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6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叶挺独立团的官兵冒着守军密集火力攀登城墙。有人刚把云梯架稳，便中弹坠下；后面的人没有停步，接着顶了上去。那面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军旗，终于出现在武昌城头。
武昌一战，叶挺独立团伤亡惨重，却也由此名震天下。很多人只记住了它攻城时的勇猛，却容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支部队并没有随着北伐胜利而消失，它后来几经改编，成为人民军队早期重要的骨干力量。
这支部队的诞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密切相关。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组建，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部队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实际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官兵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工农运动骨干。
它与旧式军队的差别，不只在于武器和训练，更在于军纪与政治教育。叶挺重视作战训练，也强调官兵关系和群众纪律。行军途中，部队尽量减少扰民，驻扎时严格约束士兵。这样的作风，使它在群众中逐渐建立起信任，也为后来获得地方支持创造了条件。
1926年5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独立团承担了先遣和突击任务。汝城一战，部队趁夜雨发动袭击，迅速打乱守军部署；进入湖南后，又在安仁、攸县等地连续作战。兵力并不占优，装备也谈不上精良，但行动迅速，敢于穿插，常常在敌人尚未判断清楚之前完成突破。
真正让这支部队声名远播的，是平江、中伙铺以及丁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丁泗桥和贺胜桥是北伐军打开武汉门户的关键战役，北洋军队依靠工事和兵力进行顽抗。独立团多次承担最危险的突击任务，或迂回敌后，或截断交通，硬是撕开了防线。
有一次，部队准备发起冲击，叶挺对身边官兵说：“这一仗，必须打出缺口。”战士们的回答很简单：“团长，跟着你上。”这类对话未必被完整记录，却能说明当时部队内部形成的信任：指挥员敢于承担，士兵也愿意在最危险的地方向前。
武昌攻城持续了较长时间，独立团在通湘门一带反复冲击。第一次强攻时，守军火力猛烈，进攻部队付出极大代价，部分营连几乎被打残。攻城没有一蹴而就，部队还要防备守军突围，持续承受炮火和疾病的双重压力。
10月10日，北伐军发动总攻。独立团从城墙方向突破后，继续向蛇山等重要位置推进，并在巷战中与守军逐屋争夺。武昌失守后，吴佩孚在长江中游的军事体系受到沉重打击，北伐军控制武汉三镇的局面由此形成。
这一战也让第四军获得“铁军”称号。独立团自身伤亡很大，许多基层军官和老兵倒在战场上。它的名声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用连续作战和大量牺牲换来的。遗憾的是，北伐的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剧烈变化，部队的前途也随之改变。
北伐后，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番号变了，原有骨干和战斗作风仍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发动清洗，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受到追捕。此时，这支部队面临的已不再只是战场上的敌人。
南昌起义爆发后，原独立团系统的官兵成为重要力量。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参加起义，部队随后进入起义军序列。起义军南下途中遭遇挫折，队伍不断减员，装备损失严重，昔日的整团建制难以维持。
但部队没有就此消失。朱德、陈毅等人收拢失散官兵，在艰苦环境中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1928年，湘南起义后，部分队伍转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原独立团的官兵，也由此进入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
在井冈山时期，这些骨干成为红四军部分部队的重要基础，其中一部分编入第二十八团。后来，随着红军扩编、整编和转战，这条血脉又分散到多个部队之中，参加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抗日战争。它不再以“叶挺独立团”的原番号单独存在，却以人员、作风和传统的方式延续下来。
所以，叶挺独立团的去向，并不是某一天突然解散，也不是在北伐结束后无声无息地退出历史舞台。它先变成第七十三团，又在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战火中化整为零，最终汇入井冈山和红军主力。武昌城头那面军旗后来不见了，但举旗的人，走进了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最初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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