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舅今年不知听了谁的忽悠，稀里糊涂买了16万块的中国银行股票

我大舅今年不知听了谁的忽悠，稀里糊涂买了16万块的中国银行股票

楔子

大舅把手机屏幕怼到我眼前时，我正蹲在院子里帮他修那辆骑了十二年的电动车。屏幕上是股票账户的持仓页面，中国银行，成本价四块八毛七，持股三万三千股，市值十六万零七百。我手里的扳手滑了一下，砸在水泥地上，当啷一声。

“你帮我看看，这个红的是涨了还是跌了？”大舅蹲在我旁边，手指头戳着屏幕上的数字，指甲盖里还嵌着昨天给桃树剪枝留下的黑泥。他的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问今天白菜多少钱一斤。

我没回答，先看了一眼他的眼睛。六十三岁的人，眼睛浑浊了，眼角耷拉着，可那层浑浊底下有一种光——我认识那种光，跟他十年前买第一辆电动三轮车时一模一样，跟他二十年前把攒了半辈子的钱拿去承包那片荒山时一模一样。那是把全部家当押上去之后，等着老天爷开眼的光。

“大舅，你哪来的十六万？”

他嘿嘿笑了一声，从兜里摸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银行回单。我接过来展开，上面印着转账记录：定期一本通支取，十六万整，转入证券保证金账户。日期是七天前。

“你表姐不知道。”他压低声音，往堂屋方向瞟了一眼，“先别跟她说。”

我把回单折好，塞进自己兜里。手有点抖。十六万，是我大舅在建筑队干了八年小工、在山上种了六年桃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养老钱。他连智能手机都用不利索，转账都得去银行柜台排队，他怎么可能去买股票？

“谁让你买的？”

大舅的目光闪了一下，看向院墙外面。院墙外面是村道，村道对面是二柱家的小卖部。小卖部门口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其中一个正抬头往这边看。那人姓周，镇上退休的中学老师，据说以前教过数学，前年开始在村里“指导”老头老太太炒股。

“周老师说的。”大舅的声音低下去，“他说中国银行是大银行，国家开的，稳当。每年分红比存定期强。我算了算，十六万存定期，一年利息三千多。买这个股票，一年分红能拿六千多。”

我看着他。看着他花白的鬓角和晒得黝黑的后颈，看着他因为常年搬砖而变形的手指关节，看着他脸上那种笃定的、近乎天真的表情。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嗓子堵得厉害。

大舅，你连K线是什么都不知道。

“涨了还是跌了？”他又问了一遍，手指头戳着屏幕。

我看了一眼那个数字。持仓盈亏栏里，绿色，负两千三百四。

“跌了。”我说。

大舅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笑容没变。“没事，周老师说了，股票有涨有跌，拿长了准赚。银行股，怕什么。”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堂屋走。走了两步，回头喊我：“晚上别走，你表姐炖了鸡。”

我蹲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堂屋门里。手机屏幕还亮着，那行绿色的数字刺得我眼睛发酸。院墙外面，小卖部门口，周老师正举着手机，跟另外两个老头说着什么，眉飞色舞的。

我把扳手捡起来，攥在手里，铁锈味混着汗味往鼻子里钻。

十六万。八年小工。六年桃树。一辈子的省吃俭用。

那天晚上吃鸡的时候，表姐在饭桌上说了一件事。她说她同事的爸爸，去年买了什么理财，血本无归，老两口在家抱头痛哭。大舅夹了一块鸡腿，放进我碗里，含糊地应了一声：“那是理财，我这个是股票。不一样。”

表姐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我低头啃着鸡腿，嚼了两口，咽不下去。

第一章 周老师

周老师全名叫周德明，六十八岁，镇中学退休的数学教师。他在村里租了二柱家小卖部旁边的一间平房，月租三百，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老年活动中心。牌子上还画了一个笑脸，笑脸的嘴角歪着，看起来像在苦笑。

大舅跟周老师认识，是因为下棋。大舅棋臭，又爱下，每天下午都去小卖部门口报到，跟一帮老头杀得天昏地暗。周老师棋好，让大舅一个车，大舅还是输。可周老师脾气好，输了不笑话，赢了不炫耀，一来二去，大舅就跟他熟了。

周老师开始在“老年活动中心”讲股票，是今年开春的事。我后来问过二柱，二柱说周老师刚开始就是偶尔提两句，说他在城里工作的儿子给他买了什么基金，一年赚了多少。老头们听着眼热，有人跟着问了两嘴。周老师就顺势讲了几回，从基金讲到股票，从股票讲到银行股，从银行股讲到中国银行。

“他说中国银行是四大行之一，国家不会让它倒。每年分红稳定，比存定期强。”二柱蹲在他家小卖部门槛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跟我说，“你大舅那会儿天天去听，听得眼睛发直。后来周老师又说了，买银行股还能打新股，中了签就是白捡钱。”

二柱把瓜子皮吐在地上，用脚碾了碾。“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差点买了。可我媳妇管钱管得紧，我拿不出三万块。”

我问他周老师自己买了多少。二柱摇头，说不知道。我又问周老师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二柱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啥资格？他就是个退休老师。”

大舅买入股票的具体日期，我是后来查了他手机才知道的。四月十七号，周三，上午十点二十三分。他在镇上的农商行柜台，把一张五年期定期存单提前支取了。那笔定期还有八个月到期，提前支取按活期算利息，损失了一千多。柜员提醒他，他说没事，我有急用。

然后他去了周老师那里。周老师用自己的手机帮他下载了证券APP，注册了账户，绑了银行卡，把钱转进去，买了中国银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大舅连密码都是周老师让他设的，他设了自己的生日，后来说太简单了，改成六个八。再后来说六个八太顺了，怕被人猜到，又改成了自己家桃树第一次挂果的年份——二〇〇八。

这些细节是大舅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孩子做了件自以为聪明的事之后等着被夸的得意。我在电话这头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大舅，你连支付宝都用不明白。你把十六万交给一个认识不到半年的退休老头。

我跟周老师正面打交道，是在事情发生后的第十天。那天我专门请了假回村，直奔小卖部旁边的“老年活动中心”。周老师正坐在门口一张旧藤椅上，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封面是《股市趋势技术分析》。他旁边围了三个老头，其中一个正拿着笔记本在记什么。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周老师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眯了眯，认出我来，笑了一下。他的牙很白，整齐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大概是假牙。

“你是老赵的外甥？”他合上书，放在膝盖上，动作不紧不慢。

“周老师，我大舅买了十六万的中国银行股票。”

“我知道。”他点点头，摘掉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我跟他说了，这是长线投资，拿个三五年，翻倍都有可能。”

“你凭什么觉得会翻倍？”

周老师把老花镜重新戴上，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平静，像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小伙子，中国银行是国有大行，市净率零点五，市盈率四倍多，每年分红率超过百分之六。这种股票，跌能跌到哪里去？”

我被他问住了。我确实不懂股票，可我在城里打工这些年，见过太多“稳赚不赔”的局。P2P、原始股、养老理财、区块链，每一局开场时都是这套话术——稳、保本、比存款强。

“周老师，你有证券从业资格证吗？”

周老师笑了一声，那笑里带着一种被冒犯之后的克制。“小伙子，我在镇上教了四十年数学。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三个在银行工作，两个在证券公司。你说我懂不懂？”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我又没拿你大舅一分钱。他买股票，钱是打到他自己的证券账户，我又动不了。我只是提了个建议。”

我看着他，看着他膝盖上那本厚厚的股票书，看着旁边老头手里记满字的笔记本，看着小卖部墙上贴着的一张A4纸，上面用红笔写着“中国银行目标价8.5元”。

你动不了他的钱。可你动了他的脑子。

那天下午，我从周老师那里出来，在村口碰见了大舅。他正骑着那辆修好的电动车从地里回来，车后座上绑着一捆桃树枝。看见我，他停下车，笑眯眯地问：“你去找周老师了？”

我点了点头。

大舅的表情变了，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他没生气吧？”

“没生气。”

大舅松了口气，把桃树枝重新绑了绑。“你别看周老师是个退休的，人家懂得多。我跟你说，他以前教过的学生，有一个在省城证券公司当经理。人家有人脉。”

我看着他，看着他把桃树枝绑得整整齐齐，看着他黝黑的手背上鼓起的青筋，看着他脸上那种我熟悉的固执。我忽然想起我妈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大舅年轻的时候，有人来村里推销“治百病”的磁疗床垫，他差点把准备盖房的钱全花了。后来是我姥爷拿着扁担追了他半条街，才把钱追回来。

可姥爷走了十年了。没人拿扁担追他了。

第二章 表姐

表姐知道这件事，是在我回村的第三天。

那天晚上在堂屋里吃饭，大舅喝了二两白酒，话多起来。他放下筷子，从兜里摸出手机，打开股票APP，把屏幕对着表姐。绿色数字还在，可数字变了，从负两千三变成了负四千一。

“闺女你看，今天跌了。周老师说了，跌了是好事，可以补仓。”大舅指着屏幕，语气里带着一种故作轻松的笃定，“回头再跌，我再买点。”

表姐放下碗。碗底磕在桌面上，当的一声。她盯着大舅看了两秒，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伸手把大舅的手机拿过来。她翻了翻交易记录，翻了翻转账凭证，翻了翻那个叫“周老师”的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她翻得很慢，一页一页翻，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到震惊到铁青。

“爸，你哪来的十六万？”

“攒的。这些年攒的。”

“你攒的养老钱，全买了？”

“周老师说——”

“周老师是什么东西！”表姐把手机拍在桌上，声音陡然拔高，碗里的汤溅出来，在桌布上洇开一片。大舅缩了一下肩膀，筷子掉在地上。

我弯腰去捡筷子，听见表姐的呼吸声粗重起来。她攥着桌沿，指节发白，眼圈红了，可没哭。她跟我一样，从小就不爱哭，打碎了牙往肚里咽。

“爸，你六十三了。你腰不好，腿不好，种桃树一年能挣几个钱？你去建筑队搬砖，一天挣一百八，搬了八年，攒了这十六万。你全砸进一个你连看都看不懂的东西里——”

“我看得懂。”大舅的声音低低的，像做错事的孩子在辩解，“上面有字，红色的涨，绿色的跌——”

“你连红色绿色都分不清！”表姐吼了一声，眼泪终于掉下来，“你上次把红绿灯都看反了，差点让车撞了！”

大舅不说话了。他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堂屋里安静得只剩下表姐压抑的抽泣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坐在旁边，手里攥着那双捡起来的筷子，不知道往哪儿放。

过了一会儿，大舅抬起头。他的眼圈也红了，可他的表情很奇怪——不是认错，也不是害怕。是一种委屈，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

“我就是想给你们多留点。”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皮，“我老了，干不动了。桃树过两年就要砍了，建筑队也不要我了。我攒的那点钱，存银行一年三千多利息，够干什么？你们在城里，房贷、孩子上学、吃穿用度，哪一样不要钱？我就是想——”

他说不下去了。表姐的眼泪掉得更凶了，她站起来，走到大舅身边，蹲下来，握住他的手。大舅的手在她掌心里显得又大又糙，指头变形，指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

“爸，你给我们留什么？你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强。”

大舅点了点头，可他的目光越过表姐的肩膀，落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上。屏幕上那行绿色的数字还在，跌了四千一。他的眼睛盯着那个数字，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大舅，你攒了八年的钱，一周跌了四分之一。你嘴上说没事，可你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多久？

那天晚上，表姐在厨房洗碗，我站在旁边擦碗。她忽然说：“你明天回城里，帮我查查，这个股票到底能不能回本。我不懂，你也不懂，可你在城里，总能找到懂的人问。”

我点了点头。她又说：“别当着你大舅的面说丧气话。他这个人，你越说他错，他越犟。”

我把碗摞好，放回橱柜里。透过厨房的窗户，看见大舅坐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底下，手机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蓝荧荧的。他低头看着屏幕，手指头在上面戳来戳去，大概是在看分时图。他看得很认真，眉毛拧着，嘴抿着，像一个做不出数学题的学生。

周老师教数学的。可周老师教不了你，股市不是数学题。

第三章 我查到的真相

回到城里后，我花了三天时间查中国银行股票的事。

我先找了公司财务部的小陈，他以前在券商干过两年。小陈听我说完，笑了一声，那笑里带着一种司空见惯的无奈。他打开电脑，调出中国银行的K线图，指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

“你看，中国银行这几年一直在三块五到四块五之间晃。你大舅四块八毛七买的，买在了相对高位。银行股波动小，分红稳定，但指望短期翻倍，不可能。”小陈把图放大，“你大舅如果拿三年，分红大概能拿回万把块。如果股价回到四块，他本金亏两万七。如果回到三块五，亏四万五。”

我盯着屏幕上那条上上下下的线。四块八毛七，是三年来接近最高点的价格。大舅买入那天，恰好是这一波反弹的尾巴。

“谁让他四块八买的？”小陈问。

“一个退休老师，教数学的。”

小陈又笑了一声，没评价，只是摇了摇头。

我又问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大学同学。同学说得更直接：“银行股是好资产，但不适合你大舅。他六十三了，养老钱需要流动性，需要保本。买股票，哪怕是四大行的股票，也有波动。他承受不了这个波动。”

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晚上给表姐打了电话。表姐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她说：“我知道了。可你大舅那脾气，你让他现在割肉，他肯定不干。他觉得跌了就是亏了，只要不卖，就不算亏。”

我挂了电话，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对面楼里亮着的窗户。有一扇窗里，一个老头正趴在桌上看报纸，旁边放着一杯茶。我忽然想起大舅那天晚上坐在石榴树底下的样子，手机屏幕的蓝光照着他的脸，他手指头戳着屏幕，戳一下，又戳一下。

大舅，你戳那一下，就是几百块钱。你搬一天砖才挣一百八。

第四天，我给大舅打了电话。我没提股票的事，先问了桃树，又问了腰。他在电话那头嗯嗯啊啊地应着，声音有点闷。末了，他忽然问：“你在城里认识证券公司的人不？”

我的心提起来。“怎么了？”

“周老师说，证券公司的人懂得多。你帮我问问，中国银行今年能涨到多少。”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刻意压制的急切，“我不急，我就是问问。”

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马路上车来车往，喇叭声、刹车声、电动车滴滴声混在一起往耳朵里灌。我张了张嘴，想说“大舅你割肉吧”，想说“周老师不靠谱”，想说“你把剩下的钱拿回来吧”。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问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人家说银行股稳，拿着就行。”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大舅笑了一声，那笑声短促而干涩，像一块干泥巴被踩碎。“你看，我就说嘛。周老师说得对。”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阳台栏杆上，蹲下来，把脸埋进手掌里。我想起小时候，大舅带我去山上摘桃子。那会儿他还年轻，腰板挺直，挑着一担桃子从山上下来，扁担吱呀吱呀响。他摘了一个最大的给我，桃毛蹭了我一脸，痒得我直跳。他哈哈大笑，说“男孩子，别那么娇气”。

大舅，你现在老了。可我不能拿扁担追你，我也不能让你别娇气。

第四章 周老师的底

周老师有个儿子，在省城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这事是真的。

我托人查了一下，周老师的儿子叫周远，在省城一家中型券商做客户经理。业绩不算好，前年差点被优化掉。去年开始，周远换了路子，专门盯老年人客户，在老家镇上发展“下线”。他给他爸寄了一堆股票书，寄了一个证券开户的二维码，还寄了一句话——“爸，你那些老伙计，有钱的，让他们开户，你帮他们操作，我这边有返点。”

这些信息是我在周远的朋友圈里翻到的。他的朋友圈设了三天可见，可我在他半年前的一条转发里，看到了一张截图。截图是某券商的“老年客户开发奖励方案”，上面写着：每开发一个有效户，奖励两百元；每增加十万资产，奖励五百元。

周老师帮大舅开了户，转了十六万进去。按这个方案，他能拿到的奖励不超过一千块。

一千块。他拿了一千块，你赔了四千。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姐。表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你大舅知道吗？”

“不知道。我查的。”

“别告诉他。”

“为什么？”

表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点不真实。“他信周老师。你要是把周老师拆穿了，他信什么？他这辈子没信过几个人。年轻时信你姥爷，后来信你大舅妈，你大舅妈走了，他信你和我。现在你和我都不在他身边，他只能信别人。”

我攥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高楼、霓虹灯、车流。表姐在电话那头喘了一口气，又说：“你先回来一趟。周老师明天要去你大舅家吃饭。你大舅叫的，说要把周老师介绍给我。”

“介绍给你？”

“他说周老师的儿子在省城证券公司，认识的人多，看能不能帮你找个好工作。”表姐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像是绷到极限的弦，“你大舅还在想着我。”

那天晚上我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坐大巴回了村。到村口时，看见大舅正在院墙外面杀鸡。他蹲在地上，一只手攥着鸡翅膀，另一只手拿着菜刀。鸡叫得撕心裂肺，他嘴里念叨着什么，大概是“别怕别怕，一会儿就好”。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那只鸡挣扎着，翅膀上的羽毛扑棱了一地，有几根飘到我脚面上。

“周老师一会儿来？”我问。

“嗯。你表姐也回来。我炖鸡，你陪着喝两杯。”

他把鸡脖子上的毛拔干净，一刀下去，血滴进碗里。鸡渐渐不动了，他的动作熟练而沉稳。我看着他的手——那双变形的手，握了四十年的锄头、八年的砖、六年的桃树枝，现在握着一把菜刀，准备给一个骗了他的人做一顿饭。

大舅，你不知道他在骗你。你把他当朋友。

周老师是十一点来的，手里提着一箱牛奶，一袋水果。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确实像个退休教师。他进门时跟大舅握了手，又跟我点了点头，笑容温和而持重。

表姐已经在厨房里了。她今天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周老师进堂屋时，她端着一盘菜出来，放在桌上，叫了声“周老师”。周老师应了，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然后转向大舅，夸他闺女懂事。

饭桌上，周老师讲了很多话。他说中国银行的基本面如何好，说银行股的分红如何稳定，说国家的政策如何支持。他讲得头头是道，大舅一边听一边点头，时不时夹一块鸡肉放进周老师碗里。

表姐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吃饭，时不时给周老师添茶。她的表情平静，嘴角甚至挂着一点笑。可我知道她在忍——她的指甲掐进了桌布底下的手掌心里。

周老师讲到一半，忽然话锋一转，问表姐在城里做什么工作。表姐说了。周老师点点头，说他儿子在省城券商，认识一些企业老板，可以帮忙介绍。表姐笑着谢了，说“那麻烦周老师了”。

周老师摆摆手，说不麻烦，老赵的事就是他的事。他拍了拍大舅的肩膀，说“老赵你放宽心，股票放着就行”。

大舅嘿嘿笑，端起酒杯跟周老师碰了一下。两个人喝干了杯里的白酒。

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看着大舅脸上的笑，看着周老师脸上的慈祥，看着表姐脸上那种极力维持的平静。堂屋里飘着鸡肉的香味和白酒的气味，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院墙外面，二柱家的小卖部门口，几个老头正探头往这边看。

周老师，你儿子教你的话术，你背得真熟。

吃完饭，周老师坐了一会儿，说下午还有事，先走了。大舅送他到院门口，回来时脸上的笑还没收。他坐在石榴树底下，点了一根烟，拍了拍旁边的凳子让我坐。

“周老师人不错吧？”

我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里有期待，有笃定，还有一丝极细微的——不安。那丝不安藏在眼角的皱纹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大舅，”我说，“你买股票的事，周老师拿返点吗？”

大舅愣了一下。那丝不安忽然放大了，从他眼角蔓延到整个脸上。他攥着烟的手指紧了紧，烟灰掉在裤子上，烫出一个小洞。

“什么返点？”

“证券公司给介绍客户的奖励。周老师帮你开户，他儿子能拿钱。”

大舅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他把烟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别瞎猜。周老师不是那种人。”

他转身往堂屋走。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就算他拿了，那也是他该得的。人家帮你忙了。”

他进了堂屋，留下我一个人坐在石榴树底下。头顶的石榴已经红透了，几颗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晶亮的籽。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桃树叶子的涩味。

大舅，你知道了。可你不愿意承认。

第五章 割肉

中国银行跌到四块五的时候，大舅给我打了电话。

那天是五月末，距离他买入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平时哑，像是刚干了重活，又像是没睡好。他没提股票的事，先问了我在城里的工作，又问表姐最近有没有打电话。我一一答了，等着他开口。

他终于开了口：“那个股票，跌到四块五了。”

“嗯。”

“周老师说，还会涨回去。让我别急。”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呼吸声粗重，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浊音。背景里有风，桃树叶子的沙沙声。

“你说，”他的声音忽然低下去，“我要不要卖？”

我攥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对面楼那个看报纸的老头还在，今天换了份晚报，手边多了一碟花生米。我盯着那个老头看了几秒，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大舅，你听我说。”我的声音尽量放平，“中国银行是家好公司，这一点周老师没骗你。但好公司不等于好价格。你四块八毛七买的，现在四块五，亏了六千多。如果你现在卖了，亏六千多，但剩下的钱还能拿回来。如果你不卖，继续拿着，它可能涨回去，也可能跌到三块五。到那时候，你亏四万五。”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停了一拍。

“大舅，你是要稳妥，还是要赌？”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电话。然后他的声音传过来，沙哑的、疲惫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我跟你大舅妈攒了一辈子钱。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老赵，钱别乱花，留给闺女。”

我攥紧手机。

“我想着，买股票能多赚点。给闺女多留点。”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中间夹着吞咽声，“可这一个多月，我天天睡不着。半夜醒了就看手机，看那个数字。红红绿绿的，我分不清。可我知道它在跌。它一跌，我就觉得你大舅妈在骂我。”

我的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大舅，”我说，“你大舅妈不会骂你。她只会心疼你。”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压得很低的抽噎，很快被压住了。过了几秒，大舅的声音恢复了一点，虽然还哑着：“那你说，我卖不卖？”

我闭上眼睛。阳台外面的城市在黄昏里亮起来，万家灯火，一层一层地铺向天边。那些灯火里，有一盏是我大舅的，在五十里外的山村里，一个老头坐在石榴树底下，攥着手机，等一个答案。

“大舅，你听你自己的。你睡不着，就卖。你能睡着，就留。”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大舅说：“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天边最后一抹光暗下去。对面楼里，那个看报纸的老头已经收摊了，窗户拉上了窗帘。

三天后，表姐打来电话，说大舅去镇上把股票卖了。四块四毛二卖的，亏了一万四千多。他拿着剩下的钱，在农商行重新存了定期，三年期，利率三点二五。他把存单拍了张照片发给表姐，配了一句话：闺女，爸不折腾了。

表姐把那张照片转给我。照片里，存单放在一张旧木桌上，旁边是大舅妈的遗照。照片里的女人四十来岁，短发，圆脸，笑得温温柔柔的。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大舅妈，他把钱拿回来了。你放心吧。

第六章 周远出事

周远被堵那天，是个周六。

省城城东一个老小区门口，七八个人围着一辆白色丰田，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光头，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刺着一条过肩龙。他把周远从驾驶座上拽下来，按在引擎盖上，手机怼着他的脸录像。

“大家看看啊，这就是周远，证券公司客户经理，专门骗老头老太太买股票。我妈七十三了，把拆迁款三十多万全买了股票，现在亏了十万。周远你他妈还是人吗？”

周远的脸贴在引擎盖上，西装蹭了一身灰，领带歪到一边。他挣扎着想解释，可光头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把他脑袋按回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拍视频，有人叫好，有人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周远的鼻子在流血。他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一把，袖口洇红了一片。警察问怎么回事，光头把手机掏出来，播放了一段录音。录音里是周远的声音，清清楚楚——“阿姨，您放心，中国银行是国有大行，稳赚不赔。您把拆迁款放进来，一年分红就够您养老了。”

光头指着周远：“你听听，这是人话吗？稳赚不赔？你自己信吗？”

周远没说话。他被带上警车时，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车，白色丰田的引擎盖上，留着几个灰扑扑的手印。

这件事上了本地新闻，短视频平台上播放量过了百万。评论区里骂声一片，有人说“券商经理没一个好东西”，有人说“这些老头老太太就是贪”，还有人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谁”。

周远在派出所待了一夜，第二天被放出来，工作没了。他所在的那家券商发了声明，说周远系个人行为，已解除劳动合同。周远收拾东西离开公司那天，给他爸打了个电话。

周老师在电话这头听着，听完之后什么话也没说，把电话挂了。

那天下午，他没有去小卖部门口下棋。二柱说，看见周老师坐在他那间平房里，门关着，窗帘拉着。门口那块“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还挂着，可没人进去。

第二天，镇上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找周老师了解情况。周老师很配合，把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全交了出来。警察翻了一遍，发现他在村里发展了八个客户，总金额六十多万。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大舅，十六万。还有二柱媳妇的妈，投了八万。还有村东头的老刘头，把卖牛的钱投了五万。

警察问周老师：“你知道你没有证券从业资格吗？”

周老师坐在椅子上，腰板挺直，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回答老师提问的学生。“知道。”

“知道你还帮人开户操作？”

“我没有操作。钱在他们自己的账户里，我只是提了建议。”

警察把笔录推过去让他签字。周老师签了，字迹工工整整，像在黑板上写板书。签完字，他抬起头问了一句：“警察同志，我会坐牢吗？”

警察看了他一眼，说：“目前看是民事纠纷，够不上刑事。但人家要是起诉你，你得赔钱。”

周老师点了点头，把笔录推回去。他站起来时，膝盖响了一声，身体晃了一下。他扶着桌子站稳，走出派出所。外面在下雨，细密密的，把镇上的水泥路打得湿滑。他没打伞，就那么淋着走回了村里。

大舅被叫去派出所做笔录，是第三天的事。

他接到电话时正在山上给桃树疏果。最近雨水多，桃子长得快，枝头挂得密密匝匝的，得摘掉一些小的、歪的，剩下的才能长得好。他挂了电话，把摘下来的青桃装进蛇皮袋里，骑着电动车下了山。

到派出所时，他的裤腿上还沾着泥点和桃树叶。做笔录的是个年轻警察，二十来岁，脸上还带着点学生气。他让大舅坐下，递了杯水，问：“赵德柱，你买中国银行股票，是谁介绍你买的？”

大舅捧着纸杯，热水透过杯壁烫着他的掌心。他想了想，说：“我自己想买的。”

年轻警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之前笔录里说，是周德明介绍你买的。”

大舅沉默了几秒。纸杯里的水汽升起来，在他面前散开。“周老师跟我讲了股票的事。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买了。他没逼我。”

“他有没有收你钱？”

“没有。”

“他有没有帮你操作账户？”

“没有。他就帮我下了个软件，教我怎么看。钱是我自己转的，密码是我自己设的。”

年轻警察放下笔，看着大舅。大舅也看着他，目光坦然。那张黝黑的老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被风吹日晒刻出来的沟壑。他的手指攥着纸杯，指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嵌着今天疏果留下的桃胶，黏糊糊的。

“赵德柱，你亏了一万四，你不怪周德明？”

大舅低头看着杯里的水。水面上浮着一小片茶叶梗，打着旋。他抿了一口，水有点烫。

“怪他干什么？他也没赚我的钱。他儿子赚了返点，那是他们的事。我自己没本事，看不懂那个红红绿绿的东西。周老师跟我说了有风险，我听见了。我就是没想到风险来得这么快。”

年轻警察没再问了。他把笔录打出来，让大舅签字。大舅拿起笔，歪歪扭扭签上自己的名字——赵德柱，三个字，笔画粗粗的，像用锄头在纸上刨出来的。

签完字，他走出派出所。雨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一角淡蓝色的晴。他骑上电动车，拐上回村的路。路过二柱家小卖部时，他看见周老师那间平房的门开着，窗帘拉开了。周老师坐在门口那张旧藤椅上，手里攥着那块“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牌子上的字被人用黑漆涂掉了，只剩下一片凌乱的黑。

大舅没停车。电动车从门口驶过去，轮子碾过一摊积水，溅起一小片水花。后视镜里，周老师抬起头，看着他的背影。两个人的目光在后视镜里碰了一下，又分开了。

周老师，你教了四十年数学。可你算不准人心。

第七章 表姐的存单

大舅去城里看表姐，是六月中旬的事。

表姐刚换了工作，从原来那家小公司跳到了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大公司，工资翻了一倍。她在城东租了间一居室，八楼，有电梯，阳台上能看到一条河。大舅去的时候提了一筐桃子，自家树上摘的，个头不大，可红得透亮，咬一口甜汁四溅。

表姐下楼接他，接过筐子掂了掂，说“这么沉你提上来的？”大舅嘿嘿笑，说“我腰好着呢”。可他上楼时，手扶着栏杆，步子迈得有点慢。表姐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只是走在他旁边，一只手虚虚地护着。

进了屋，大舅转了一圈。屋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沙发上扔着一件没叠的薄外套，茶几上放着半杯凉了的茶，阳台上晾着几件衣裳。表姐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来，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间屋。

“房租多少？”

“一个月两千八。”

大舅咂了咂嘴。“贵。”

“离公司近，省交通费。”

大舅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低头喝水，目光落在茶几上。茶几下层放着一摞文件，最上面一张露出半截，是银行存单的格式。他本来没在意，可那张存单上有一行数字，他看得真切——十六万整。

他放下杯子，弯腰把那张存单抽出来。表姐正在厨房洗桃子，水龙头哗哗响，没听见。大舅把存单翻过来，看到户名一栏写着表姐的名字，存入日期是五月三十号，三年定期，利率三点二五。

五月三十号。他把股票卖了是五月二十八号。两天后，表姐存了十六万。

大舅攥着那张存单，指头把纸边捏出了折痕。他坐在沙发上，弓着腰，盯着存单上那行数字。厨房里水声停了，表姐端着洗好的桃子出来，看见他手里的东西，脚步顿了一下。

“爸——”

“这钱哪来的？”

表姐把盘子放在茶几上，在他对面坐下来。她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眼角还带着上班一天的疲惫。她看着大舅手里的存单，沉默了几秒。

“我攒的。还有跟朋友借了点。”

大舅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浑浊了，眼角耷拉着，眼白里泛着黄。可那层浑浊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你借了多少？”

“没多少。我跟小周借了五万，剩下的我自己有。”

“小周是谁？”

“我同事。人挺好的。”

大舅把存单放在茶几上，用手掌抹平了折痕。他的手掌糙得很，蹭在纸面上沙沙响。他把存单推回给表姐，表姐没接。

“你把这钱拿回去。”大舅的声音低低的，“把借的还了。”

“爸，这钱是补给你的。你亏的那部分——”

“我亏的是我自己造的。跟你没关系。”大舅打断她，声音硬起来，像冬天里冻透了的土坷垃，“你把钱还了。我不需要你补。”

表姐的眼圈红了。她咬着嘴唇，盯着大舅看了几秒。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背对着他。大舅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的背影。她瘦了，肩胛骨在衣服底下凸出来，像两只收拢的翅膀。

过了一会儿，表姐转过身。她的脸上没有泪，可眼睛红红的。她走回来，坐在大舅旁边，伸手握住他的手。大舅的手在她掌心里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

“爸，你听我说。”她的声音很稳，“你那十六万，是你和我妈攒了一辈子的。我妈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照顾好你。我没照顾好。你一个人在家，种桃树、搬砖、省吃俭用，我在城里上班，一个月回去看你一次都做不到。你买股票，是想给我多留点钱。我知道。”

大舅的喉结动了一下。

“可我不需要你留钱。我需要你好好的。”表姐攥着他的手，攥得紧紧的，“你把身体养好，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你亏了一万四，我补上。这钱你拿着，存着。以后别再折腾了。”

大舅低着头，看着两个人攥在一起的手。他的手又大又糙，表姐的手又小又细，他的手把表姐的手整个包住了。他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那钱，算爸借你的。”

表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笑得眼泪掉下来，抬手抹了一把。“行，算你借的。你慢慢还，我不催。”

大舅也笑了。他松开手，从筐里挑了一个最大的桃子，在衣服上蹭了蹭，递给表姐。表姐接过来，咬了一口，甜得眯起眼。大舅看着她吃，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被风吹平的沙地。

那天晚上，大舅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表姐给他铺了干净的床单，又拿了一床薄被。大舅躺下来，沙发床太短，他的脚悬在外面一截。他把脚缩回来，侧着身子，面朝沙发靠背。

客厅里黑着灯，只有阳台外面透进来一点路灯光。表姐的卧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她翻身的声响。大舅睁着眼，看着沙发靠背上那道缝合的线，一针一针的，歪歪扭扭。

你妈走的时候，你还小。她让我把你养大，我养大了。可我没养好。

他翻了个身，面朝客厅。茶几上放着那张存单，表姐没收回去，就搁在那儿，十六万整。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存单上，照得那行数字泛着淡淡的荧光。

大舅伸出手，把存单拿过来，贴在自己胸口。存单凉凉的，纸面光滑。他攥着它，攥了很久，直到纸面被他的体温捂热了，才慢慢松开，放回茶几上。

闺女，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可你比爸强。

第八章 周老师的牌子

大舅从城里回来那天，在村口看见周老师坐在小卖部门口的石墩上。

那块“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靠在墙根，黑漆涂的字已经干了，像一块烧焦的木板。周老师手里攥着一把蒲扇，扇面上画着几杆竹子，竹叶枯了几笔，露出底下竹篾的骨架。他看见大舅的电动车过来，扇子停了。

大舅把车停在他面前。两个人隔着两三步远，谁也没先开口。小卖部门口下棋的老头们安静下来，棋子攥在手里，眼睛往这边瞟。二柱从柜台后面探出头，又缩回去。

周老师先开了口。他的声音比从前哑了，像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老赵，回来了。”

“回来了。”

“闺女那儿好？”

“好。”

周老师点了点头，扇子又摇起来，扇得有点快。“老赵，你那个股票的事，我——”

“别说了。”大舅打断他。他跨坐在电动车上，一只脚撑在地上，看着周老师。周老师的头发全白了，比两个月前白得更多，脸上的褶子耷拉着，像一张揉皱了的宣纸。

“周老师，我不怪你。你也没拿我的钱。”大舅的声音平得很，像在说地里的收成，“可你以后别跟人讲股票了。你懂数学，可你不懂种地。种地靠天，股票也靠天。可股票那个天，你看不透。”

周老师的扇子停了。他攥着扇柄，指节发白。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

大舅把电动车重新发动，电门拧了一下，又松开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墙根那块牌子，黑漆涂得乱七八糟，可底下那个歪嘴笑脸的轮廓还隐约可见。

“牌子收了吧。搁那儿不好看。”

大舅拧动电门，电动车缓缓驶过小卖部门口，拐上回家的土路。身后传来周老师的声音，沙哑的、低沉的，像是从嗓子最深处挤出来的：“老赵，对不住了。”

大舅没回头。电动车颠在土路上，车筐里的桃子碰来碰去，发出闷闷的声响。他骑到院门口，下了车，推开院门。石榴树底下的凳子还在，石桌上搁着半包烟，烟盒上落了一层灰。

他坐下来，点了一根烟。夕阳从西边山头上斜照下来，把院墙染成暖橘色。远处山坳里，几缕炊烟升起来，袅袅地散开。他抽完一根烟，把烟蒂掐灭在石桌上，站起来，走进堂屋。

墙上的挂钟还在走，滴答滴答的。挂钟旁边，大舅妈的遗照安安静静地挂着。照片里的女人四十来岁，短发，圆脸，笑得温温柔柔的。大舅站在照片前面，看了几秒。

“老伴，钱拿回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跟人拉家常，“闺女补的。可我跟她说了，算借的。我慢慢还。”

照片里的女人笑着，嘴角弯弯的。

大舅转过身，走进厨房。灶膛里的火生起来，烟囱冒出细细的炊烟。他舀了一碗米，淘了两遍，添水，盖上锅盖。米汤翻滚的咕嘟声在灶房里响起来，混着外面桃树叶子的沙沙声。

那天晚上，大舅一个人吃了两碗米饭，一盘炒青菜，还有中午剩下的半碗鸡汤。他吃得很慢，嚼得很仔细。吃完洗碗，把碗摞在碗架上，擦干净灶台。然后他坐在堂屋里，打开电视，换到农业频道，看桃树剪枝的技术讲座。

电视里的人在讲，他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窗外天全黑了，月亮从山后面升起来，把石榴树的影子投在堂屋的地上，摇摇晃晃的。

大舅看到九点，关了电视，洗了脚，上床睡了。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他没有再看那个红红绿绿的东西。

老伴，我睡了。明天上山，桃子该套袋了。

第九章 老刘头的牛

周老师的事在村里传开之后，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认栽。

哭得最凶的是二柱媳妇的妈，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投了八万，亏了一万七。她儿子从县城赶回来，要去法院告周老师。老太太拽着儿子的胳膊不让去，说“周老师也是好心，他也没想到会跌”。儿子气得摔了杯子，说“好心办坏事比坏人还坏”。

骂得最狠的是村东头的老刘头。老刘头六十九岁，独居，老伴走了五年，唯一的儿子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趟。他把家里那头老黄牛卖了，加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五万块全买了中国银行。老刘头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周老师帮他看手机上的数字，说红色是涨，绿色是跌。老刘头分不清红绿，每次问周老师，周老师都说“放心，拿着”。

股票跌到四块四的时候，老刘头去镇上找周老师，问要不要卖。周老师说“别卖，还会涨”。老刘头信了。然后股票继续跌，跌到四块二，老刘头又去找周老师，周老师还是说“别卖”。老刘头蹲在周老师门口，抽了半包旱烟，最后还是没卖。他不懂股票，可他懂牛。他养了那头牛八年，牛生病的时候，他守着牛棚三天三夜，给牛喂药、擦身子、跟牛说话。牛最后还是死了。他觉得股票跟牛一样，养着养着就能活过来。

可股票不是牛。牛养八年能耕地，股票养八年可能还是四块二。

老刘头来找大舅，是六月底的事。那天下午，大舅正在院子里给桃子套袋。他把纸袋撑开，套在桃子上，把袋口的铁丝拧紧，动作熟稔，一个接一个。老刘头推开院门走进来，蹲在石榴树底下，不说话，闷头抽烟。

大舅套完一排，歇下来喝水。他给老刘头倒了碗水，老刘头接过去，咕咚咕咚灌了半碗。

“老赵，你卖了？”

“卖了。”

“亏了多少？”

“一万四。”

老刘头的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磕出一小撮灰。“我亏了一万八。五万买的，现在值三万二。”

大舅在他旁边蹲下来，两个老头蹲在石榴树底下，看着树上的青石榴。石榴还没熟，拳头大小，青皮上泛着一点红晕。

“老赵，你说我该卖不？”

大舅想了想，把碗里的水喝干。“你急用钱不？”

“不急。我吃饭没问题。”

“那你就拿着。中国银行是国家的，倒不了。你放着，每年拿分红，比卖牛强。卖牛一年能挣几个钱？分红一年能拿两千多。你就当养了一头不用喂草的牛。”

老刘头抬起头看着大舅。他的眼睛浑浊，眼角有眼屎，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我就不卖。放着。”

“放着。”

老刘头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他往院门口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大舅。“老赵，你说周老师那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大舅蹲在石榴树底下，把手里的空碗放在石桌上。石榴树的影子在他脸上晃来晃去，斑斑驳驳的。

“他不是坏人。他就是不懂。他教了一辈子数学，觉得世上的事都能算清楚。可股票这东西，算不清楚。算不清楚的事，他非要去算，就把自己也算进去了。”

老刘头琢磨了一会儿，似懂非懂地走了。院门吱呀一声关上。大舅站起来，把剩下的纸袋套完，又给桃树浇了一遍水。山上的晚霞烧起来，红彤彤的，照得整片桃林都染了一层暖光。

他站在桃树底下，看着那些套了纸袋的桃子，一个挨一个挂在枝头，风一吹，纸袋沙沙响，像一群沉默的铃铛。他摸了摸最近那个纸袋，手掌底下是桃子圆滚滚的形状，硬邦邦的，还在长。

你们慢慢长。不急。

第十章 雨夜

周老师离开村子的那天，下着雨。

七月初的雨，又急又密，把村口的土路浇成了泥浆。大舅从山上下来时，看见周老师站在小卖部门口，脚边搁着一个旧旅行箱，箱子上的拉链坏了，用麻绳捆着。他穿着一件透明的塑料雨衣，雨衣帽子耷拉着，露出花白的头发。那块“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靠在墙根，黑漆涂的字被雨冲掉了大半，只剩下几道凌乱的墨痕。

周老师看见大舅，笑了一下。那笑干巴巴的，嘴角扯起来又落下去。

“走了？”

“走了。”周老师拍了拍旅行箱，“回镇上。租的房子退了。”

大舅把电动车停在路边，走过去。雨打在雨衣上啪啪响，他的裤腿湿了半截，鞋上全是泥。他站在周老师面前，两个人隔着雨幕，隔着一整个夏天的红红绿绿。

“回镇上住哪儿？”

“老房子还在。收拾收拾能住。”

大舅点了点头。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周老师接过来，大舅又给他点上。两个老头站在雨里抽烟，烟被雨打湿了，抽得费劲，可谁也没掐灭。

“老赵，”周老师吐了一口烟，烟混着雨雾散开，“我教了四十年书。教过的学生，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有在银行里管钱的。我以为我什么都懂。”

大舅抽着烟，没接话。

“可我不懂种地。”周老师看着远处那片桃山，雨雾里朦朦胧胧的，只看得见一个轮廓，“你种桃树，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套袋，你心里有数。天时地利，你看得见摸得着。股票那个东西，我看不见摸不着，就靠几个数字。我教了一辈子数学，觉得数字不会骗人。可数字背后是人。人比数字复杂。”

他把烟掐灭，烟蒂扔在积水里，滋的一声。他拉起旅行箱的拉杆，箱子歪歪斜斜的，他拖着走了两步，停下来。

“老赵，你那个钱——”

“别提了。”大舅打断他，“你也没拿。”

周老师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他拖着旅行箱走进雨里，塑料雨衣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瘦长的鸟。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大舅站在小卖部门口，雨淋着他花白的头发，贴着头皮，露出底下黝黑的皮肤。他朝周老师摆了摆手。

周老师也摆了摆手，转身走了。旅行箱的轮子在泥路上滚了两道歪歪扭扭的辙印，雨水一冲，很快就平了。

大舅站在雨里，看着那道瘦长的影子消失在雨幕尽头。二柱从店里探出头喊他：“老赵，进来躲躲雨！”大舅摆了摆手，骑上电动车，往家走。

雨越下越大，打在脸上睁不开眼。他把电动车骑得很慢，轮子在泥路上打滑，歪歪扭扭的。路过自家桃山脚下时，他停下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往山上看。雨雾笼着整片桃林，那些套了纸袋的桃子隐在雨幕里，一个也看不见。可他闻到了桃叶的味道，涩涩的，青生生的，混着泥土和雨水的腥气。

他拧动电门，继续往家走。院门口的石榴树被雨打得叶子翻卷，几颗裂开的石榴落在地上，籽被雨水冲出来，红晶晶的，散在泥水里。他推开院门，把电动车推进棚子，进了堂屋。身上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冷得打颤。

他换了身干衣裳，坐在堂屋里。雨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像千军万马踩过屋顶。墙上的挂钟还在走，大舅妈的遗照安安静静地挂着。他看了照片一会儿，站起来，走进厨房，烧了一壶热水，泡了一碗炒米。炒米是过年时表姐带回来的，用开水一冲，米粒膨胀起来，浮在碗面上，飘着焦香。

他端着碗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大雨。雨水从屋檐上淌下来，像一道透明的帘子，把堂屋和院子隔成两个世界。石榴树在雨里摇着，叶子翻过来露出银灰色的背面。远处山上的桃林隐在雨雾里，什么也看不见。

大舅吃了一口炒米，嚼了嚼。炒米是脆的，嚼碎了有焦香味。他又吃了一口，然后把碗放在门槛上，站起来，走到堂屋里，拿起手机。他翻到表姐的号码，拨了出去。

“闺女，吃饭了没有？”

“爸，刚下班。你那儿下雨了吗？”

“下了。大暴雨。”

“你关好窗户。别上山了。”

“没上。在家歇着。”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表姐说：“爸，那个钱的事，你别惦记了。我涨工资了，下个月能多存两千。”

大舅攥着手机，看着院子里的大雨。雨声哗哗的，把表姐的声音衬得又近又远。

“闺女，爸没本事。可爸不糊涂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表姐笑了一声，那笑声轻轻的，像雨打在桃叶上。“爸，你糊涂我也不嫌弃你。”

大舅也笑了。他挂了电话，把碗里的炒米吃完，洗碗，擦灶台。雨还在下，可小了一些，屋檐的水滴声从哗哗变成了滴答。他走到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把那张存单拿出来——表姐补的十六万，他到底收下了。他把存单折好，放在枕头底下。

老伴，闺女给的。她非要给。我先收着。等她嫁人的时候，再给她添回去。

他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渐渐小了。窗外透进来一点暗灰色的光，照在墙上的挂钟上，照在大舅妈的遗照上。照片里的女人笑着，嘴角弯弯的。大舅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慢慢闭上了眼。

雨停了。

第十一章 桃子熟了

八月的桃山，果子压弯了枝头。

大舅天不亮就上了山，背着一个竹篓，手里攥着一把剪子。晨雾从谷底漫上来，把桃林笼得朦朦胧胧，只看得见近处几棵树的轮廓。他走到一棵老桃树底下，伸手摘了一个，在衣服上蹭了蹭桃毛，咬了一口。脆，甜，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今年的桃子好，雨水足，光照够，个头比去年大了一圈。

他吐了桃核，开始摘。动作又快又稳，一只手托住桃子，另一只手拿剪子剪果柄，轻轻一旋，果子就落在掌心里。摘满一篓，背下山，倒在院子里，又上山。来来回回跑了四趟，院子里堆了满满一筐红桃，个个拳头大，皮薄肉厚，红得透亮。

大舅蹲在筐边挑拣。最大的、最红的、形状最周正的，挑出来放在一边。次一等的放另一边。歪瓜裂枣的自己留着吃。他挑了两个钟头，挑出一筐顶好的，用干净的软布一个一个擦干净，摆进一个新竹筐里，筐底垫了桃叶，筐面盖了湿布。这一筐，是给表姐的。

他换了身干净衣裳——白衬衫，黑裤子，皮鞋是去年过年表姐给他买的，一直没舍得穿。他把竹筐绑在电动车后座上，骑到镇上，坐上了去城里的大巴。大巴晃了两个多小时，到站时已是中午。他提着竹筐下车，在站牌底下等表姐来接。

表姐骑着一辆粉色电动车来了，车筐里放着一瓶水。她看见大舅手里的竹筐，跳下车，接过来掂了掂。“这么沉？你摘了多少？”

“给你挑的。最大的。”

表姐笑了，把竹筐绑在自己车后座上，拍拍后座让大舅上车。大舅跨上去，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攥住了后座底下的铁架子。表姐拧动电门，电动车汇入车流。大舅看着路两边的店铺和行人，城里的楼比上次来又多了几栋，路上跑的电动车都长得差不多，他分不清哪个是表姐的。

到了楼下，表姐停好车，提着竹筐往单元门走。大舅跟在后面，走了两步，看见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男人，三十出头，中等个儿，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件浅灰T恤和深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运动鞋。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两盒酸奶和一袋面包。

表姐看见他，脚步顿了一下。“小周？你怎么来了？”

小周笑了笑，露出两颗虎牙。“你说你爸今天来，我寻思着买点东西。叔叔好。”他冲大舅微微弯了弯腰。

大舅打量着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小周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把塑料袋换了一只手提着，又笑了笑。

“上去吧。”表姐打破了沉默，提着竹筐进了单元门。大舅跟上去，经过小周身边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清清爽爽的。小周侧身让了让，等大舅过去了才跟上来。

电梯里，三个人站着，谁也没说话。表姐提着竹筐，大舅背着手，小周拎着塑料袋。电梯壁映出三个人的影子，大舅看见小周的目光落在表姐的后脑勺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

进了屋，表姐去厨房洗桃子，小周把酸奶和面包放在茶几上，然后进厨房帮忙。大舅坐在沙发上，听见厨房里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低低的，听不清说什么，可语调是平的、顺的，像水在渠里流。

他站起来，走到阳台门口。阳台上晾着几件衣裳，除了表姐的，还有两件男人的T恤和一条牛仔裤。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走回沙发坐下。

表姐端着一盘洗好的桃子出来，放在茶几上。小周跟在后面，拿了一把水果刀。他拿起一个桃子，削了皮，切成块，放在小碟子里，递给大舅。动作自然得很，像是做了很多次。

大舅接过来，吃了一块。甜。他嚼着桃子，看着小周又削了一个，切成块，放在表姐面前。表姐拿起一块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冲小周笑了一下。

大舅把碟子放下，站起来。“我去趟厕所。”

他走进卫生间，关上门，站在洗手台前面。镜子里映出他的脸，六十三岁，头发花白，皱纹爬满了眼角额头。他看着自己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水珠顺着下巴滴下来，落在白衬衫的领口上，洇开一小片。

他出来时，小周正蹲在地上，帮表姐修一个松了腿的凳子。他拧螺丝的动作很稳，虎口卡着螺丝刀，一圈一圈地拧。表姐站在旁边，手里攥着一块抹布，低头看着他，嘴角挂着一丝笑。

大舅坐回沙发，端起茶杯喝水。他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看着小周的后脑勺。头发剪得短，后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赘肉。

“小周，”大舅开口了，“你家哪儿的？”

小周抬起头，手里的螺丝刀没停。“本地的。我爸妈住在城西。”

“做什么工作的？”

“跟小敏一个公司，做售后。”

大舅点了点头，没再问。小周把凳子腿拧紧，翻过来坐了坐，稳了。他站起来，把螺丝刀收进抽屉里，去洗手。表姐坐到大舅旁边，压低声音问：“爸，你觉得他怎么样？”

大舅看着卫生间方向，水龙头哗哗响。他想了想，说：“人看着老实。手脚勤快。”

表姐的嘴角弯起来。

“但是，”大舅转过头看着她，“他借钱给你那五万，你打了借条没有？”

表姐的笑僵了一下。她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没有。他说不用打。”

“回头补一张。”大舅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亲兄弟还明算账。他借你五万补我的窟窿，这份情我领。可账是账，情是情。你要是跟他处对象，账更要清楚。”

表姐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亮亮的，里面有惊讶，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她点了点头。“知道了，爸。”

小周从卫生间出来，甩着手上的水。大舅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周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点腼腆。

“好好待我闺女。”

“叔叔放心。”小周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稳当。

那天下午，大舅在表姐那里吃了顿饭。小周做的，三个菜一个汤，味道不惊艳，可咸淡适中，火候正好。大舅吃了两碗米饭。临走时，他把那筐桃子留下，又把表姐叫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张存单。十六万，转存到了表姐名下。

表姐看着存单上的数字和户名，愣住了。“爸——”

“拿着。”大舅把存单塞进她手里，“你补给我的，我还给你。爸用不着这些钱。你留着，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表姐攥着存单，眼圈红了。大舅拍了拍她的手，转身往楼下走。小周追出来，说“叔叔我送您”，大舅摆摆手，说“认得路”。他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八楼的阳台，表姐和小周并排站着，朝他挥手。

大舅也挥了挥手，转身往车站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从兜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他站在街边，看着这座城市的车流和人流，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陌生人。阳光打在他脸上，暖烘烘的。

闺女有人疼了。我这辈子，值了。

第十二章 周老师的菊花

大舅从城里回来那天傍晚，路过小卖部门口时，看见墙根底下多了一盆菊花。

花盆是旧的，陶土烧的，盆沿磕掉了一块。菊花正开着，金灿灿的，一朵挨一朵，挤挤挨挨地压弯了枝头。花盆旁边放着一把旧蒲扇，扇面上画的竹子还在，竹叶枯了几笔。

大舅把电动车停下来。二柱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手里攥着一把瓜子。

“周老师回来过。上午来的，把牌子拿走了，留了这盆花。”二柱嗑了一颗瓜子，把皮吐在地上，“他说这花是去年秋天插的枝，今年开了，搁这儿给大伙看看。”

大舅蹲下来，看着那盆菊花。花瓣细长，卷曲着，在夕阳里泛着暖融融的光。他伸手摸了摸一片花瓣，软软的，凉丝丝的。蒲扇搁在旁边，扇柄上还留着周老师手指攥出来的汗渍，深色的，渗进了竹篾的纹路里。

“他还说什么了？”

二柱想了想。“他说他回镇上住了，老房子收拾出来了。还说——”二柱顿了一下，把瓜子皮从嘴角摘掉，“还说让我跟你说一声，中国银行涨回四块七了。”

大舅蹲在菊花盆前面，手指停在花瓣上。夕阳照着他的侧脸，照着他花白的鬓角和眼角的皱纹。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来。

“知道了。”

他骑上电动车，继续往家走。菊花在他身后越来越远，金灿灿的一小团，融在暮色里。院门口的石榴树底下，老刘头已经坐在石桌旁边等着了，面前放着一碟花生米、两个酒盅、一瓶没开封的老白干。

大舅把车推进棚子，洗了把手，坐到石桌旁边。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盅酒，自己也倒了一盅。两个老头碰了一下，各自抿了一口。

“卖了？”

“卖不卖都那样了。”老刘头夹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嚼着，“我想明白了。放着就放着。中国银行倒不了，我就不亏。每年拿分红，就当那头牛还活着，每年给我下个犊子。”

大舅笑了一声，夹了一颗花生米。花生米是油炸的，咸香酥脆，嚼碎了满口香。

“老赵，你那个存单，给闺女了？”

“给了。”

“舍得？”

大舅端起酒盅，看着里面清亮的酒液。月亮从山后面升起来，照在酒面上，一晃一晃的。“钱这东西，攥在手里是纸，花出去才是钱。给她，比搁我这儿强。”

老刘头点了点头，又给自己倒了一盅。两个人喝着酒，说着闲话。说今年桃子的行情，说村东头那条路什么时候修，说二柱家的小卖部要扩成超市。月亮升到中天时，老刘头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脸膛红红的，舌头有点大。

“老赵，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最值钱？”

大舅把酒盅放下，看着院墙外面。墙外面是那片黑黢黢的桃山，月亮照在山脊上，勾出一道银灰色的轮廓。他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看着老刘头。老刘头的眼睛浑浊了，可里面有一种认真，像在等一个答案。

“人这辈子，什么最值钱？”大舅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手指在酒盅沿上摩挲着，“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是地。有了地，就能种粮，就能活。后来你大舅妈走了，我觉得是闺女。闺女在，家就在。再后来，我买了那个股票，天天盯着那些数字，红了想它再红，绿了想它变红，整宿整宿睡不着。那会儿我觉得，钱最值钱。”

他顿了一下，把酒盅里剩的酒一口干了。酒辣，从嗓子一路烧到胃里。

“可钱亏了，我睡不着。闺女把钱补回来，我更睡不着。后来我想明白了。值钱的不是钱，是那个让你睡不着的人。闺女在，你大舅妈就在。你大舅妈在，家就在。股票涨了跌了，我还是我，还是赵德柱，还是那片桃山的主人。数字变来变去，我不变。”

老刘头听着，花生米攥在手里忘了吃。他愣了半天，然后把酒盅举起来，跟大舅碰了一下。酒盅碰在一起，叮的一声，清脆短促。

“老赵，你这话，我记下了。”

两个老头又喝了一会儿，老刘头起身走了。大舅收拾了碗碟，洗了，擦干净灶台。他走到院子里，站在石榴树底下，看着月亮。月亮圆了大半，边上缺了一小块，像被谁咬了一口的烧饼。

他掏出手机，打开股票APP。这个软件他很久没碰了，图标在屏幕上积了一层灰。他点开，找到中国银行的页面。四块七毛二。比大舅卖的时候涨了三毛。他看了几秒，然后退出来，把APP卸载了。

周老师，涨了。可我不买了。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走进堂屋。大舅妈的遗照在月光里安安静静地挂着。他站在照片前面，看了一会儿，伸手在相框上抹了一下，抹掉一层薄灰。

“老伴，闺女有人疼了。那小伙子我见了，老实。你放心吧。”

照片里的女人笑着，嘴角弯弯的。

大舅关了灯，走进卧室。他躺在床上，面朝墙壁。窗外传来石榴树在夜风里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桃山上夜鸟的一声啼叫。他闭上眼，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明天上山。最后一茬桃子了。

第十三章 最后一茬

九月初，最后一茬桃子下了树。

大舅把桃山上的果子全摘了，一共卖了六千多块。比去年少了一些，可价格好，没亏。他把钱存进农商行，办了一张新存单，一万五，三年定期。柜员问他存几年，他说三年。问他自动转存吗，他说转。

从银行出来，他骑着电动车去了镇上。老房子收拾出来了，周老师住在里面，门前种了几棵青菜，绿油油的。大舅把车停在门口，没进去，隔着院墙看见周老师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动作慢但稳，一截一截的木柴码在墙根底下，整整齐齐。

周老师抬起头，看见大舅。两个人隔着院墙对望了几秒。周老师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老赵。”

“周老师。”

“进来坐坐？”

大舅想了想，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墙角的菊花还剩几朵没谢，蔫蔫地挂着。周老师搬了把竹椅让他坐，自己去屋里倒水。大舅坐下来，打量着这个院子。老房子不大，三间瓦房，墙是新刷的白灰，窗框换成了铝合金的。院子里除了青菜和柴火堆，还有一个简易的鸡舍，几只母鸡在里面啄食。

周老师端了两碗水出来，一碗递给大舅，一碗自己端着。他坐在门槛上，背靠着门框，膝盖上搭着一块旧毛巾。

“桃子卖完了？”

“卖完了。”

“行情怎么样？”

“还行。没亏。”

周老师点了点头，喝了一口水。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鸡舍里的母鸡咕咕叫着，扑棱着翅膀。远处镇上的喇叭响起来，在放一首老歌。

“老赵，那个股票，你后来看了没有？”

“卸载了。不看了。”

周老师又点了点头。他把碗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拇指在碗沿上慢慢地转。“我有时候想，我教了一辈子数学，怎么就在这个东西上栽了跟头。”

大舅喝了一口水，水是井水，凉丝丝的，带着一点甜味。“你不是栽在股票上。你是栽在觉得世上什么事都能算清楚。”

周老师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浑浊了，眼角的皱纹耷拉着，可那层浑浊底下有一种清明。他看了大舅几秒，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干巴巴的，可没有苦涩。

“老赵，你这话比我教过的所有数学题都难。”

大舅也笑了。他把碗放在地上，站起来。“周老师，我走了。你保重。”

周老师站起来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周老师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大舅。大舅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打开来，上面写着几行字。周老师的字迹，工工整整的，像在黑板上写板书。

“这是我欠你的。一万四千多。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先写了欠条。等我攒够了，还你。”

大舅看着那张欠条，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欠条折好，塞回周老师手里。

“周老师，你不欠我。你帮我开户，教我下载软件，陪我聊天。那些日子我一个人在家，除了下棋没人跟我说话。你陪我说话，那一万四就当是茶水钱。”

周老师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攥着那张欠条，指节发白。他张了张嘴，嗓子里像堵着什么东西，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老赵，对不住。”

大舅摆了摆手，骑上电动车走了。后视镜里，周老师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没送出去的欠条，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蒙蒙的点。

第十四章 秋深

秋天深了，山上的桃树叶子开始发黄，一片一片往下落。大舅背着竹篓上山，给桃树施了最后一茬肥。他把复合肥一把一把撒在树根周围，用锄头翻进土里。干完活，坐在山顶的石头上歇脚，俯瞰着整个村子。

村口的老槐树黄了半边，小卖部门口那盆菊花已经谢了，只剩下枯枝。二柱家的超市扩了，招牌换成了灯箱，白天看着普通，晚上亮起来，是村里唯一有霓虹灯的地方。再远处，是镇上的轮廓，灰色的楼房挤在一起，烟囱冒着淡淡的烟。

大舅看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手机。他翻到表姐的微信，打了一行字：桃子卖完了。又打了一行：小周那孩子不错，你俩好好的。然后他想了想，又打了一行：爸不催你结婚。你按你自己的步子来。

表姐回得很快：知道了爸。你注意身体。下周末我回去看你。

大舅把手机揣好，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背起空竹篓下山。走到半山腰时，他看见路边一棵老桃树底下落了一层厚厚的叶子，金黄灿烂。他蹲下来，捧起一把叶子，看了看，又撒回去。

叶子飘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头发上。他没有拍掉，就那么带着一身桃叶走回了家。

晚上，大舅坐在堂屋里，把大舅妈的遗照从墙上取下来，用软布擦了一遍。相框玻璃上有一道细纹，是那年地震震出来的，一直没换。他摸着那道纹，从左上角摸到右下角，指腹在玻璃上轻轻划过。

“老伴，桃树落叶子了。明年开春，该剪枝了。”

照片里的女人笑着，嘴角弯弯的。

大舅把相框挂回去，退后一步，看着。挂钟在墙上滴答滴答走着，灶房里水壶咕嘟咕嘟响着，院子外面石榴树的叶子上，最后一颗裂开的石榴挂着，被月光照得红晶晶的。

他关了堂屋的灯，走进卧室。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安安静静的。窗外，月亮挂在桃山上头，圆圆的，亮亮的。远处镇上的灯火熄了大半，只剩几盏孤零零地亮着。

大舅躺在床上，面朝墙壁。呼吸慢慢匀了，鼾声轻轻响起来。院子里，石榴树在夜风里摇了摇，几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落在石桌面上，悄无声息。

（全文完）

后记

那年冬天，周老师把欠条上的钱凑齐了，装在信封里，托二柱转交给大舅。大舅收下了，数了数，一万四千三。他抽出三百，让二柱还给周老师，说“利息不要，这是茶水钱”。周老师收到那三百，坐在自己院子里，手里攥着三张票子，坐了一下午。

开春后，大舅请人把桃山上的老树砍了，补种了一批新苗。新苗是农科站推荐的品种，三年挂果，五年丰产。他蹲在新翻的土垄上，把一棵棵幼苗扶正、培土、浇水。阳光照在他背上，暖烘烘的。

表姐和小周那年五一结的婚。婚礼在城里办的，大舅穿了表姐给他买的新西装，坐在主位上，笑得满脸褶子。小周的父母从城西赶来，两家人在酒桌上碰杯，说得热热乎乎的。婚礼结束后，大舅没在城里多待，当天就坐大巴回了村。他说山上的新苗该浇水了。

那年夏天，中国银行的分红到账了。老刘头拿着手机来找大舅，让他看短信。分红两千多，比存定期强。老刘头嘿嘿笑，说“这牛还活着”。大舅看着那条短信，也笑了。

他没有再买股票。那张证券账户，他后来去镇上注销了。柜员问他确定吗，他说确定。销户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个红红绿绿的世界，然后转身走了。

秋天又来了。新种的桃苗长高了一截，叶子绿油油的。大舅坐在石榴树底下，石桌上摆着一壶茶、两个酒盅。老刘头还没来，他先给自己倒了一盅，抿了一口。院墙外面，二柱家超市的灯箱亮起来，红红绿绿的光映在村道上。

大舅看着那些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酒盅举起来，对着空荡荡的对面碰了一下。

“老伴，今年的桃苗长得不错。”

月光落下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石桌上那壶茶里，落在院墙外面那片黑黢黢的桃山上。山上的新苗在夜风里轻轻摇着，叶子沙沙响，像一群孩子在小声说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