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台北地方法院,一场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官司落下判决。原告李敖已经75岁,被告许倬云82岁。两位曾经在台湾大学相识的学者,因为一本谈话录中的几句话,再次站到了法庭两端。
事情并不是从法庭开始的,而是从一本书开始。2010年,《许倬云谈话录》出版,书中回忆早年台大生活时,提到了自己的学生李敖。许倬云称,李敖曾从姚从吾教授的房间拿走书籍并出售,还牵涉到萧孟能家中的字画。
书中的表述并不长,却足以刺痛李敖。因为“偷书”“偷画”并非普通的学术批评,而是直接涉及个人品行。李敖一向把名誉看得极重,哪怕外界早已习惯他的尖刻,他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控落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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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提起自诉,指控许倬云加重诽谤。李敖的态度相当明确:“既然说了,就要拿证据出来。”这句话,几乎概括了整场诉讼的核心。
两人的矛盾,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大学。当时,台大聚集了不少从大陆迁台的学者,学术风气严肃,师生之间的身份界限也十分鲜明。许倬云年长李敖五岁,后来成为历史系的重要教师;李敖则是性格锋利、极有主见的学生。
许倬云早年身体残疾,求学道路并不轻松,却凭借天赋和勤奋在历史学领域迅速崭露头角。1949年进入台大后,他从外文相关学习转入历史领域,后来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62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台湾,成为台湾较早获得文科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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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对权威保持怀疑,对校规也不愿盲从。为了进入自己认定的历史学领域,他曾离开法律系,重新准备考试。这样的性格,注定让他很难成为循规蹈矩的学生。
矛盾的焦点之一,是历史学家姚从吾。姚从吾是台大历史学界的前辈,也曾与李敖关系密切。许倬云与李敖之间本已有隔阂,再加上对学术方法和师生关系的看法不同,彼此的不满逐渐加深。
毕业问题又把这层矛盾固定下来。李敖后来一直认为,许倬云曾在他的毕业手续上设置障碍;许倬云则在晚年回忆中,把李敖描述成拿走他人书籍和字画的人。多年以后,双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段旧事却没有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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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赴美国后,长期在匹兹堡大学从事历史研究,研究范围横跨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文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者。李敖则留在台湾,以写作、演讲和政论闻名,批评对象涉及政治、学界与社会名流,言辞一向不留余地。
一个习惯用长时段解释历史,一个习惯用短兵相接的文字回应现实。两种性格,本来已经相隔很远,却被那本谈话录重新拉到了一起。
官司审理时,许倬云面临的困难十分现实。姚从吾已经去世,萧孟能也已离世,相关当事人无法出庭作证。许倬云所依据的,主要是自己多年前的记忆;而法庭判断言论是否构成诽谤,需要更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事实基础。
历史研究可以从回忆、材料和旁证中不断推断,司法审判却不能仅凭“我记得如此”作出结论。两套规则在这里发生碰撞,也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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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台北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相关言论缺乏足以证明真实性的依据,判许倬云赔偿李敖200万新台币,并刊登道歉声明。这个结果,并不等于法庭替几十年前的所有争议作出了完整裁定,而是认定出版物中的具体表述已经超出可受法律保护的范围。
判决后,李敖在记者会上颇为得意。他说:“碰到我,他倒霉。”又表示打官司虽然辛苦,但既然选择起诉,就要坚持到底。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笔赔偿,更是一次迟来的名誉反击。
许倬云没有继续把争论扩大。他履行了判决,也没有用更激烈的言辞回应。官司到此结束,旧日师生之间的恩怨却留下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结局:李敖赢得了法律程序,许倬云则把余生重新交还给学术。2018年,李敖因脑部肿瘤去世,享年83岁;2024年,许倬云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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