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员发现神秘符号，墓主人竟是辽国公主？

2003年3月9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采石场，一声爆破巨响过后，碎石与尘土尚未落定，工人们便围拢过去查看炸开的岩面。

烟尘散去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面光滑得异乎寻常的石壁，上面残留着清晰的錾痕，绝非天然形成。

炸药炸开的不是普通山体。

这片石壁的规整程度足以让任何一个没有考古常识的人也感到不对劲——石块上的凿痕排列有序，像是被什么人一寸寸从岩层中切出来的。

工人们很快把消息报到了当地文物部门。

没有人知道，这面被炸开的石壁背后，藏着一座封存了整整一千年的辽代贵族墓。

更没有人知道，当考古队员最终打开墓室中那具红色棺椁时，他们看到的东西会让所有在场的人重新理解“死亡”这个词在契丹人那里意味着什么。

考古队进场后，首先面对的是墓道。

墓道呈长斜坡式，两壁用石块垒砌，靠近墓门的部分抹有白灰面。

左壁的白灰面上，隐约可见一些刻划的痕迹。

这些痕迹被拓下来之后，送到了北京。

古文字专家刘凤翥见到这些符号时，几乎没有犹豫，当场给出了判断：这是契丹文，一种已经消失了七百多年的文字，属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富于神秘色彩的古老民族——契丹。

据《探索·发现》对发掘过程的记录，刘凤翥确认这些文字的年代属于辽代早期，这意味着这座墓葬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契丹建国前后，距今约一千年。

契丹文的确认只是第一步。

考古队员继续向前推进，在甬道中段遇到了一道封门石。

移开封门石之后，大约零点八米处，出现了一扇对开的木门。

木门每扇各有上下三排铜鎏金门钉，共十八枚，排列整齐。

门中央挂着一把铁锁，锁身已经完全锈死，锁孔被铁锈封住，无法打开。

考古队最终只能将锁破坏，才推开了这扇木门。

木门被推开的瞬间，一股寒气从墓室深处涌出，吹在最先探身进入的考古队员脸上。

按照发掘记录，当时正值四月，墓外气温已经回暖，但墓室内部始终保持着低温状态。

这股阴风让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尽管没有人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打开的不仅是一座墓，更像是一个被时间冻结的空间。

墓室的空间比预想中要小得多。

主墓室近似于正方形，面积不过十多平方米。

墓室四壁曾绘有壁画，但绝大部分已经从壁体上自然脱落，坠落在淤积的泥沙中。

据后来的保护修复方案记载，脱落的壁画残片堆积在墓室地面上，而藻井和墓门上方残存的部分则保存相对完好。

残存的壁画上绘有太阳和月亮的图案，月亮中画着桂花树和玉兔，太阳中画着三足乌，墨线勾勒，线条粗犷。

这种日月同辉的构图在辽代早期墓葬中极为罕见，暗示墓主人的身份与某种特殊的宗教或政治象征体系有关。

壁画大面积脱落的原因，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并未给出最终结论。

但从墓室结构的实际情况来看，墓室空间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墓室封闭后内部湿度长期处于饱和状态，这可能是导致壁画与壁体结合层失效的直接原因。

墓室两侧各有一个耳室，主墓室的北半部，放置着这座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

一具彩绘漆棺。

彩棺由厚重的柏木制成，长两米三一，宽一米三一，高零点九米，棺椁相套，共有三层。

棺床呈上小下大的须弥式，上为栏杆及“回”纹栏板，基座与栏杆之间饰有一周泡形鎏金铜钉，中以薄木板挖锯镶贴成一周壶门，黑红两色彩绘。

棺床上沿垂挂鎏金铎式铜铃，栏杆柱脚顶端饰有六只蹲踞状的铜狮。

彩棺最为华丽的部分是内棺和外椁：内棺彩绘贴金飞凤纹，外椁遍饰缠枝蔓草纹，椁顶饰三只铜鎏金宝珠，周缘同样垂挂鎏金铎式铜铃。

椁壁两侧各钉有三个鎏金衔环铺首，前部中央彩绘对开小门，门以鎏金铜质锁匙锁合，左右两侧各绘有一个怀抱骨朵的髡发长袍武士，武士身后绘有栏杆式窗户。

这样一座精雕细琢的彩棺，安放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墓室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墓室的寒酸与棺椁的奢华格格不入。

棺床板上左右各有一对鎏金的凤，棺椁上的凤凰图案多达数十处，仙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穿插其间。

在辽代墓葬中，凤凰图案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绝非普通贵族可以僭越。

考古队员随后在棺床周围提取到了一批随葬品。

其中一件鎏金银马鞍的形制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马鞍相近，但装饰更为繁复。

另有一件金镶团龙银盒，盒面錾刻的团龙纹样与辽代皇室用器风格一致。

这些器物的存在，让墓主人的身份初步指向了契丹辽国的皇家女性——皇后，或者公主。

但真正让整个发掘现场陷入沉默的，是开棺的那一刻。

2003年6月12日，彩棺被运回呼和浩特之后，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启动了棺盖。

棺盖开启后，里面还有一层内棺，内棺盖上同样绘满了凤凰图案。

当内棺的棺盖被彻底打开时，一具包裹严严实实的尸体完全暴露了出来。

墓主人仰身平躺，面部覆盖着一层深色的面纱。

面纱之下，是一具女性的尸骨。

她的头上没有戴契丹贵族或皇族埋葬时常戴的金属面具——这一点与陈国公主墓的葬制截然不同。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面纱。

面纱揭开之后，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张漆黑的面孔。

所有尸骨都是漆黑的，和正常死亡的人的骨头完全不一样。

据现场的考古人员后来回忆，那种黑色不是普通的腐败残留，而是从骨骼内部透出来的、带着某种金属光泽的暗黑。

与此同时，X光机扫描的结果传了回来。

屏幕上，死者的胸部布满了许多无规则的斑斑点点。

塔拉——当时主持发掘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立刻意识到，这些斑点可能和墓主人的死亡有关。

随后的清理工作中，考古队员在尸体的腹腔部位发现了大量滚动的水银。

据发掘记录，仅收集到的水银就装满了一个烧杯和两支试管。

水银的出现让墓主人的死因变得更加复杂。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墓主人进行了体质人类学鉴定，结果显示：墓主人的年龄在三十一至三十五岁之间，身高约一米五九，生前患有较严重的骨质增生。

更关键的数据来自水银含量的检测——X光检验发现，墓主人身体内的水银含量超过常量几十倍。

这引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水银是墓主人生前吞服的，还是死后被人灌入体内用于防腐的？

塔拉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和尸骨中水银含量的测试，确定水银能够致人死命，但无法排除防腐的可能。

因为墓主人和水银在一个密闭的棺椁中封存了一千多年，很难检测出尸骨中的水银是生前摄入还是死后注入。

正如发掘报告中所承认的：“确定水银能够致人死命，但无法排除防腐的可能。”

在尸体清理的过程中，随葬品逐层剥离，一批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器物逐渐显露出来。

墓主人头戴一件雕琢着凤凰图案的黄金头箍，头两侧各有一个形制相似的鎏金银牌饰，颈部缠绕着一长串由玛瑙、黑水晶和镂空金球串成的项链。

膝盖部位系有一串铜质铃铛，脚和膝盖处均有铜铃。

墓主人左脚边放置着一具由丝线编成的绳鞭，缠绕得非常规整，脚侧还有一件马鞭形的丝编器物，用途在发掘报告中标注为“尚不能确定”。

这些器物——头箍、铛铃、鞭子——在辽代墓葬中并不常见于普通贵族墓。

它们的组合指向了一个特定的身份：萨满。

契丹人信奉萨满教，萨满巫师一般由女性担任。

在契丹故俗中，凡婚燕之礼，推选女子之中可尊敬者坐于奥，称为“奥姑”。

奥姑相当于萨满巫师，在契丹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宗教地位。

据《辽史·公主表》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述律皇后唯一的女儿耶律质古，“幼为奥姑”，“未封而卒”。

这个记载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推测方向。

墓主人拥有凤凰图案的棺椁和龙纹银盒，说明她具有皇室身份；同时随葬品中包含成套的萨满法器，说明她生前担任过奥姑。

质古公主恰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她是阿保机唯一的女儿，幼年即担任奥姑。

但推测并不止于此。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在查阅大量辽代历史文献后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墓主人或许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妹妹余庐睹姑公主。

余庐睹姑同样是契丹皇室中符合“奥姑”身份的女性，且据文献记载，她嫁给了契丹北宰相萧室鲁。

萧室鲁后来因参与谋反而获罪，余庐睹姑也因此受到牵连。

《辽史》中关于余庐睹姑的记载极为简略，但“奥姑”这一身份、与皇室的血缘关系、以及墓葬中大量匆促下葬的痕迹，都与吐尔基山辽墓的实际情况存在吻合之处。

墓中没有发现墓志铭。

这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令人遗憾的缺失。

契丹贵族墓葬中，墓志铭是确认墓主人身份最直接的证据，但这座墓葬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墓主人的姓名和生平。

考古队员在墓道左壁发现的契丹文字残缺不全，刘凤翥也无法从中识别出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

这些文字对破解墓主人的身份毫无帮助。

发掘报告中使用了“匆促下葬”这个词来描述墓葬的某些特征。

墓室的狭小、壁画的脱落、随葬品摆放的凌乱，以及没有墓志铭这一事实，共同勾勒出了一种可能性：墓主人是在某种突发情况下被仓促安葬的，以至于来不及按照正常的皇家葬制修建更大规模的墓室、撰写墓志。

DNA提取的尝试也未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由于骨骼在水银环境中长期浸泡，DNA受到了严重破坏，无法提取出可用于比对的完整样本。

墓主人的身份最终停留在推测阶段。

吉林大学复原了墓主人的容貌。

当那张面孔从一千年前走回来时，考古队员们看到的是一张三十多岁的契丹女性的脸，眉眼之间带着某种无法言说的平静。

她的身份依然云遮雾盖，她的死因也没能最终澄清。

塔拉决定等待，等待未来的遥感测试和再次的DNA提取。

但至少到目前，吐尔基山辽墓的墓主人仍然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回到那座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墓室。

壁画从壁上滑落，堆在淤积的泥沙中。

彩棺上的凤凰依然鎏金闪耀，棺床上的铜铃依然可以摇响。

但那个被面纱覆盖了一千年的女人，只留下一具漆黑的骨架和腹腔中滚动的水银。

她的名字被时间抹去了，只留下那些她生前佩戴过的头箍和铛铃，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沉默地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