斯的说法做，我们的股价会暴跌，”他回忆道。张忠谋同意只接受苹果一半的订单。即使是这一部分承诺，台积电也要借款 70 亿美元，才能投资 90 亿美元，调动 6000 名全职员工日以继夜地工作，在 11 个月内建成一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威廉姆斯所述。“最终，计划执行得完美无缺，”他说。部分承诺迫使苹果在三星和台积电之间摇摆，库比蒂诺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好事，苹果不再依赖单一供应商为 iPhone 提供核心芯片。但斯鲁吉的团队发现，同时管理两家供应商简直是一场噩梦。因此，苹果转而与台积电建立独家合作关系，并制定了极端严苛的合同条款，以便保障自身利益。一位熟悉合同内容的人士形容说：“如果你们让苹果面临破产风险，我们也会让你们破产。”这是一种“相互确保毁灭”的局面，该人士表示，因为如果台积电在任何一年表现不佳，就生产不出 iPhone。因此苹果做出了决定：“我们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守好这个篮子。”

台积电的这个赌注成了关键一环，使其成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领导者，而苹果则是其最大的客户。从库比蒂诺的角度来看，这是个明智的举措，既帮助了三星的最大竞争对手，又确保了 iPhone 在计算能力上领先最大的竞争对手。

iSad

史蒂夫·保罗·乔布斯于 2011 年 10 月 5 日去世，享年 56 岁，留下了一家价值 3500 亿美元的公司，让他值得信赖的副手蒂姆·库克来管理公司。数百万人表示哀悼，经常在公司商店留下被咬过的苹果，或在 iPad 上举起数字闪烁的蜡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 3500万条悼念信息。《纽约邮报》用一个词概括了当时的情绪：“iSad”。

尽管乔布斯的死堪称巨大损失，但苹果公司的股价继续攀升，并在11 个月后，即 2012 年 9 月，市值突破了 6200 亿美元。

然而，投资者开始对苹果公司的前景感到担忧。在接下来的 12个月里，股价下跌了约 40%。投资者和记者将目光聚焦在苹果公司所谓的“缺乏创新”。分析师们纷纷呼吁“下一个大热门”，期待能有另一款像 iPhone 和 iPad 那样成功的爆款产品。他们对 iPhone 的市场份额念念不忘，在全球范围内徘徊在 15%至 20%之间，而安卓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则从 2010 年底的 10%飙升至三年内的 40%。当时，众多对手在软硬件上合作，并通过价格战削弱 iPhone 的竞争力，苹

果能否和他们抗衡，大家一点也不确定。看起来，这场仗就像是 PC战争的重演。

但接下来的几年证明，这并非 1990 年代的翻版。苹果已锁定全球最富裕的消费者群体，开发者深知，iPhone 用户不仅在手机本身，在应用程序上花得更多。曾任诺基亚高管的市场分析师霍拉斯·德迪乌（Horace Dediu）计算出，iOS 用户的平均支出是安卓用户的四倍。

“用户数量减半，但支出了增加四倍，也就是说收入翻倍了，”他写道。因此，开发者自然优先选择 iOS 平台。

苹果的生态系统被严重低估了。无论是其产品在设备间同步内容的方式，还是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双重控制锁定用户，都成了抵御新竞争对手的护城河。投资者担心，廉价的中国手机会成为巨大威胁--但这些威胁更会影响三星的霸主地位，而非苹果。与此同时，三星依赖安卓系统，很难在手机上实现差异化，在中国的销量急剧下滑，而苹果专注高端市场的策略则取得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