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墓比同僚简朴，于是后人说他清廉

2025 年 6 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在洛龙区寺沟村北，配合城中村改造工程开展考古发掘。前后历时七个月，一共清理出 111 座古代墓葬。等到 2026 年 1 月底的洛阳考古成果汇报会上，现场负责人顾雪军公布了一个重要发现，其中三座墓葬，属于北宋太子太傅李柬之的家族墓地。

三座墓葬里，等级最高的 M22，是李柬之和妻子高氏的合葬墓。这是一座台阶式墓道土洞墓，整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原本的穹窿顶已经坍塌。封门外面和墓室内部都留有盗洞，万幸墓室中，保存下两合重达数百斤的墓志。

按照顾雪军的说法，这两方墓志，直接敲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另外两座墓中，M59 是李柬之第四子李孝忠夫妇的合葬墓。M60 遭受的盗扰十分严重，考古人员只能依靠墓葬形制和所处位置，推测墓主人同样是李柬之的儿子。

这项发掘成果，后来入选 2025 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洛阳也新增一处经过正式科学发掘的北宋高级官员家族墓地，此前当地已经发掘过富弼、潘美的墓葬。不少人会好奇，为什么洛阳总能不断挖出北宋名臣的墓葬。

北宋把洛阳定为西京，很多朝中重臣离世之后，都会归葬于此。石守信、潘美、富弼、寇准、范仲淹，他们的墓葬都分布在洛阳周边。李柬之一家的墓地，就在龙门山北麓、伊水北岸的寺沟村。

老话讲“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说的就是北宋士大夫这种择地安葬的习俗。拿富弼来对照，格外有意思。2008 年，洛阳史家屯发掘出北宋名相富弼的家族墓地，墓室是大型石椁穹隆顶砖室壁画墓，还出土一方 1.4 米见方、七千多字的墓志，也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尺寸最大、文字最多的墓志。

而当年正是富弼，向宋英宗举荐，让李柬之重新回到朝堂任职。两人墓地相隔不远，一座墓室装潢精致，另一座却十分朴素。三座墓葬连片分布，考古队由此确定，这里是李柬之和后代的家族葬地。

同在一片区域，祖孙三代的安葬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刚好为研究“简葬”这件事，提供了一组现成的参照样本。李柬之是什么人？他是真宗、仁宗两朝名相李迪的长子，字公明。

他没有走科举考试这条路，凭借献上文章参加召试，被赐予进士出身，先后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做官，《宋史》中也有他的传记，附在李迪的列传后面。史书记下了他做过的几件实事。

担任宣化军使的时候，当地一条废弃河道，官府依旧向途经百姓收取“干渡钱”，他直接上书朝廷，请求废除这项苛税。年少时他就得到寇准赏识，后来还专门上书，向皇帝陈述寇准当年的功绩，仁宗读后心生触动，为寇准题写碑额“旌忠”。

他还针对补荫制度，提出过改革建议。简单说说补荫制度：宋代官员的亲属子弟，可以靠着父辈、祖辈的官位直接当官。这条通道门槛太低，源源不断输送新人入朝，官员数量越积越多，也就是当时困扰朝野的冗官难题。

李柬之上奏主张裁剪名额，政策落地三年，就减少了一千名靠补荫入仕的人。这个数字，也能侧面看出当时这项制度泛滥到什么地步。宋英宗登基之后，经富弼举荐，李柬之再度任职，兼任侍读，皇帝评价他是“通议耆儒”。

熙宁六年，李柬之离世，终年七十八岁。这些事迹白纸黑字写在正史之中，其实并不需要依靠墓葬规模大小，来佐证他的品行。这次考古报道里，最引人讨论的，是顾雪军对于墓葬本身的判断。

李柬之夫妇合葬墓属于土洞墓，并非当时流行的砖室墓，也没有仿木砖雕这类华丽装饰，可以说是“简装墓”。同一时期、同等地位的北宋名人墓葬，大多都是工艺繁复的“精装修”样式。

很多人顺着这个对比得出结论：史料里记载李柬之为官清廉、品行端正，墓葬呈现出的种种特征，能从侧面印证这一点。但要留意，考古团队原话用的是“侧面印证”，并不是直接证实。

这个推论，其实要跨过两道难关。首先，这座墓早就被盗掘过。封门外和墓室内部都留有盗洞，墓室里面没有找到棺椁遗存。被盗扰的宋墓看不到棺木，可能性不止一种：有可能下葬时本就没有安放棺椁，也可能被盗墓者搬走，还有一种情况，木质棺椁历经千年彻底朽烂。

这几种猜想，暂时都没办法完全排除。同个家族里，儿子李孝忠的 M59 墓室，底部铺着方砖和小砖，墓内原有两副棺木，北侧棺内还留存一具人骨。同一块墓地，同一个家族，下葬时间相差不远，安葬方式却有明显差别。

足以说明，墓葬里“没有棺椁”，不等于下葬之初就刻意不设置。第二个疑点，来自墓室里一堆烧骨。M22 墓室东南侧，出土一堆经过火烧的人骨，原本装在盒子里，盛放骨骼的器物早已腐朽。

顾雪军推测，这或许是墓主人火化之后留下的遗骨，和墓主人的个人信仰有关。薄葬、不设棺椁，除了清廉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受自身信仰影响。一个“可能”，没办法直接等同于“为官清廉”。

这两种原因并不互相冲突，可以同时成立。这也意味着，只凭墓葬形制，无法锁定唯一的答案。墓志真正珍贵的价值，不在墓葬奢华程度上。李柬之的墓志，由王广渊撰文、李中师书写、文彦博题写志盖；夫人高氏的墓志，志盖出自邵雍之手。

文彦博出将入相，在政坛驰骋五十年；邵雍，更是宋代思想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这些名字，体现的不是墓有多豪华，而是李柬之生前所处的人际圈层，以及当世名士愿意为他题写墓志的这份交情。

墓志本质上是活人间的社交载体，记录逝者的人脉、声望与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历史信息。所以与其说这座简朴墓葬印证了李柬之清廉，不如说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实：这个曾经减免苛税、为先辈鸣不平，能请到一代名臣为自己墓志题字的官员，死后选择了朴素的安葬规格。

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起来契合，可契合并不代表存在因果关系。考古能讲清楚的，是发掘过程、出土遗物，还有烧骨的保存状态。而“清廉”，是后人给古人做出的一种解读。我们很容易愿意相信，简陋的墓葬主人一定清廉，这样史料和考古发现相互对应，读起来合乎心意。

但这座墓里还有很多未解信息：那堆烧骨、一件写着“白液”的封口瓷瓶，骨骼与瓶内残留物的检测工作还没有完成。目前不少判断，依旧停留在推测阶段。当然，这座墓有可能体现出李柬之简朴的作风，只是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直接划上等号。

顺带一提，类似这种“出土文物印证史书评价”的说法，我们经常能看到。挖出一件古物，便用来佐证古籍里对人物的一句评语。考古确实可以补充历史细节，但大多集中在家谱世系、官职、人物交往这类实在信息。

像清廉、正直、贤德这类道德评价，本来就不是靠考古锄头能直接挖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