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师门求学志》前言

一

1978年，我国重新招收研究生，但研究生导师要有高级职称，而十年动乱期间，各高校与科研单位都未进人，也未评职称，出现了人才断层现象，于是那些具有高级职称的老教授们便重新焕发了青春，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程千帆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1913—2000），名会昌，四十岁后号闲堂，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霖寿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康有《顾庐诗钞》传世。

伯父士经办了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千帆幼年便从伯父在有恒斋读书。教学方法主要是死记硬背，好处是让学生掌握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也培养了学生们的记诵能力与习惯。

一九二八年秋，千帆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中学毕业后又升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而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

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他从黄季刚（侃）学过经学通论；从胡小石（光炜）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学过古文字学。

他还向中央大学的林公铎（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请教过诗词。金陵大学附中教师黄云眉，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陈登原上的课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千帆不仅刻苦学习，也积极参与学校各类活动，1935年他担任了金陵大学文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办的《金大文学院季刊》刊委会主席，还与孙望等学友自费创办了《诗帆》半月刊，创作新诗，发表评论。

此外，他们还成立了春风文艺社，借报纸副刊的篇幅编了个周刊。从事这些社团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千帆的写作水平与社会活动能力。

在漂泊西南时期，千帆先后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金陵大学、成都四川大学任教，结识了不少当地与外地入川的著名学者，如刘永济、马一浮、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吴宓、朱自清、朱光潜、郭绍虞、余冠英等，颇有请益切磋之乐。

《程千帆全集》

在这一阶段，千帆于1939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论文集《目录学丛考》。

1941年秋季，千帆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出版了油印线装本《校雠广义目录编初稿》。他时年29岁，就打算写一部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在内的《校雠广义》。

1943年8月，千帆所著《文学发凡》作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第二种由金陵大学文学院刊于成都。1948年，叶圣陶将其易名为《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千帆在这一时期对文献学与文艺学都做了深入研究，并付诸教学与科研实践，这就为他后来明确提出“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他》，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也为他后来在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校雠学课程，撰著《校雠广义》，提倡求真务实的学风创造了条件。

《校雠学略说》

抗战胜利后，千帆回到湖北，一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中1948年至1952年任系主任。作为三级教授，他还于1956年9月，指导了2名魏晋南北朝文学专业方向与２名宋元文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由于1958年2月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未能始终其事。

千帆喜欢上课，他在写给学生张三夕的信中说：“一定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教然后知困，而科研就必然会跟上来。”（《程千帆全集》第9册472页）

千帆讲课深受欢迎，老学生黄瑞云回忆道：“他讲课很放得开，谈吐自如，严肃中不乏幽默。特别使学生们佩服的是，他讲一篇作品，总要连及许多诗作，他都随口而出，背诵如流。每一堂课又总会有一两个精彩的例子，引得满堂哗然。”

黄瑞云请教其中的秘密，先生回答道：非常简单，“我备了课。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设计好，要引那些作品先记下来，到课堂上就会应付裕如了。”他还说：“每堂课都要准备好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印象才会深刻。”（《怀念千帆先生》，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85页）

程先生上课不仅注意传授知识，也注意培养学风。周勃回忆道：“会昌师的‘严’贯串于一切环节之中，有次课堂讨论，同学们发言援引古诗时常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讨论结束后先生给我们作一次临时测验，要求每人默写五、七言绝句和律诗各一首，结果成绩很不理想。先生就此给我们谈学与思，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这件事引起全体同学震惊，收到了很好的鞭策效果。”（《垂范永远》，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75页）

千帆教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武汉大学中文系53级同学李正宇回忆道：“我们班共34位同学，后来出了18个教授和不少模范工作者，每个人的根系都吸吮过程先生浇灌的甘泉。数十年来同学们难得一聚，偶尔聚在一起追忆往事，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程先生的讲课。”（《出神入化的讲授》，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110页）

《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千帆的科研成果也十分突出，先后出版了《文论要诠》《文学批评的任务》《古典诗歌论丛》（程千帆、沈祖棻合著）《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宋诗选》（程千帆、缪琨选注）。

此外，还有《中国近代文学史教程》《宋元文学史教程》讲义与《中国文学史教程》讲稿。

沈祖棻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说：“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或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载《古典诗歌论丛》卷末，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

由此可见，在此期间，程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不断探索精神，而“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实际上也为他后来在南京大学提出“文艺学和文献学两者的的精密结合”方法（《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载《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2期）开了先河。就在程先生最适合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时候，他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离开讲坛达二十年之久，也基本上被剥夺了科研权利。

《桑榆忆往》

1978年8月，千帆在武汉大学办了退休手续，成为街道居民之后，被匡亚明校长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年65岁。

他在致南大校系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他立下誓愿“要争分夺秒，把在政治错案中损失了的时间抢夺回来。”（载《程千帆全集》第9册691页）

他做到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与科研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尤为突出。

他在《劳生志略》里说过：“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生。”（载《程千帆全集》第8册408、409页）

程先生甚至在遗嘱中说：“千帆晚年讲学南大，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载《程千帆全集》卷首）

程先生在南大一共培养了10名博士9硕士，其中3人既是他的硕士生，也是他的博士生，所以程门弟子一共16人。“程门弟子”成了学术界一个专有名词，一道风景线，这应当是千帆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教育思想开的花，结的果。

二

北京大学陈平原说：“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137页）

《陈平原文集》

程先生来南大首批招了三名硕士研究生，莫砺锋、张三夕和我幸运地被录取了。我们对这一点体会还是比较深的。

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除出差有事外，每周都要为我们答疑一次。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听了他上的四门课。一门是校雠学，也即文献学。

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谈了他开这门课的原因：“一九七八年，我重行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

他在1993年12月27日致函张三夕，指导他写《校雠广义》的书评时还让他“从今世学风着眼，不重视入门奠基，故多无根之谈空疏之说，则尤可药今人之病也。”

因此，他于1982年春天，在教育部召开的研究古典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会议上提出开设文献学课程。

《中国古典文献学》

周勋初谈道：“千帆先生于1982年教委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座谈会上，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这是针对前时的空泛之病提出的教育良方。很多学校接受了这一主张，学界风气大为好转。”（《深切怀念程千帆先生》，载《江苏文史研究》2000年第3期）

他和我合著了《校雠广义》，他的学生张三夕还主编了《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为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文献学课程作出了贡献。

他还为我们开了杜诗课，他为本科生开的古诗选讲与古诗今选课，我们都旁听了。这三门课都是对诗歌作品作出具体分析。

先生在《学诗愚得》中说：“研究诗歌应从具体作品入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作品论作品，而是主张从具体作品入手的同时，不断地进行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索，发掘蕴含在具体作品中的普遍规律。从具体作品出发研究诗歌的方法，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将理论寓于具体作品的评品中，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色之一，离开了具体作品，理论研究就失去了土壤。”（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他所开设的这些课程，也有弥补过去中文系教学之不足的意义。我们当年在中文系所学主干课程，如《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基本上都偏重于理论探讨与宏观把握。

如何从具体作品中抽象出文艺理论，程先生的这三门课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当时都记有听课笔记，此次将摘要保留在《师门求学志》中。

《师门求学志》，徐有富著，凤凰出版社2026年7月版。

先生对我们的指导都是非常具体而富有成效的。记得1979年9月18日，我们首次拜访程先生，见他满头白发，不禁肃然起敬。

他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临别时，他还赠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程先生甚至在一九九六所立遗嘱中，还嘱咐弟子们在其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程千帆全集》卷首）

可见程先生指导学生，不仅关注教学与科研，也非常重视思想品格，只有德才兼备，方能成为优秀人才。

1979年9月28日，程先生给我们留了两张纸条，其一曰：“徐有富同志：我已代你们在大馆借到《旧唐（书）》一至十册。我问过大馆人员，研究生每人可借十册。那么，其余部分三人去借，就可全部借出。到了期，可去续借。”其二曰：“徐有富同志：已与资料室汪越老师商妥，借出《文选》一套。”

《闲堂书简》增订本

这显然是要我们充分利用南大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南京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后来程先生与我合著《校雠广义》，若非充分利用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因为南大图书馆是由中央大学图书馆与金陵大学图书馆合并而成的，著名图书馆学家桂质柏、李小缘、施廷镛先后主持其事，故文献学藏书特别丰富。

1979年10月2日下午，我们应约拜访程先生。程先生请华东师范大学施蜇存教授为我们代买了三本《辞海》和《新英汉辞典》。

10月9日下午去程先生家，他又托人为我们买到了《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宋诗选》，并且还为我们准备了包书纸。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读书热与购书荒，程先生千方百计为我们买了不少常用必备书。受程先生影响，我们也都喜欢买书。莫砺锋、张三夕都成了藏书家。

1979年9月29日晚，我们拜访了程先生，他给我们三份登载他论文的刊物：南大学报、南师学报、学术月刊。在拜访期间，他还把他三十多岁当副教授时抄的书，以及六十岁抄写的书稿给我们看，勉励我们把字写好。看到那些字一丝不苟，我们都很感动。

先生出版的书，也都每人赠送我们一份。他显然是在以身作则，教我们如何写文章，从事学术研究。

程先生还特地为我们开了《专业文献选读书目》。该书目分为诗话，艺术分析论文，专题专书研究，作家生平、作品系年，考证论文、专书、札记，注例等七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少而精地列了一些代表作。

此外，还给了我们一份《习作论文格式简例》以及《校对符号及其用法》，使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少陵先生文心论》

程先生指导我们搞科研写论文是循序渐进的，首先是要我们写读书笔记，1979年10月22日下午，我们拜访先生时，他要我们阅读《文选》中八代诗选部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及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并将自己的藏书借给我们。

我还保存着程先生手批的我读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的读书笔记，末署“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摘录完毕”，程先生批曰：“阅，80．2．13”。我读《新唐书》的笔记，末署读完时间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读《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的笔记，未署阅读时间。

他让我们读这些著作，显然是在告诉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不能只读文学方面的书，还要具备史学知识与经学知识。为了解我们的读书情况，他还要我们将读书笔记交给他批阅。

程先生改作业，非常注意对我们进行基本功训练，凡写错了的字都一一纠正，并批曰：“注意错字”，还加上波浪号。

程先生重视利用批改作业来培养我们的学风，譬如我在读《中国史学史》的笔记中摘录了一段话：“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闕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程先生在这段话下，连续画了四个圈，表示充分肯定，显然是要我们学习与研究古典文学，也要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

《程千帆先生手钞误书百例》

程先生还特别注意用批改作业，启发我们在读书时要认真思考，如我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在笔记中摘录了一句话：“齐学比较浮夸，好讲阴阳五行”，程先生批曰“因其滨海，多见水天幻景，故有迂怪之谈。古方士出燕齐，皆滨海域也。”这段批语告诉我们，读书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认真思考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接着，程先生要我们练习写读书札记，1979年11月20日访先生，先生布置了考察项目，要我们写学诗札记五篇，写史学札记一篇。

我打了折扣，只交了四篇读诗札记，第一篇为《对“绿”字的探索》，程先生似比较满意，将题目改为《古典诗歌中的“绿”字》，提了些修改意见，如要我“写一段红绿对比”，补充了些材料，如指出“易安‘绿肥红瘦’不可不及。”最后要我“将此篇重抄，再交来。先抄。”

先生可能将此稿通过周本淳推荐给了淮阴师专学报，因为1980年9月18日《闲堂日记》称：“得周本淳信，徐有富稿退回。”该文认为不少古代诗歌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采用了词性活用的修辞手法，颇有新意，但是写法与一般论文有明显不同，编辑可能认为不宜刊登。程先生根据该文的写作特点，又推荐给了《长江文艺》，该文终于在1982年第1期发表了。

后来，我读到程先生的《读宋诗随笔》，觉得实即读诗札记。故我退休以后，又写了一些读诗札记，如《“望南山”与“见南山”》《杜诗中的鸟雀》等。

《读宋诗随笔》

我交上去的史学札记题为《谈“模棱手”》。在《新唐书•苏味道传》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相，特具位，未尝有所发明，脂韦自营而已。常谓人曰：‘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模棱持两端可也。’故世号‘模棱手’。”

我觉得这是官场中较为普遍的现象，遂写了这篇札记。先生批曰：“这种文章，可以作为练笔，偶然写写，不要花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此后，我便不再写此类文章了。

接着就是写课程论文了。

我们在旁听了古诗选讲课后，每人都写了一篇论文。我的论文题为《简谈宋诗中的议论》，程先生作了删改与润色，还在首页批曰：“①例子，小诗太多，可适当考虑换一些。②以后，抄写过，要仔细看一遍。③改的，提的，仅供参考。修改时，可自行决定。”

修改后，程先生先让我参加80年的中文系“5．20”学术报告会，然后又推荐給《南京大学学报》于1981年第1期发表了，并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6期以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这对一位在读研究生来说，当然是巨大鼓励。

《汉至隋代别集知见录》，徐有富、徐昕编著，凤凰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1980年4月5日，程先生在课堂上布置了校雠学课程作业：“第一阶段：读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李笠《广段玉裁论校书之难》、徐复《校勘学中二重及多重误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六、七卷，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看的都是条例，试着做一部书的校勘工作，并将错误归成条例。第二阶段：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先看与本专业有关的内容，把自己的论文题目或研究方向写出来，并写一份读书报告。”

我的读书报告题为《诗与政治——读<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札记》，程先生在逐字逐句修改后，于封面批曰：“将第四节删去，再仔细修改一下，重抄一份。要细心一点，不要错落文字。”

我将该文修改后交给了程先生，但一直没有消息。后来读《闲堂书简》发现，1981年10月19日程先生致周勃信云：“去年曾推荐研究生徐有富的一篇论文《诗与政治——读<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札记》，《武师学报》已答应刊用，但因稿挤压了一年，不知能在今冬明春刊出否？盼便中一询。”1981年12月16日致周勃信复云：“信收到。徐有富的文章，《武师学报》编辑部已有信来，答应明年发。”

该文似终未发表，主要是因为我的政治学素养太差，但是程先生希望学生早日成才的迫切心情还是令人感动的。

我听程先生讲杜诗的课程论文题为《杜甫学习陶诗风格问题略论》，也受到过程先生的推荐，近读《闲堂书简》，发现程先生1981年10月28日致《江海学刊》主编姚北桦信云：“寄上徐有富同志文一篇备《江海》用。此文弟修改过二次，不算太好，但是专门讨论风格继承的专文，目前很少，在方法论很可取，值得提倡。请酌。（我现在指导研究生写文章，很看重方法论上的革新。）”

或许因为此文不算太好，《江海学刊》未登，程先生毕竟修改过两次，所以还是在杜甫研究学刊《草堂》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

《文献学管窥》

三

最重要的当然是写硕士学位论文了。

程先生为了让我们熟练使用中文工具书，在搜集、鉴别、运用资料方面打下坚实基础，起初想让我们注释中晚唐小家诗人的诗集。如1980年1月31日《闲堂日记》云：“莫砺锋——李端；徐有富——司空曙；张三夕——韩翃。”

在注释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困难重重，想换一个硕士论文题目。程先生接收了我们的意见，于1980年4月3日专门同我们谈了毕业论文选题问题。指出：“其原则是有一定难度，角度新，无人做过；要广泛占有资料，经过努力能够完成。”

接着提供了九个选题，并对每个选题都做了分析。如关于《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先生说：“可分阶级篇、服饰篇。上层妇女、女道士、尼姑、商人妇的社会地位。看唐人传奇，用作旁证。把妇女服饰摘录下来考证。注意马列论妇女。注意唐人妇女画像。白居易《母别子》对多妻制的揭露。《长恨歌》对爱情专一加以肯定。”

《唐代妇女生活与诗》

这里依据的是谈话记录，实际上谈话内容当然更丰富，语言也更流畅。

从此，我们便进入了硕士论文写作阶段，我选的题目即《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写好一部分就请程先生批改一部分。先生批阅论文非常仔细，甚至我将注释的序号弄错了，他也会将其纠正过来。

如我的论文有一页注释①为《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四，注释②为《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五，程先生居然纠正为注释①：《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五；注释②：《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四。 显然，程先生发现了问题，并将引文与注释仔细核对过。

程先生对我的论文写作目的很在意。如我在初稿中写道：“杜甫、张祜、杜牧、韩偓、钱珝都曾以贡荔枝为题材，写出了不少优秀诗篇。略举一二，以饷读者。”程先生将后面八个字删去，批曰：“你是做论文，研究一个唐诗方面的问题。暂时不要考虑‘饷读者’。”

我在硕士论文写作提纲中，关于写作目的写道：“概括介绍研究唐诗中的妇女形象的意义，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程先生将这两句话删去，改为“系统地叙述、研究唐代诗人描写妇女的诗篇，科学地评价其思想性、艺术性。”并批曰：“不要心里老是想到的是在写一本一般读物（如上次所云‘以饷读者’）。要时刻记住是科学研究，是论文。‘避免枯燥’很好，但主要是深刻、准确。”

程先生批改硕士论文非常重视对我们进行基本功训练。基本功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言必有据，并详细而准确地注明引文出处。

我在行文中曾随手引用过一些诗文名句，自以为无需注明出处便未注，程先生都一一指了出来。如我在文中引用了两句诗“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程先生批曰：“出处。”经查，出自李白《妾薄命》。我在文中还引用了“报国欲死无战场”一句，程先生批曰：“引文出处？”经查，出自陆游《陇头水》。

《程千帆古诗讲录》

程先生反对转引资料，我在文中转引了一条资料，程先生批曰：“凡是查得到的书，都应当去查，尽可能不转引。”程先生还特别强调要用原始资料。我在论文初稿中谈到陈皇后时，引用了《资治通鉴》中的一条材料，程先生批曰：“此处应用《汉书》，凡是史料相同的，应尽量用最原始的。原始资料有不足处，则以后出者补充或纠正之。”

再如，我在论文初稿中分析唐代女道士鱼玄机时，引用了《全唐诗》中的作者小传。程先生批曰：“此处可用唐人小说中原始材料，记在《三说小牍》中。”查皇甫枚《三水小牍•绿翘》篇，果然对鱼玄机作了详细介绍。

程先生还说过：“对于鉴定材料，使用文献，总该不至于不辨真伪、先后，以及实证和推测的区别。”（《关于知识爆炸与基本功的对话》，载《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6期）

程先生对我们论文中这方面的问题也特别留心，如我在论文初稿中写道：“班婕妤之所以成为失宠的典型，一方面因为她才德姿容兼备，相反受到排挤而失宠；另一方面则因为她写了一首《怨歌行》。”文中将《怨歌行》的著作权归于班婕妤，未免真伪不分。

《学术论文写作十讲》

程先生将之改为“另一方面则因为萧统编辑《文选》，将一首本为无名氏所作的《怨歌行》归入了她名下。”这样一改就准确无误了。

程先生在批阅论文时，也十分注意提高我的分析水平。如我在分析陈皇后形象时，引用了刘禹锡的《阿娇怨》：“望见葳蕤举翠华，试开金屋扫庭花。须臾宫女传来信，言幸平阳公主家。”并分析道：“从‘试开金屋扫庭花’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娇本来是抱着武帝来幸的希望的，然而宫女却传来了令她失望的消息。”

程先生批曰：“分析此诗要强调用卫子夫作陪衬。”于是我又加了两句：“因为武帝后来所宠爱的卫子夫就是平阳公主家的主讴者，武帝到平阳公主家显然是另寻新欢。”

再如我在论文最后一章，分析唐诗中的妇女形象继承与发展问题时，引用了梁代诗人庾肩吾的《咏长信宫中草》：“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并欲上阶生。”并分析道：“这首诗以宫中草的茂盛来反衬长信宫的冷落，以宫中草的有情来反衬汉成帝的无情，构思颇有特色。这些艺术性比较高的作品对唐代大量优秀的宫怨诗的产生当然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程先生批曰：“崔国辅《长信草》全从此诗出，可以比较。”受到启发，我在修改时接着分析道：“崔国辅也写过一首《长信草》：‘长信宫中草，年年愁处生。全由履迹少，不使玉阶行。’这首诗后两句表达的意思同上首后两句是一样的，但是把上首诗后两句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写就很含蓄，耐人咀嚼，读罢我们自然会感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分析水平也因而有所提高。

程先生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文风，特别强调行文简洁。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他在我的论文初稿第一页分四行批曰：“注意：①集中，②简练，③严谨。”他将我论文初稿中几乎所有多余的段落与词句都删去了。

有些地方还加批作了说明，如：“必须爱惜笔墨，能不写就不写。”“尽量少说可有可无的话。”“不要拉得太远了。”“讲课可以拉扯得远一点。写论文，在没有比较任务时不宜说得太宽泛。”

下面就举一个例子。我在分析失宠后妃形象时，引用了无名氏的《怨歌行》，并分析道：“这首诗用形象化的语言集中表现了妃嫔们的地位和怨情。在帝王的眼里，她们像团扇一样，不过是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工具，一旦她们失去了某种使用价值，或者这种使用价值被其他人代替了，她们就只好落到被弃置的地位。”

程先生将这段话删改为“这首诗用形象化的语言集中表现了弃妇的命运，犹如见指的秋扇。”你不能不承认，程先生的删改简洁明了，起了点铁成金的作用。

《十四朝文学要略 古代文学源流论略》

当然，程先生在批改论文时，也会通过表扬来肯定他所主张的文风与写作方法。如果我们在科研中抱着严谨踏实的态度，程先生也会加以肯定。如我在硕士论文写作提纲中说：“能够统计数字的尽量统计数字，在有关的全部材料中，选择最恰当的例子进行论证。”“尽量把分析和考证结合起来，努力做到言必有据。”程先生都分别画双圈予以肯定。

我在硕士论文初稿《引言》的开头说：“在《全唐诗》近五万首诗中，涉及妇女的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以描写妇女为主的诗大约有六千六百首。”程先生连续画了四个圈表示肯定，并批曰：“需要这种切实的数字，即使不大精密。”

我为取得这些数据编制了分类索引，还钞录了卡片。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保证了我的硕士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如果我在硕士论文初稿中分析得还不错，他也会利用批语来加以肯定。如：“像这样具体的分析就好。”“如此仔细校订，很好。”“这一段写得好，就要这样仔细体会。”“自己能看出来吗，后面几章，废话少了，具体分析多了，有时还分析得比较细致。”

试举一例，我在分析宫女形象时，引用了王建《旧宫人》：“先帝旧宫宫女在，乱丝犹挂凤凰钗。霓裳法曲浑抛却，独自花间扫玉阶。”并分析道：“第二句的‘挂’字写得十分传神，它说明这位旧宫人随着青春的消逝，境遇的变化，已经无心打扮自己。但‘乱丝犹挂凤凰钗’一句却使读者联想起，她也曾经历过一些热闹的场面，而这正好同第四句所描绘的她那孤零零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大大加强了艺术感染力。”

程先生对此段分析先后画了六个圈表示肯定，并批曰：“就要这样写，没有复述，也无废话。”可以说我们论文写作能力的提高，都是程先生改出来的。

硕士论文写完后，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程先生约我与他合著中国古代名人传丛书中的《李清照》，并借给我一本《李清照资料汇编》，因为只要求写三万字，所以很快就完成了。

《李清照：从汴梁月到临安雨》

该书于198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程先生放弃了该书的著作权，可见其对学生的厚爱。

程先生指导研究生，还有一个有力措施，就是极力向杂志社、出版社推荐学生们的论著。我在读研期间有四篇文章，一组新诗，一本书，一本硕士论文，受到过程先生的推荐。这对学生们的成长当然大有好处。

四

我1981年底硕士生毕业时已38岁，妻子还带着儿女在湖北省阳新县一座矿山艰难度日，小孩的教育已不能耽搁，所以想早点工作，把家人调到一起。

组织上大约考虑到了我的具体情况，将我分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但我还是想留在南京，因为当时我姐姐远在辽宁丹东，我弟弟远在新疆塔城，我妹妹远在云南昆明。

记得我考取研究生第一次回家探望父母时，母亲卧病在床，听说我考回来了，立刻起身为我做饭，还说了句：“冷锅里蹦出颗热豆子。”如果我毕业后再回湖北，年迈的父母亲一定会很失望。

《南大往事》，徐有富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

恰好当时南大图书馆施廷镛先生指导的一名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家在武汉，却被分到南大图书馆，于是我俩申请对调一下，并且获得了批准，可谓两全其美。

我到南大图书馆工作不久，由于受到母系老师的关心，妻子很快就调到南大财务处工作。我因为读了研究生，解决了一家人的调动问题，还是很庆幸的，于是决心做好本职工作，安然度日。

想不到程先生依然关心我，指导我。我在南大图书馆工作的一项任务是修订施廷镛先生编的《南京大学馆藏地方志目录》。地方志是南大图书馆的特藏之一，有36种孤本，据此情况，程先生要我写一篇《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孤本方志叙录》，并对叙录的内容、格式一一作了明确规定。我写了3万6千字，程先生均作了精批细改，还专门用一张纸作了总批。

就在我将该文修改完毕后，程先生随即要我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我当然义不容辞。

汪辟疆当过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解放后为南京大学教授，所著《唐人小说》《目录学研究》《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等都颇有影响，是程千帆与沈祖棻的恩师，所以程先生到南大后，便主动承担起整理《汪辟疆文集》的重任。

我于1982年下半年参与其事，并在1983年2月1日写的《一年工作小结》中提到过此事：“在程先生的主持和指导下，对汪辟疆先生的遗著进行了编辑和整理。”

有机会参与其事使我获益匪浅。《汪辟疆文集》中的诗文，有些原先是稿本，如日记、序跋、书札、笔记、诗抄，汪先生的书法很好，但我不善书法，有些字辨认起来非常吃力。还有些文章发表在解放前的杂志上，需要根据程先生提供的线索去查找。抗战时期出版的杂志纸质很差，一张纸正反两面印的字会相互渗透影响，不少字辨认起来很难。

《汪辟疆文集》

好在我的同事魏徳裕先生编了几十年的目录，特别善于使用工具书，有什么问题请教他，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我在1982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了篇《整理汪辟疆著作有感》，特录之如下：“在整理《方湖日记》的过程中，有些人名、书名，字无法辨认，我准备把矛盾上交给程先生了，但魏先生千方百计地给我找了出来。每解决一个问题，魏先生都感到很快乐。从魏先生翻目录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要学问与实践相结合。”

参与此项工作使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尊师敬业精神，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文献检索能力与文献整理水平。

参与《汪辟疆文集》的工作尚未完成，程先生为了让我早作准备，又打算让我为研究生上校雠学课。

我在1983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拜访程先生，程先生对我的工作做了安排：这学期整理汪先生著作，下学期听校雠学，并准备写出校雠学讲稿。”

《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

《汪辟疆文集》的整理工作大约是1984年1月完成的。记得我将整理好的最后一批稿件送给程先生时，程先生很高兴，说我“势如劈竹”。于是，我也就正式进入了准备上校雠学课的阶段。

为了给我上校雠学课创造条件，程先生为我提供了大量相关资料。

我在1984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程先生“叫我过几天去检有关校雠学的书，甚为高兴。”

我在1984年3月1日的日记中专门编了个《程先生所赠书目》，有30种。

此后，程先生还不断地将他所获得的校雠学著作赠送给我。这些书中有传统的目录学著作，如孙德潜的《刘向校雠学纂微》、姚振宗的《师石山房丛书》；也有台湾学者的校雠学著作，如王叔岷的《校雠学》、胡楚生的《中国目录学研究》等。

特别珍贵的是程先生还将其《校雠广义目录编初稿》以及他长期积累的有关校雠学的学术论文也送给了我。如普暄的《误书百例》、李笠的《广段玉裁论校书之难》、徐复的《校勘学中二重及多重误例》等。

其中《误书百例》为先生毛笔手抄本，充分体现了程先生青年时期准备写《校雠广义》时的劬劳与一丝不苟精神。

这些校雠学资料当时很难买到，到图书馆借阅也不容易，从而为我从事校雠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首次专门为研究生开校雠学课程是在1985年的春季，这门课是为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5名研究生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7名研究生开的。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名研究生、南京农学院1名研究生选修。

《文献学研究》

当我在讲台上站住脚后，程先生又要我同他合著《校雠广义》。

程先生写过一篇《校雠广义叙录》，所署时间为“辛巳六月”，可见早在1941年，也就是在他29岁时，就产生了一个梦想，要写一部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在内的《校雠广义》。但是，他的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

1985年12月1日，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之后写了篇《附记》，略云：“徐有富同志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课程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

我们首先完成的是《目录编》，因为程先生留下一册油印线装本《校雠广义目录编初稿》。

《校雠广义目录编》

该讲义分为名义第一，著录第二，类例第三，编次第四。后来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与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根据程先生上校雠学课记录整理而成的《校雠学略说》第四章目录部分共分五节：一、名称与源流；二、目录学的功用；三、目录书的体制；四、目录类例的沿革；五、目录的源流和种类。

巧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南京大学图书馆办了个图书馆学专修科，缺乏师资，我遂于1984年5月被调入专修科任教，所教课程恰恰有目录学。

当时，目录学课程的通用教材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我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参考程先生的《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和《校雠学略说》中的目录部分，以及教材《目录学概论》，自编了一本22万字的讲稿。

该课程还挺受欢迎，我在《1984年至1985年度第一学期工作小结》中写道：“给图书馆专业1982级和夜大班上目录学课，历史系学生4人选修，进修教师2人、图书馆工作人员5人旁听，总计99人。”可见当时人们的学习热情是多么高。

我依据《校雠广义》的写作要求，对目录学讲稿进行了补充与修改，大致分为目录与目录学、目录的结构及其功用、目录的著录事项、目录的分类沿革、目录的种类、目录的编製、中国目录学史等部分。

书稿于1985年交给程先生，程先生批改后再退给我修改与誊清。程先生最重要的修改意见是将中国目录学史部分全部删去。他在《校雠广义叙录•附记》中指出：“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因为，照我们的理解，校雠学和校雠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校雠广义》目录编

《目录编》虽于1985年定稿，但是直到1988年8月方由齐鲁书社出版。该编出版后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接下来完成的是《版本编》，程先生似乎早有安排。

当时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办了一个古文献专业，版本学没人上，于是请程先生去上，想不到程先生竟然推荐我去上。于是，我便于1985年为南师大古文献专业上过一次版本学。选修的为南师大古文献专业1984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居然还有4位教师旁听。

记得有次课间，张芷先生悄悄对我说：“题识应当读题zhì，而非题shí。”我上课时即予纠正。此后便全力以赴地备课、上课，总算是完成了版本学的教学任务，并写出了一本版本学讲稿。

当然，程先生《校雠学略说》中的版本部分，自然成了我的重要参考资料。到南师大上版本学，还让我体会到学习一门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上这门课。因为你未学好这门知识，就很难在讲台上站住脚。

《版本编》写起来困难重重，我虽然在南大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过，但未刻意钻研过版本学，好在施廷镛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学家，他还留下一本《中文古籍版本简谈》油印讲义可供参考。南大馆藏版本学书籍丰富，足资利用。

《校雠广义》版本编

我们从1985年底到1988年10月，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才将《版本编》写完，并于1990年10月收到该书校样。

我在当年12月份写给责任编辑任笃行的信中说：“《版本编》校样，程先生校了一遍，我校了三遍，还请其他同志校了一遍。最后，程先生又将改动的地方复查了一遍。现寄上，可能还有一些错误没有发现。”

需要说明的是，程先生的校对工作是在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期间完成的。我们还请了三位研究生专门对引文做了校对复核工作。”该书1991年7月由齐鲁书社出版，质量不错，因而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以及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由于程先生《校雠学略说》中校勘部分篇章结构好，内容丰富，再加上参考资料又比较多，写起来比较顺利，1993年1月份就完稿了，1994年便印出了校样。

由于《校雠广义》被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齐鲁书社希望一次性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全部出齐，于是《校勘编》暂缓出版。这样，《典藏编》的撰写任务必须赶紧完成。

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附记》中谈到1978年重新出来工作，“清查那部未完成的书稿，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

《校雠学略说》中的藏弆部分，也仅寥寥４页。好在我当时还在南大图书馆学系教书，对图书馆学理论也有所接触。图书馆与藏书楼虽有本质差别，但是图书馆学理论对研究我国传统的图书典藏理论颇有借鉴意义。而在南大图书馆，图书典藏学方面的资料也是不难找到的。

中华书局版《校雠广义》

于是，我从1993年7月14日开始正式收集《典藏编》资料，至1996年2月将《典藏编》初稿写完交给程先生修改，先后花了两年八个月时间。

1996年3月9日程先生在致舒芜的信中谈到了他修改《典藏编》的情况：“近又作一必需要作的事，即要将《校雠广义•典藏编》定稿。徐有富草稿三十余万字，仍须蚂蚁啃骨头，全部过目，加以删定，才能放心。”

程先生当时已84岁，心脏病经常发作，而且他还患有白内障，修改书稿十分艰难，但是他为了保证质量，修改书稿的工作一点都不肯马虎，足足花了4个多月时间。

我根据程先生的修改意见，又作了加工，且核对了引文，并重抄了一遍，于1996年8月底又交给程先生看第二遍。

我于1996年10月4日将《典藏编》书稿寄给齐鲁书社时，还附了一封信，略云：“程先生从9月初开始，又将书稿逐字逐句看了一遍，每天看30页。我又根据程先生的意见做了查证修改工作，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中国古典学への招待》

《校雠广义》四编终于由齐鲁书社于1998年8月出版，颇获好评，如陶敏所撰书评，题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评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中华读书报》1999年7月21日）。

徐雁在书评中说：“程千帆先生全面总结了前人治书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建立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部《校雠广义》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堪称这一学科体系的基础工程。”（《藏书亦自有其道——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评述》，《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4期）

《校雠广义》于1999年10月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我在程门弟子中。年龄最大，最笨，最迟钝，最不求上进，长期在南大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系工作。程先生采用不断施加友善的压力的方法，还是将我引上了从教治学之路。

我于1995年4月调到了南大中文系，1996年5月被评为教授，1998年5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受到程先生的赞许。遂申请在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建立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并于1999年获得批准。

1999年11月，徐有富（前右）率研究生前来探望程千帆先生，后排左起：张维、刘雨婷、徐雁平。

此后，直到我于2008年退休，共指导了19名博士生，1名博士后，还有一些杰出的硕士生。其中有3名博士生留在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如今也都成了博士生导师。

我在文献学与诗学方面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程先生培养的结果。特将日记与听课笔记等资料中所记受程先生教诲的情况，以及《闲堂日记》与《闲堂书简》中直接对我施教的内容摘录出来，采用日志的形式整理成此书，以表达我对程千帆先生深深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从中也略可窥见，程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说：“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这本小书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并不典型的案例。

《徐有富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

此书原名《程门求学志》，出版社有关领导建议书名改为《师门求学志》，这样的话可以不局限于程门，受众范围大一点，也可以和周勋初先生、余历雄先生的《师门问学录》成一系列。这样本书的收录范围，也就稍微放宽一点。

徐有富2025年五一劳动节于问津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