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营襄阳15年，举荐了孟珙和余玠，却被《宋史》骂了700年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一个31岁的年轻人考中进士，被派到光化军做司户参军。光化军在今天湖北老河口一带，是南宋西北边境最前线的地方。

从此，他的命运就和这片抗蒙战场紧紧绑在了一起。15年间，他从一个管理粮户的小官，一步步做到襄阳通判、襄阳屯田、权知枣阳军、襄阳知府，直到刑部侍郎。他遍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他叫史嵩之，字子由，庆元府鄞县人。权相史弥远的侄子，魏国公史浩的堂孙。

在后世史书中，他被打上了“奸臣”的标签。《宋史》说他“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但与此同时，脱脱在《宋史》中写下了另一句话—— “然固将才也。”

同一个人，同一部史书。褒贬并存，真相在哪里？

他先让襄阳活了下来

绍定元年（1228年），史嵩之在襄阳做了一件极为务实的事——屯田。

襄阳是南宋与蒙古对峙的前沿重镇。但连年水涝蝗灾，百姓流离失所，“极尽全力赈救，仍然无法维持生计”。驻军的粮草供应，成了最大的难题。

史嵩之的办法是：勘测荒地，组织军民耕垦，用屯田的收入供养军队。

《宋史》记下了屯田的成绩——襄阳积谷六十八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南宋末年，京湖战区每年的军粮开支动辄数百万石。六十八万石积谷，意味着襄阳从一个需要朝廷不断输血的“消耗点”，变成了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根据地”。

他在枣阳的屯田也获得了成功。绍定三年，“枣阳屯田成，转两官”。

一个在别人忙着抢功的地方，他先种地。

他反对“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灭金。金哀宗的尸体被宋军带回临安，靖康之耻终于雪洗。

整个南宋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宋理宗决定趁势收复三京，史称“端平入洛”。

史嵩之反对。

他上了一封奏疏，说了两件事。第一，荆襄连年饥荒，征调繁重，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如果强行出兵，结果是“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第二，他提出了一条根本原则—— “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 要么选择和平谈判，要么选择主动进攻，不能两头都想占着。

他还说了两句极为恳切的话：“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违抗圣旨，罪止我一人。但如果因为没有人说真话而误了国家，那就是天下人的灾难。

朝廷没有听。

史嵩之拒绝接受兵部尚书的任命，辞职回乡。

端平入洛的结果，和史嵩之预判的一字不差。宋军进入河南后，粮草断绝，被蒙古军队全线击溃。“帝自师溃，始悔不用嵩之言”。

他举荐了两个人，

为南宋续命三十年

史嵩之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举荐了三十二名人才，其中董槐、吴潜后来都成了贤相。但最重要的两个举荐，是孟珙和余玠。

孟珙，南宋末年最杰出的将领。史嵩之对他说：“江陵非孟珙不可守。 ”孟珙在江陵破蒙古军二十四阵，夺还被俘百姓两万余人。此后他收复信阳、樊城、光化、襄阳，“自是边境多以捷闻”。

余玠，被史嵩之派往四川。他在四川修筑了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三十多年后，蒙古大汗蒙哥正是在钓鱼城下被击毙，蒙古大军被迫撤军，南宋政权得以延续。

没有史嵩之的举荐，孟珙可能不会被推向最需要他的战场。没有史嵩之的举荐，余玠可能不会走进四川，钓鱼城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有学者评价：史嵩之“为后来宋朝抗击蒙古军30年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他收复的襄阳，

才是南宋真正的命门

嘉熙三年（1239年），孟珙出兵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史嵩之被擢为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开府鄂州，成为宋廷前线的最高统帅。

在史嵩之的经营下，江淮前线的重要城市与战略要地基本恢复。同年，因功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三大军区军马。

三大军区，集中了南宋最精锐的部队。一个曾经在襄阳种地的小官，成了南宋军事体系的最高负责人。

襄阳是南宋的命门。守住襄阳，南宋就能活。丢掉襄阳，南宋就会死。

三十多年后，襄阳被蒙古军攻破。三年后，南宋灭亡。

而史嵩之在襄阳屯田、积谷、练兵的十五年，恰恰是这条防线最坚固的时期。

为什么被骂了七百年？

史嵩之被骂，原因有两层。

第一层，来自他的家族原罪。他的叔父史弥远是南宋著名的权相，与道学家之间因“济王之死”积累了极深的矛盾。史嵩之作为史弥远的侄子，天然背负着这笔旧账。

第二层，来自他的务实立场。道学在淳祐元年（1241）成为南宋正统思想，但主持此事的宰相，恰恰是道学名流深恶痛绝的史嵩之。道学家们的逻辑很简单：你史嵩之主张和议，就是“以和误国”；你主和，就是没有气节；你没有气节，就是奸臣。

但史嵩之的主和，不是投降。

他在端平兵败后明确说过：“今日之事，当先自治，不可专恃和议。”和议不是目的，是争取时间的手段。在“自治”完成之前，贸然开战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有学者指出，史嵩之不被道学家所容，“更是因为他在抵御蒙古方面建树颇多，压倒了魏了翁等道学名流”。一个实干者的功绩，盖过了一群清谈家的声望。在道学话语体系下，这本身就是一种“罪”。

淳祐四年（1244年），史嵩之的父亲去世。朝廷下诏“起复”他继续任相，这在南宋政治中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太学生、道学官员、朝中清流群起攻之，最终他被迫去职。

他死于宝祐五年（1257年），享年六十八岁。死后的评价，在“将才”和“奸臣”之间摇摆了七百多年。

但回到历史本身，有些事情是无法否认的：他在襄阳屯田积谷六十八万，他反对了一场注定失败的军事冒险，他举荐了孟珙和余玠，他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襄阳，他在端平兵败后为南宋稳住了一条防线。

一个在别人清谈的时候种地的人，一个在别人喊打的时候说“先准备”的人，一个在别人抢功的时候把人才推上前线的人。

他不是道德榜样，他有他的权术，有他的专断。但在南宋末年那个所有人都在讲“气节”、没有人愿意讲“现实”的时代，他是那个把目光投向地图而不是奏章的人。

孟珙守住了江陵。余玠守住了四川。襄阳守住了三十年。

这些，都和一个被骂了七百年的人有关。

参考资料：《宋史·史嵩之传》《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钦定续通志》、脱脱《宋史》论赞、《论史嵩之与南宋道学》（《文史哲》2025年第4期）、维基百科“史嵩之”词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