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6年，李在明重启追缴调查，必须让“亲日富三代”消失

当地时间10月4日，韩国调查媒体JTBC发布了一篇关于追缴韩国亲日分子金汉奎财产的相关报道，称韩方根据历史资料认定日本占领时期资本家金汉奎长期勾结日本侵略者，依法没收其名下部分财产，这笔钱将用于抚恤抗日有功者及其遗属。

当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转发了这篇报道，并以极为强硬的姿态强调，将不惜一切代价追缴亲日家族的财产，彻底消灭“亲日富三代，独立穷三代”现象。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之后，受到冷战格局和美国对韩政策的影响，韩国并没有像其他二战受害国那样对殖民合作者进行全面清算，这直接导致那些配合日本殖民统治、掠夺土地和资本发家的亲日家族在战后韩国经济发展中保住了资产，并在传承中不断增值。

早在2015年，韩国媒体就分别进行了调查对比，那些为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志之士，其后人的生活却长期贫困潦倒；那些为日本人带路的亲日家族，其后人要么在政界混的风生水起、要么就是在商界纸醉金迷，还有一些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人才。这种扭曲的历史倒挂现象，成了韩国最讽刺的社会现象。

借助新修订的法案，将追缴资金定向用于抚恤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本质上就是一场迟到了80年的历史补偿。李在明的做法，就是要纠正这种荒唐逻辑，进而赢得韩国进步阵营和大量普通民众的支持。尽管有人认为，这样的举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是从韩国过往历史来看，李在明这种敢为人先的做法依旧值得韩国人尊重。

韩国国会在2005年通过了相关方案，启动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追缴，次年成立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并在2016年至2010年期间，对168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下的2359宗土地进行追缴、充公，换算下来的金额就是2373亿韩元。

但因为各方面的阻力，调查委员会在2010年到期解散，此后的16年间，韩国也没有成立专门机构针对性的调查亲日资产的问题。在此期间，韩国政府先后经历了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尹锡悦，这四届总统都默认地没有触碰该问题，直到李在明上台一年后，也就是2026年6月颁布的这份法案，相关调查才得以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李在明不仅仅是重启追缴，还扩大了调查范围：除了原始财产之外，还允许追查已经变卖、转移后的资产及其收益，哪怕财产多次转手，只要源头被认定为亲日不义财产，一样依法追缴。

此外，这次重启的调查委员会的期限也要比之前要长，最多持续5年，并且抛出了“举报有奖”的机制，发动韩国社会民众的力量，来协助委员会一块儿进行调查。

当然，李在明政府推出的这部法律也有很强的争议性，其中三个法律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第一，调查取证跨度超过80年，产权经过多次转让、资产普遍公司化、证券化，史料缺失严重，想要清晰证明一笔当代财富直接来源于殖民时代的亲日合作行为，而不是后辈经营所得，难度太大、成本太高。

第二，保守阵营与涉事家族普遍质疑，这些亲日家族的后代并未参与殖民时期的亲日行为，追溯多代之前的财产来源并予以没收，是否会冲击现代法治社会的私有产权？

第三，历史道德层面的“亲日”和法律层面认定的“亲日反民族行为”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是所有祖上被贴上“亲日”标签的资产都能没收。一旦这个标准被放宽，很容易从“清算亲日家族”演变成“清算家谱运动”，届时人人自危，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此外，李在明政府重启亲日财产追缴，这势必会给本就敏感的韩日关系再增添一些变数。二战结束至今，日本右翼都拒绝承认自己的侵略行为，不断给日本民众洗脑、修改教科书，美化日本对外的侵略战争。对于韩国这类清算行动，日本一贯将其贴上“对日本的历史报复”的标签。

这意味着，随着追缴工作的展开，日本必然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抗议，韩日之间的民间舆论对立也会进一步升级。尤其是韩日之间还围绕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出现纠纷。可以预见，此次重启追缴，必然会让韩日之间的外交矛盾更加激烈。

考虑到韩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两国在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和汽车等产业链合作密切，所以李在明政府将追缴定性为韩国国内的历史正义与财产归属问题，而非针对日本政府或企业的外交行动，就是为了避免外交层面的升级。

总而言之，这场重启亲日财产追缴，有政治层面的考量，也有回应民间对历史公平的期待的民族意义，但这件事最终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道义上的正当性，而是政治层面的阻挠力度、法律实践的推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笔迟来80年的历史旧账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清算，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日本想要通过时间来掩盖历史罪行的幻想彻底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