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晋祠铁人背后：大宋并州匠作的千年匠心与军工实力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攻灭北汉，焚毁、水淹晋阳城，千年古都化为灰烬，并州新治选在汾河东岸的唐明镇。昔日唐代北都军器监奠定的冶铸传统并未随旧城湮灭，继续影响着并州及周边手工业发展。北宋一朝，北部边防先后面临契丹、党项、女真的巨大压力，宋代宰相韩琦称当时山西的形势是“置帅大卤，独控二疆”，即独自面临北部契丹与西侧党项的威胁。基于独特的军事形势，宋廷十分重视区域内军队的轮换、物资补给以及装备供应，作为战略资源的铁器生产和供应自然成为重中之重。丰富的煤铁资源、官营铁冶和日渐制度化的军器制造结合起来，使太原及其周边成为北宋河东路手工业版图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军需之基：冶铸薪传大通监

宋人谈及河东，铁与煤是最富盛名的资源，《宋史·食货志》载，“河东铁、炭最盛”。北宋官营冶铁中，大通监地位突出，《太平寰宇记》载，大通监管东、西二冶，东冶在绵上，西冶在交城北山。大通监故地在今吕梁市交城县，宋代建制几经调整。宋宝元二年（1039），交城改隶太原府，《宋史·地理志》明确记载，太原府有“大通、永利”二监。

▲《太平寰宇记》中有关大通监的记载

大通监的生产能力，从一条奏报中即可窥见。宋真宗咸平年间，河东转运使宋抟上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供诸州军数十年鼓铸，请权罢采取以纾民”，而后朝廷准其所请。因铁料积储充足而暂停开采，足以说明大通监冶炼和储备能力相当可观。奏报点明铁料供给“诸州军”，直接建立起大通监与河东军需之间的联系。

法式之严：精锻铁料成军器

资源充足不等于军器精良。北宋军器制造的突出特点，是朝廷逐渐建立起一套包含技艺规范、分工生产与成品检验的管理制度。北宋初年，京师设南北作坊与弓弩院，诸州皆有作院。宋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变法推进军器监设立，总管内外军器制造。《宋史·职官志》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其弓矢、干戈、甲胄、剑戟战守之具，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旬会其数以考程课……器成则进呈便殿，俟阅试而颁其样式于诸道。”

宋人并不满足于兵器“做得出来”，还要追问是否合式、是否坚利、用料是否得当。对于手工业史而言，这种对“法式”与“精窳”的重视，也许比单件名器更能体现当时军器制造的技术水平和匠作理念。《宋史·兵志》中载有“作院工匠太原”六字，说明太原当时拥有纳入官府造作体系的军器工匠。宋元丰二年（1079），宋廷曾提出“河东路见运物材于缘边造军器”，又因运输耗费过大而下令停止。这条记载至少证明，河东的物料与造作力量确曾直接参与缘边军器生产，大通监的铁料、太原的作院工匠与北部边防军需，都隶属于宋代河东军需体系。

铁人为证：晋祠古铁留雄姿

史书里的铁监、作院、法式，终究只是落于纸面，晋祠金人台上伫立近千年的铁人，则将宋代太原铸造技艺转化为伸手可触的实物。太原冶铸历史悠久，并州铁器久负盛名，西晋名士索靖留下“恨不带并州快剪刀”的典故，唐人杜甫赞叹“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南宋陆游亦咏“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足见并州铁器的声名流传久远。

▲晋祠宋铸铁人

金人台四隅各立一尊高约两米的铁人，现存三尊主体铸于北宋。其中西南隅铁人铸于宋绍圣四年（1097），保存最为完整。研究表明，这尊铁人采用分部铸造等工艺，是宋代大型铸铁技术重要遗存，铁人身上铭文还保留“太原府文水县”等地域信息。大型铁铸造像包含制范、熔铁、分铸、组装等工序，对工匠技术要求极高。近千年屹立不倒的铁人，让文献中抽象的“河东铁”“作院工匠”获得实物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晋祠铁人并非军器，尚无证据表明其出自太原作院，只能旁证，北宋太原府及周边，除去官营军器作坊，民间同样具备制作大型复杂铸铁器物的能力。官营作院与民间铸造之间如何进行技术交流，今天已难考辨；但二者都植根于河东深厚的金属加工传统，为理解宋代太原的手工业提供了重要背景。

晋冶余痕：岁月流转铸匠魂

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围攻太原。史籍记载，太原前后被围约260日，城中粮食断绝，军民死伤惨重，最终城破。并州副都总管王禀等人死守孤城的故事，也成为太原历史上悲壮的一页。这场保卫战的成败当然不能简单归咎于军械作坊，然而它深刻表明，对于长期承受北部边防压力的重镇来说，铁料、兵器、工匠和军需制度乃是城市防御能力的根基所在。宋代太原的铁冶与军器制造，也由此获得了特殊时代意义。

千年岁月流转，宋代作院旧址早已湮没于城市街巷。重新拼合史书留下的碎片，我们看到的是一套由资源、制度、工匠与边防需求共同支撑的手工业体系。煤铁为骨，法式为尺，而真正撑起这一切的，是一代代工匠对火候、尺寸、质地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这份对品质的较真，正是晋阳匠作精神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作者 韩欣荣 马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