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印度洋上的一滴泪，落在赤道的季风里。

去斯里兰卡之前，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脑海中能蹦出的相关词汇只有潦草的几个词汇和短句：锡兰红茶、离印度很近、国家破产以及无穷无尽的美景。

而在旅程过后，这个国度变得具象化。

它太美了，美得叫人心碎。

你不知道佛牙寺的莲花年年为谁而开.你只知道，有人在废墟上种花，有人在花丛中埋葬。

01傲慢与偏见

我们同行一共15人，外加一名中国全陪和一名斯里兰卡地陪。

斯里兰卡的长途车司机都配有一个司机助理，这个助理全程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要做的事情简单得出奇：每天给一车的人发矿泉水、搬行李，以及帮着司机看路。据说，司机助理通常是司机家里的亲戚。在斯里兰卡当地，长途车司机是个挺不错的工作，也算是捎带着家里人能有口饭吃。

我们这一车的司机助理是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男孩子，已经戴上了婚戒。8天的旅途中，他一直很热情，不知道是为了小费还是天性如此。

事实上，一名地陪、一名司机和一名司机助理，三者分小费时，地陪一个人就能拿到其中六成，剩下的只有四成由司机和司机助理一起分——长途车司机是个不错的工作，但导游似乎更甚。

我们的地陪叫三帕，是个康提人。

康提是斯里兰卡中央省省会，曾是僧伽罗王朝的最后一个首都。

康提拥有整个佛教世界最受尊崇的圣地之一——佛牙寺。寺内供奉着斯里兰卡的国宝——佛祖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这里出生的人们总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但真正造访康提后，感官却是大相径庭：喧闹杂乱的中央市场混合着各种鱼腥味和臭味，好不容易能够歇脚的商场小得可怜，城市的基建大约只能够上国内四线城市的标准，和首都科伦坡可谓天壤之别。从一个外来人的角度，实在难以理解康提人的这份优越感从何而来。

要说三帕的优越感，恐怕表现更多的是我行我素。

说到自己喜欢的话题，比如家乡、比如鸟类，他总是滔滔不绝，不管一车人有多困，也不管他的斯里兰卡英语有多蹩脚，他都是竹筒倒豆子一般说个没完。

到了行程的最后两天，他干脆把鞋脱了，悠悠哉哉地躺在座位上。遇到酒店预订出BUG，三帕两手一摊摇摇头：不关我事，都是酒店的问题，气得中国地陪差点和他撕了起来。

在这个贫穷的国度，傲慢与偏见、优越与劣等像一张复杂的网，缠绕在族群、种姓、地域和阶层之间，构成了这个岛屿社会深层而持久的张力。

斯里兰卡独立后，僧伽罗民族主义主导的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明显偏向多数族群的政策。最著名的是 1956年的「僧伽罗语唯一法案」，它将僧伽罗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直接将泰米尔人排除在公共行政和就业体系之外。随后的大学标准化政策，又通过人为提高泰米尔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来压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83年，反泰米尔人大骚乱爆发，将原本零散的族群摩擦，推向了长达26年的全面内战。即使是在内战结束了十余年后的今天，斯里兰卡的北部依然并不太平，也依然残留着浓重的军事管理痕迹。

所有的偏见，最终都与政经阶层的鸿沟相互强化，滋生出了精英式的傲慢。

斯里兰卡政治长期被几个显赫家族主导，形成了典型的「王朝政治」。以近年的拉贾帕克萨家族为例，在其权力巅峰期，总统、国防部长、经济发展部长等核心职位均由家族成员掌控。

钱与权，都是左口袋进了右口袋，好一个完美的闭环。

在这个国度，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31%的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口仅拥有不到4%。

当我在查阅这些时，三帕还在绘声绘色地讲他的家族故事。

他说，他还有两个哥哥，都去了澳大利亚。

他说，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02破产与福祉

斯里兰卡的历史几乎是一部不间断的苦难史。

从1505年葡萄牙人到来开始，斯里兰卡经历了长达四个半世纪的欧洲殖民，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统治，留下了深刻的族群分裂遗产。

独立后没过几年，制度性的族群歧视又引发了长达近30年的内战，直到2009年才结束。

又不过十余载，2022年，斯里兰卡宣告国家破产。

那一年，斯里兰卡出现了历史上首次主权债务违约，无法偿付一笔780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利息。当时，斯里兰卡外债总额已突破510亿美元，而可用的外汇储备却不足5000万美元，国家严重资不抵债，经济完全崩溃。

更光怪离奇的还在后头。

斯里兰卡长期奉行超越其经济实力的福利政策，导致公共支出远超同类发展中国家，甚至成为了国家破产的一部分导火索。

比如，从小学到大学，公立教育免收学费，政府还曾提供免费教科书、校服甚至午餐；再比如，公立医院提供免费诊疗。

明明没有钱，为什么还要彰显所谓的高福利？答案是：一切为了选票服务。

为了争取广大贫困农村选民的选票，本地政治精英将提供社会福利作为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手段，催生了一种「福利政治」文化。

即使在国家破产后，为了安抚民心，这套福利体系依然在运转。

然而，表面的「免费」之下，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斯里兰卡85%的药品依赖进口。破产导致外汇枯竭，公立医院经常无药可用。在我们第一天抵达的尼甘布，整座城市只有2台核磁共振机。公立学校会因为纸张和墨水用尽而无限期推迟考试，教师空缺高达4万个，招聘进度极为缓慢。

将一套需要高水平财政汲取能力来支撑的分配体系，嫁接在了一个财政汲取能力极低的生产性经济之上，斯里兰卡的福祉成了乌托邦。

这个国家似乎处处充斥着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

我们去到亚拉（Yala）国家保护区Safari的那一天，动物少得可怜，没有锡兰豹的踪影，大象也只有进门时的一头。

斯里兰卡正经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一方面，亚拉的水源依赖其上游集水区的涵养，然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比如森林砍伐等，加速了土壤侵蚀，直接减少了水库的蓄水容量；另一方面，过度的旅游会阻碍受热应激影响的动物获取水源。

亚拉的湖泊水位急剧下降，许多水塘完全干涸，大量野生动物被迫迁徙。斯里兰卡政府被迫关闭游客最集中的1区和2区，我们去到的是亚拉的5区，动物品种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晚住宿的是亚拉附近的野奢酒店，三帕提醒我们，千万车上不要留吃的，因为最近大象的食物接近枯竭，很有可能破窗而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斯里兰卡的动物和人类一样，一面享受着所谓的福祉，一面却依然被迫为生存而战。

03锡兰的微笑

行途中，我遇见了一些斯里兰卡的面孔，拼凑出了我对这个国家依旧不够清晰的认识。

某一天，车行驶于中央高地时，一个手捧鲜花、光着膀子赤着脚的小哥出现在大巴前。这里的人似乎总习惯赤脚，仿佛感受不到地面带来的灼热与疼痛。

他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叫卖，随着大巴车的前行，小哥不遗余力地追在车身后。等到追不上了，小哥三步并作两步开始爬山头，当盘山公路开到下一个拐弯处，小哥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

就这样，小哥追了我们足足三个转角，一车人看不下去了，决定买下他的花。一束总共10支，花朵很大、颜色艳丽，透出满满的生命力，售价500卢比，约合100元人民币。

我们给小哥拍了照，他有些害羞但很配合，接着又出发，奔赴下一个潜在客户。

我们曾到访一户当地的康提人家。

那是一户普通的农户，已经连续几年负责了这个「家访」节目环节。

农户一家10口人，只有两间卧室，没有空调和淋浴、洗手间是古朴的蹲坑，没有抽水设施，需要自己用桶接水冲水。家里最重要的C位留作供奉佛祖，每天都会奉上新鲜的事物和水。

一家人为了一年一度的重要「工作」早早准备妥当，所有人整整齐齐等在门口，按部就班地走一整套流水线：领我们参观他们家的环境；表演徒手爬椰树；演示取椰蓉做饭；最后是一起吃饭合影。中国全陪说，比起两年前，他们已经熟练了不少。

按照一个参观者10美元的付费计算，地接社抽成之后，给到这个家庭的大约能有5美元左右。15个人，一共75美元，对这个家庭而言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

家中有一个最小的小女孩，胖胖的很可爱。我们吃饭的时候，她一丝不苟地拿着扇子不停地对着饭菜扇扇子，驱赶着盘旋着的无数苍蝇。等我们吃完饭，她背着书包跳上了一辆摩托车的后座，对着我们挥挥手，仿佛心满意足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而她的身后，剩下的一家9口人，一丝不苟地为我们穿上纱丽和纱笼，等待着最后送别我们远行。

旅程的终点前，我们坐了「千与千寻」的原型——海上小火车。从加勒到科伦坡的沿海一路，伴着夕阳缓缓落下，美得赛过宫崎骏电影的每一帧。但每隔一段路，都会看到成片的贫民窟——我称它们为「海边难民营」。

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斯里兰卡超过4万人死亡，一部分难民留在了这里。

这些个「难民营」几乎和火车擦身而过，最近的距离甚至不到一米。「难民营」的周遭堆满了生活垃圾，小孩、老人站在破败不堪的房屋前，离行驶中的火车不到几十公分。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的，他们看起来是那么从容不迫，还会挥手和你打招呼。

而我回应挥着手，却无法与他们言说一句「小心火车」。

海上火车，穿过贫民窟，穿过垃圾堆，穿过佛塔的金顶和茶园的绿意，继续贴着印度洋向前行驶。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童话与苦难并排而坐，却互不相识。

在斯里兰卡，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就像夕阳染过的海面，半江瑟瑟半江红。

一个泰米尔种植园工人的痛苦，很难被康提的僧伽罗商人真正理解；一个科伦坡权贵思索着如何通过又一次联姻稳固自己的位置，而一个断电的底层家庭向佛祖祈求明天能下一场及时雨，浇灌门前久旱的土地。

正是在这种不相通中，那些依然选择向陌生人绽放出「锡兰的微笑」，才显得格外复杂。它或许是为了多一些小费、被生存逼出的表演；或许是在承受所有苦难后，依然愿意伸出的、微小而脆弱的连接。

这种连接或许无法弥合悲喜，但它至少让不相通的人们，还能在同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彼此看见，互道一声「Ayub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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