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6年前后，河北东光到天津的路上，年仅六岁的荀慧生跟着家人躲避战乱。那时的他还不懂戏台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家里缺粮，父母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沉重。一个孩子的命运，就这样被贫困推向了梨园。
荀家原本以捻手线香维持生计，逃到天津后，举目无亲，日子很快难以为继。父亲无奈之下，将荀慧生和哥哥荀慧荣送入小桃红梆子班，收取五十块银元。对一个贫寒家庭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拜师，而是把孩子交给班社换取活路。
学戏并不体面，甚至残酷。唱错一个字要挨打，练功不到位也要挨打。荀慧生后来在日记中回忆，师父曾用麻鞭蘸水抽打，还用棉花堵住徒弟的嘴，不许他们喊叫。哥哥荀慧荣不堪忍受，后来逃离戏班，班社找上门索要银元，父亲只得退钱把人领回。
可家里仍旧贫困。没过多久，父亲又把荀慧生送给河北梆子花旦庞启发。卖身契上写着学艺七年，甚至有“打死勿论”之类的苛刻条款。荀慧生由此遭遇第二次转卖，也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学艺生活。
庞启发训练徒弟，以严厉著称。为了练好跷功，荀慧生要绑着跷在冰面上奔跑，头顶大碗保持平衡；夏天穿厚棉衣练功，冬天穿单衣踏冰。屋内点燃微弱火星，他还要快速转动双眼，反复练习身段和眼神。
这些训练听起来近乎苛刻，落到一个孩子身上，更是难以承受。可荀慧生明白，自己若逃走，家里便可能重新陷入饥寒。于是他只能咬牙坚持，把疼痛、羞辱和疲惫都压在心里。多年以后，他说旧时师徒名义上是师徒，实际上徒弟常被当作师父的奴仆。这句话，道出了旧梨园的另一面。
初次登台时，荀慧生因紧张忘了台词，演出失误，观众嘘声四起。庞启发当众拿棍子抽打他，这场羞辱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此后没有演出时，他便独自站在台上，对着空桌空椅反复背词、走台、练身段。他给自己取过“荀词”的名号，还刻章自警，提醒自己不能再因忘词误事。
有意思的是，真正阻碍他离开的，并不只是技艺，而是师父的控制。荀慧生渐有名气后，庞启发迟迟不肯放他出师，甚至限制他的演出。好友尚小云前去探望，鼓励他摆脱束缚。经过交涉，双方订下两年分成约定。直到1916年，荀慧生才获得相对自由。
命运并没有立刻给他顺风路。青春期“倒仓”后，嗓音发生变化，原本适合河北梆子的高亢声腔难以维持。他没有停在原地，而是转学京剧，先后向王瑶卿、陈德霖等名家求教，把河北梆子的劲健与京剧花旦的细腻结合起来，逐渐形成灵活、俏丽而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风格。
1920年代，他在上海演出《花田错》，声名迅速传开。荀派艺术由此逐渐成形。他擅长塑造天真、活泼又有性格的女性形象，唱腔不拘泥于旧套，身段也讲究变化。那份从苦难中磨出的灵气，终于变成了舞台上的分量。
成名之后，他没有忘记同行的困境。梨园艺人收入无定，许多人去世后甚至无力安葬。荀慧生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倡议修建梨园公墓，为贫困艺人留下安身之所。墓地占地约十二亩，安葬了许多梨园中人。这件事他少有张扬，只在日记中留下“关注贫穷同仁，乃是吾等应尽之责”的记载。
抗战时期，他拒绝为日本方面及伪政权演出，也不肯前往东北参加相关庆典。为避开胁迫，他一度离开舞台，寄居天津。抗战前线慰问演出时，他还以义演等方式支援抗日救亡。日本占领北平后，他的住宅遭到侵占，家人也受到牵连，但他始终坚持一句话：“绝不与汉奸为伍。”
遗憾的是，晚年他又遭遇严重迫害。动荡年代里，荀慧生被批判、殴打，身体受到极大损伤，后来还被安排参加劳动。1968年12月，他在前往劳动场所途中晕倒，因长期劳累和身体衰弱，于当月离世，享年六十八岁。
荀慧生坚持写《艺事日记》四十多年，即使忙到深夜，或在闷热的船上赶路，也会记录当天的演出、练功和思考。那些文字不仅保存了个人经历，也留下了他对唱腔、身段和戏曲教育的见解。一个从贫困中走出的孩子，最终以技艺立身，以操守自持，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流派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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