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从湖南来京治病的侄媳韩瑾行见面。两人多年未见，谈话从病情开始，慢慢转到湖南基层的工作和生活。
韩瑾行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媳，丈夫毛华初长期在湖南基层工作。她没有把自己的家庭关系当作资本，日常工作十分低调，身体出现问题后，也只是到北京接受治疗。
毛泽东得知她来京，特意抽出时间会面。见面后，他没有大谈家事，而是反复询问手术恢复情况。韩瑾行说，身体已经好转，回去后还能继续工作。
毛泽东听完却提醒她：“不要急着回去，身体要紧。”这句话很平实，却能看出他的态度。在他看来，参加工作不是拿身体硬撑，只有把身体养好，才能继续承担职责。
谈到湖南情况时，毛泽东对侄媳妇夫妇扎根基层表示认可。那时的湖南，基层事务繁重，干部常常需要长时间奔波。韩瑾行患病，与长期劳累有直接关系。
谈话间，毛泽东从桌旁拿出一支香烟，顺手递给她。韩瑾行连忙摆手：“大伯，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抽烟好，对身体有好处。”随后，他把烟放回原处，又问她是否介意自己抽一支。
韩瑾行拿起桌上的烟递过去。毛泽东没有接，只是摆摆手：“我自己有烟。”她以为主席是在找火柴，便拿起火柴准备帮忙点烟。
这时，毛泽东从口袋里取出一截抽剩的香烟和烟嘴。韩瑾行这才发现，他所谓的“自己有烟”，其实只是半截烟头。她替主席点燃，毛泽东吸了一口，看到她神情疑惑，便笑着解释：“这是公家的烟，给客人用的。你是客人，可以抽；我不是客人，这烟我抽不得。”
一支烟而已，价值并不高。可在毛泽东那里，关键从来不在烟的贵贱，而在归属是否清楚。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拿来满足个人需要；自己的东西，即使只剩半截，也要照规矩使用。
这件小事之所以被人记住，正因为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没有训斥，也没有长篇说教，只是一个取烟、递烟的动作，却把公私界限摆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长期吸烟，是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的习惯。革命战争年代，工作压力极大，香烟常常陪伴着他的思考。延安时期，他经常在窑洞里处理军政事务，桌边留下的往往就是一截截抽剩的烟头。
新中国成立后，公务更加繁重，工作人员曾设法为他准备过滤烟嘴，希望减少吸烟带来的影响。烟嘴虽是小物件，但只要属于个人使用，费用究竟由谁承担，就不能含糊。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得知烟嘴是专门为自己购买后，曾追问这笔钱为何列入公用开支。工作人员解释不清，他便提出，既然只供个人使用，就应当算作个人消费，不能让公家替自己承担。
这种要求并非针对某一件物品，而是他对权力使用边界的理解。职位越高，能够接触的公物越多，越不能把“方便”当成理所当然。若连烟嘴都可以随手归入公费，其他人便可能照此办理。
类似的原则，也体现在他处理礼品和亲友事务上。公务往来中收到的礼物，通常交由有关方面登记处理，不能因为送礼对象是国家领导人，就自然变成个人所有。
名贵药材、补品，对一个长期操劳的人来说似乎很实用，但毛泽东并不愿意将公事交往中的物品据为己有。他曾表示，国家不缺个人吃用的东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带头破坏规矩。
对亲属，他也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放松尺度。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牺牲于1950年11月的朝鲜战场，这段经历常被人提及，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把儿子安排在远离危险的岗位上。
对韶山亲友，毛泽东并非没有关照。他会用自己的稿费寄钱寄物，也会询问乡亲生活，但涉及安排工作、介绍职位等事情，往往坚持拒绝。能用个人收入帮助的，他尽力相助；需要动用公权力的，则不轻易开口。
他曾向亲友说明，不能只解决自家人的困难，国家还有更多群众需要照顾。这样的处理方式，难免让一些亲戚失望，却避免了私人关系进入公共事务。
韩瑾行递烟的那次会面，时间并不长，留下的细节却很具体：主席不接公家烟，转而抽自己带来的半截烟头。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这或许只是节省一支烟；对于身居高位的人而言，守住的却是公与私之间那条不能越过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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