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徐烨可
近来，我开始重新阅读《第二性》，便想到关于译者的话题。很多人以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文字转换，是不带主观色彩的文字搬运。可《第二性》早期英译本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翻译背后藏着的视角差异。
在《成为波伏瓦》一书中，我了解到法语原版《第二性》全书共972页，而1953年推出的首个英译本，共删减了145页，占原著总量的15%。译者名为帕什利，是一位动物学教授。他没有哲学、法国文学专业背景，难以读懂波伏瓦文本里厚重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与丰富的文学典故，甚至主观判定波伏瓦的哲学论述不够严谨。于是，他带着自身认知偏见，对原文大刀阔斧地取舍。
其中删改最严重的，是书中梳理女性历史的篇章。帕什利直接删去78位历史女性的名字，几乎抹掉了所有探讨社会主义视角下女性主义的内容。他裁掉大量书写女性愤怒、女性遭受压迫抗争的段落，却完整保留了文本里描写男性情感的文字。此外，就连波伏瓦对家务劳动的深度分析也遭到删减。
看到帕什利删减的英译本后，波伏瓦回信说：“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删掉了。”帕什利回信说，如果他不删减的话，这本书会“太长”，所以波伏瓦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他对原作进行了删减。但帕什利并没有像波伏瓦所希望的那样直率。
这份经过筛选的译本，在此后数十年，塑造了英语世界读者对《第二性》的认知。直到学者玛格丽特·西蒙斯在1983年发表论文，系统揭露译本大量删改的问题，这场翻译风波才引发学界广泛讨论。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翻译笔误。译者在阅读、取舍文字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带上自己的立场与认知。这位译者无法共情波伏瓦笔下那些女性精神突围的思考，便将这些尖锐深刻的思辨视作冗余，而对于传统认知里女性的家庭处境，他更容易理解接纳，于是悉数留存。未必是刻意的篡改，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认知盲区，像一层隐形滤镜，悄悄重塑译本的面貌。
相似的争议，也出现在近年引发广泛讨论的《卿本著者》上。这本研究明清女性文学、探讨古代女性如何争取书写主体性的学术著作，中文版由两位男性译者完成。
原文本是中性客观的学术表述，在译文中却被换上带有传统性别凝视的词汇：英文里单纯表示“青春期”的单词，被译作“时值妙龄”；原本“易受外界影响”的描述，译成了带有驯化意味的“调教”。一本讲述女性挣脱旧时代规训的书，译文选词，却不自觉落入旧式审美框架。最终这本书因翻译与辅文争议，由出版社宣布下架，也让更多读者开始讨论翻译背后的视角问题。
从《第二性》的选择性删减，到《卿本著者》的词语偏向，我们看见：当男性译者翻译女作家、女性主题的文本，这种视角偏差有可能就会浮现。女性独有的生命感受、精神挣扎、对秩序的反思，很容易产生共情隔阂。看不懂女性主体的呐喊，就淡化、删减；熟悉传统性别叙事，就完整留存。
翻译从来不是一面透明的镜子，它本质是译者参与的二次创作。译者的人生阅历、性别观念，都会悄悄渗进字里行间。读者读到的译本，不完全是女作家原始的表达，而是经过译者筛选、过滤之后的文本。
当然，这并不是说男性译者不能翻译女性作品。性别不等于共情能力，优秀的译者能够跨越自身经验，尽力还原作者本意。这个案例真正提醒我们的是：译本不是原作的绝对替身。
我们阅读译作时，需要多一分审慎。读懂文字背后那层看不见的译者滤镜，才能分辨，哪些是作者原本的心声，哪些是译者视角带来的附加解读。翻译传递的不只是词语，更是看待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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