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6月22日，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许志行刚从上海抵达不久，毛泽东便抽出时间前来相见。多年未见，许志行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脱口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没有摆出领袖的姿态，只是笑着纠正：“不要这样叫，还是叫我毛大哥吧。”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把时间一下拉回到三十多年前。那时的许志行还不是教师，也没有稳定职业，只是一个衣衫破旧、四处漂泊的年轻人。毛泽东也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领袖，而是一名正在长沙从事社会活动的青年。
许志行原名潘祖生，1901年出生于江苏吴县洞庭东山，幼年随家人迁往浙江海宁。家庭败落后，母亲早逝，父亲无力抚养，他被送入许家，改名许志行。十四岁那年，他辍学到酱园当学徒，从清扫店铺到洗碗杂役，几乎没有喘息时间。
这种生活让他难以忍受。逃离酱园后，他又被送到上海、长沙等地做学徒，却一次次离开。最后，他沿铁路辗转到了汉口，既没有固定住处，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对一个少年而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不安分”，而是失学、贫困和旧式学徒制度共同造成的困境。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推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率代表团赴京请愿。启程当晚，风雪突至，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城外一座破庙中避寒，遇到了独自栖身的许志行。
许志行起初没有说出自己逃离店铺的实情，只说要去汉口寻找舅舅。毛泽东没有盘问，也没有责备，反而让他同行。抵达汉口后，见许志行迟迟没有亲属来接，毛泽东为他安排食宿，又拿钱让他买衣理发。
夜里，许志行因隐瞒实情而哭泣，终于承认自己是被店主打骂后逃出来的。毛泽东听完并未斥责，只说：“有反抗精神，不一定是坏事。”这份宽厚，打消了许志行的顾虑。他把想读书、不愿再做学徒的愿望全部说了出来。
毛泽东劝他回浙江，不要让家人担忧，并答应日后设法帮助他读书。许志行后来随毛泽东到了上海，临别时，毛泽东替他买了回家的车票，又拿出七块银元交给他。临行前还叮嘱：“回去好好读书，不要再逃了。”
这次相逢没有停留在口头关照上。1920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创办成年失学补习班，专门帮助失学青年补习。许志行收到来信，立即赶到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班里，学费和日常花销由自己设法承担。
补习班只讲国文、英文和算术，但毛泽东格外看重国文。他要求许志行和毛泽民多读书、多作文，还要写读书心得和日记。讲课并不局限于书本，社会上的事情也能成为作文题材。许志行后来写下《靠菩萨的结果》，批评迷信思想，文章还曾在报纸上发表。
有一次，毛泽民代几个人给毛泽东写明信片，称呼和落款用得不妥。毛泽东没有简单说“写错了”，而是把词语的含义逐一讲清楚，让他们明白文字必须合乎对象和场合。这样的教法很细，却影响了许志行一生，使他逐渐走上写作和教育道路。
补习班因经费困难只办了半年。许志行随后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继续学习，晚上仍常住在毛泽东家中。杨开慧对他的处境也很关心。后来，因湖南学校不招收外省学生，毛泽东建议他回浙江报考师范，并答应接济路费和学费。
许志行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后，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孤坟》。他还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工人工作，曾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工作。由于环境变化和个人经历，他最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与文化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志行仍在上海教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冒险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多年经历。信件一度遗失，上海解放后，他又重新写信。毛泽东回信劝他安心教书，认为教育同样是在为人民服务，并提醒他不要因个人关系荒废教学。
1956年，许志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继续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他几乎每年都给毛泽东写信，谈工作，也谈思想。毛泽东事务繁忙，仍会抽空回信。多年通信，使两人的关系并未因时代变迁而中断。
因此，1957年的中南海相见，并不是一次普通会面。许志行面对的是国家领导人，记忆中却仍是当年在破庙里收留自己的“毛大哥”。毛泽东那句纠正，也保留了早年相识时的亲近称呼。
这次北京之行持续到7月初，毛泽东还安排许志行前往湖南韶山，并为他准备车票和路费。1964年，许志行因中风从上海师范学院退休。1983年10月11日，他因病去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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