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守田,四九年生人,老家在豫东一个叫柳河屯的村子。那会儿的事,我记性出奇地好,越是穷的日子,越像刻在骨头上,抹不掉。如今我七十好几,坐在城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一闭眼还是那个土院子、那口大铁锅、那股子混着柴烟和肉腥的味儿。
那年月,庄户人家的日子是攥着过的,一粒米、一根柴、一块抹布头都要算计。人吃饭都紧巴,何况是肉。所以我说,死鸡、死狗、死鸭、死鹅、死猪、死牛,从来没有丢掉的——不是不想丢,是丢不起。那时候的人心里有本账,活物死了,损失已经造成了,要是再把它扔进沟里,那就是把本钱又赔一遍,这账没人算得过来。
先说死鸡。鸡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死的。一场鸡瘟下来,一窝鸡能倒下大半。我七岁那年春天,家里八只鸡,三天死了五只。我娘半夜就摸黑起来烧水拔毛,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她说,趁天没亮弄干净,让人看见要说闲话。鸡炖在锅里,撒把粗盐,加两片姜——姜还是舍不得多放的。我们几个孩子在灶边闻着香味,直咽口水,谁还分得清是病死鸡还是活杀鸡。我娘一边捞一边念:自家的鸡,吃不死人。其实吃出事的不是没有,隔壁二旺家吃了瘟鸡,全家上吐下泻,躺了两天。可躺完了还是照吃不误,因为下一顿可能连这个都没有。那年代,饿肚子比生病更实在、更近。
死狗就更舍不得。狗是看家护院的,平时舍不得杀,死了更要补回来。有一年冬天,我二叔家那条大黄狗病死了,他连夜把它拖到后院,剥皮、开膛、下肉,切成块用粗盐腌上,挂在屋檐下风干。他嘴上说是留着过年吃,其实腊月还没到就啃掉大半。那皮他也没扔,找人硝了做鞋垫,说这皮子暖和,踩着踏实。我记得那阵子二叔家吃饭,桌上多了一碟子暗红的肉,谁都没问是什么,只闷头吃。
死鸭死鹅,多是落水里淹死的,或是病倒的。那时候家家养几只鸭几只鹅,队里清楚底数。一只鸭子死了,一家人当晚就得处理干净,怕第二天被队里看见说不清。拔毛、开膛、下锅,一套动作熟得像祖传的规矩,其实是被穷日子逼出来的规矩。鹅比鸭金贵些,一只鹅能顶好几顿,主人更是舍不得一丝一毫浪费,鹅血接在碗里凝成块,煮汤时撒进去,说是补身子。
死猪是了不得的大事。那时候一头猪就是一家人的家底,油水全指着它。猪病死了,主人心里跟塌了半边天似的。可再难过,也没人真按规矩深埋。上头是有说法的,病死牲畜要处理,不能食用,怕传疫病。可到了小队这一层,常常变成"埋在后坡上了",人一转身,又给挖了回来。肥肉炼油,油渣留着包饺子;瘦肉抹上盐挂起来;猪皮熬成胶,搁几个月都坏不了;连猪毛都攒着,逢集卖给收破烂的,换几盒火柴、几根针。一头猪从里到外,没有一处是扔的。那不是不懂讲究,是肚子里没油水,讲究不起。
死牛最不敢声张。牛是集体的,是种地的命根子,死一头得上报。可牛毕竟是几百斤的肉。队里开会研究,说是防疫需要、要统一处理,可散会之后,牛肉的香味几天都没散。我们小孩不懂事,只知道那几天有肉吃,分不清大人们脸上是悲还是别的什么。事实上,一头牛倒下去,比丢一季收成还让人心里发紧,可肉真摆到跟前,谁又舍得让它烂在地里?那年头,肉比理更要紧。一个人饿到头昏眼花的时候,是不会去问那肉该不该吃的,他只会问还有没有。
坦白说,我并不是要美化那段岁月。实事求是地讲,吃病死的禽畜是有风险的,那时的人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也顾不上。人饿急了,命都能拿出去换,何况一块肉。有人吃出病了,有人吃了没事,全凭运气。可你要说他们嘴馋、不懂卫生,那是不公道的。人活到那个份上,本能的不是卫生,是活下去。一块病死肉,在别人眼里是脏东西,在我们眼里,是几天的力气,是过一个冬天的指望。
后来日子好起来,我进了城,见过整柜子的冻肉,见过年轻人嫌肥拣瘦。我也知道现在讲食品安全,讲检疫,讲处理病死畜禽,这是对的,理应如此。可我坐在阳台上,闭着眼,还是能看见我娘站在锅边,灶火映着她的脸,一句"别扔,还能吃",说得那么自然,好像本该如此。那时候不扔,是因为舍不得;如今不扔,是因为讲究。同样是"不扔",里头装的却是两种日子。
我说这些,不是要让谁跟着忆苦,只是想让后头的人知道,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扔掉,是从前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今天觉得不该吃的,是那时候的人用胃和胆量捱过来的。饿过的人,对一块肉的珍惜,是刻在骨子里的,一辈子也改不掉。
所以我说,六七十年代,死鸡、死狗、死鸭、死鹅、死猪、死牛,从来没有丢掉的。那不是不讲道理,是那个年月,道理得给肚子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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