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恩来火速电召一位女纺织工，笑着说：让你做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初，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把一份来自陕西的工人档案放在案头。档案主人并非干部家庭出身，也没有大学学历，而是一名长期在纺织车间工作的女工。周恩来思量许久，随即请陕西方面尽快把材料报送中央。

这位女工名叫吴桂贤。她后来回忆，突然接到进京通知时，心里并不踏实。一个常年和纱锭、机器打交道的人，为什么会被中央紧急召见？直到见到周恩来，她才知道，这次调她进京，竟是要承担一项从未想过的任务。

“让我来北京做什么？”

周恩来笑着回答：“有大任务，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连连摆手：“我不行，干不了。”

周恩来没有责备，只是耐心解释，许多工作并不是天生就会，都是在实践中逐渐学会的。这个任命还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并非一句谈话便能决定。

吴桂贤的底气，来自车间，也来自长期磨炼。她幼年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家境贫困，年纪很小时便想着出去挣钱，替父母分担。1951年，年仅13岁的她来到蔡家坡一带寻找活计，后来得知西北国棉一厂招工，便挤在人群中报名。

按规定，她的年龄还不够。可是招工人员见她执意求职，又了解到她家里的困难，破格让她进入工厂。她穿上工作服，从一名小工做起，开始了此后几十年的纺织生涯。

工厂不只是谋生之处，也成了她学习的地方。吴桂贤参加夜校，识字、读书，补上文化课。195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她又被调入赵梦桃小组，向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学习操作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法。

赵梦桃去世后，吴桂贤明显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她每天比规定时间早许多到车间，下班后还留下练习。纺织机器一开，工人必须眼疾手快，稍有疏忽，便可能影响整组生产。她不但自己钻研，也带着姐妹们互相帮助，小组因此多次完成生产任务。

有意思的是，吴桂贤在工厂里出了名的“忙”。谈恋爱时，她与王振涛相识多年，对方从部队写信而来，回到咸阳也常常等她下班。到了吃饭时间，吴桂贤顾不上招待，只给他饭票，让他先去吃饭。两人谈了六年恋爱，结婚时，她甚至抽不出时间亲自去办理手续，后来在厂方说明情况后才顺利领证。

她的经历逐渐被更多人知晓。1963年，吴桂贤当选陕西省人大代表；1964年，她作为纺织工人代表参加国庆观礼。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中央委员，开始从生产一线走向中央领导岗位。

这条道路并不只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和当时选拔工农基层干部的背景有关。中央希望领导机构中能够有来自工厂、农村和基层生产岗位的代表。吴桂贤既有工人身份，又经过长期组织考验，成为较为合适的人选。

1974年，中央讨论增加女干部时，周恩来提出，与其从脱离实际的人选中挑选，不如到西北的劳动模范和工人队伍里寻找。次年，他向陕西方面了解吴桂贤的情况。材料经过审查并报请毛泽东同意后，吴桂贤被通知进京。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国务院组成人员，37岁的吴桂贤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副总理。

身份变了，习惯没有变。她仍保持工人作风，参加集体活动按规定交纳费用，工作安排也尽量兼顾中央事务与纺织行业。1975年9月，经批准回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她一到陕西，便赶往夜班车间。姐妹们劝她休息，她却穿上工作服一直干到天亮。

1977年，吴桂贤提出回陕西工作。她不愿长期离开熟悉的工厂和基层，后来经研究，回到陕西省委工作。对她而言，这不是职位高低的选择，而是重新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1988年，深圳方面考察纺织项目，在咸阳参观时邀请她南下。吴桂贤起初担心年纪、环境和工作衔接，经过考察并得到丈夫支持，才决定前往深圳。到任后，她迅速返回西安，从多家印染企业挑选技术人员，组建队伍，推动鸿华印染厂投入生产。

她处理的事情很具体：招技术人员，解决职工落户，寻找坯布来源，改善印染质量。1998年退休后，吴桂贤仍参与扶贫和家乡建设，关心陕西与深圳之间的经济交流。那个从纺织车间走出来的女工，最终把自己的工作轨迹，留在了工厂、陕西和深圳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