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冬，关内通往东北的道路上，杨永松带着妻子和孩子随部队北上。谁也没有想到，这趟行军还没到目的地，家庭便遭遇了接连不断的变故。
抗战胜利后，山东、华北等地抽调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杨永松原本准备返回山东，却在途中接到新的命令，改道前往东北。那时交通条件极差，铁路、公路都不稳定，干部家属往往也要跟着队伍长途跋涉。
队伍走得急，医疗条件又有限。杨永松的一个儿子途中患病，因无法及时得到有效救治，最终夭折。对于一个长期在根据地工作的干部来说，战场上的牺牲并不陌生，可亲眼看着孩子病重离世，仍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料理后事期间，杨永松夫妇暂时脱离了原来的行军队伍。偏偏这时，妻子已经怀孕，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一路上，他们遇到过山东军区第七师，也遇到过其他向东北开进的部队，却始终难以重新归队。
抵达绥中后，疲惫不堪的妻子又不慎摔倒，提前生产，生下了一个男孩。一个孩子在途中夭折，另一个孩子在颠簸中早产，这一悲一喜，同时压在夫妻二人心头。
“孩子总算保住了，可路还得继续走。”这句话，也许最能说明他们当时的处境。没有充足的休养时间，更没有稳定的生活环境，个人的悲欢只能让位于部队转移和战争形势。
1945年11月，山海关方向局势紧张，国民党军队向关内推进，驻守当地的部队被迫撤退。杨永松意识到，如果再不能设法进入东北，后面的道路可能更加艰难。于是，他设法让撤下来的部队捎带妻子和孩子，先赶往锦州。
到了锦州，杨永松正为如何继续北上发愁，意外遇到了熟悉的老首长陈光。多年未见，陈光一眼认出了他，脱口问道：“你咋在这？”
杨永松把一路上的遭遇讲了一遍。陈光听后没有多说，只告诉他自己准备前往沈阳，可以带他们同行，并建议他到了沈阳后去找罗荣桓。对一个脱离队伍、又带着家属的干部来说，这次相遇无疑解决了最现实的难题。
抵达沈阳后，东北的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和调整。原有番号不断变化，机关也在重新搭建。随着人民自卫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陈正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杨永松被安排担任政治部副秘书长。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出关部队需要重新整编，新收编的地方武装也要接受教育和改造，政治机关既要处理组织关系，又要配合整军，加强部队纪律与思想建设。表面上少了枪林弹雨，实际上事务繁杂，压力并不小。
然而，杨永松在机关工作几个月后，肝病发作，身体很快支撑不住。上级只得安排他前往大连休养。那不是个人选择，而是病情所迫；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多疾病一旦拖重，便只能靠静养慢慢恢复。
从1946年春到1949年初春，杨永松在大连度过了将近三年。此时东北战事不断扩大，大连却处于苏联接管之下，较少直接受到战火波及。这里相对安静，却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休养人员不能公开身份，日常行动也需要保持谨慎。
有意思的是，杨永松并非没有重新工作的愿望。部队准备向中南方向行动时，他的身体逐渐好转，也曾考虑回到岗位。后来，他被安排过战车师政委、副政委等职务，但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并未随部队南下作战，而是留在华北工作。
这段经历看似与战场擦肩而过，背后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许多干部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不愿意承担任务，而是被伤病、家庭和交通条件反复牵制。杨永松从奔赴东北，到病中休养三年，人生轨迹就这样被一场疾病改变。直到战争形势逐渐稳定，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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