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高敬亭之女请求为父亲平反，毛主席批示说责任应归项英！

1975年11月，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一名军医伏案写信。她叫高凤英，写信的对象是毛泽东，所问的事情只有一件：父亲高敬亭究竟为何被处死？

这封信，她准备了很久。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离世，母亲史玉清多年不肯说明真相，只反复告诉她：“等你长大了，再讲。”高凤英后来才知道，父亲并非普通干部，而是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将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部队活动范围涉及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面对的是装备和兵力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红军主力长征后，这支部队仍在原地牵制敌军，保存了革命武装。

这段经历并不轻松。红二十八军转战多地，既要作战，也要筹粮、联络群众，还要躲避敌军围剿。能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数年，本身就说明高敬亭具有较强的组织和指挥能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

问题也由此变得复杂。四支队力量较强，但长期处在大别山独立作战环境中，部队传统、指挥习惯与新四军军部的要求之间，存在磨合困难。高敬亭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执行部分方针时确有错误，可这些问题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后来成为争议的核心。

1939年6月，第四支队整顿期间，高敬亭被决定处死。6月23日，他在临刑前给妻子写下遗书，交代孩子的抚养问题，并表示自己“忠于工农革命”。第二天，他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厂附近被执行枪决，年仅三十余岁。

高敬亭死后，史玉清也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她没有因此离开革命队伍，经过组织审查，1942年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安徽从事卫生工作，生活并不显赫，却始终没有放下为丈夫澄清问题的愿望。

有意思的是，最早困扰高凤英的不是父亲留下了多少战功，而是母亲的沉默。她小时候只知道父亲已经去世，却不知道死因。等到成年后从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那里逐渐拼出完整经过，她才意识到，父亲被定性为“反革命”，与许多人对他的评价并不相符。

高敬亭的老战友郑位三也长期保留不同意见。1960年5月，他向中央提出，高敬亭虽然在处理同中央关系等方面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而且确有功劳。郑位三认为，即使需要处理，也可以送往延安学习或暂时关押教育，直接处死并不妥当。

这份意见没有立即改变结论。1962年，史玉清曾试图反映情况，但信件转回安徽后，事情便搁置下来。对于一个背负多年政治压力的家庭而言，这种迟迟没有结果的等待，远比一句简单的否定更加沉重。

高凤英没有选择沉默。1975年11月10日，她以党员、军医和高敬亭女儿的身份，给毛泽东写去亲笔信。信中没有回避父亲可能存在的错误，只是追问：如果一个人一生主要表现是革命者，为什么会被当作反革命处死？

毛泽东看到来信后，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查阅有关档案。查档过程中，一份关键电报浮现出来。1939年，高敬亭被处置前，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曾向中央反映，并涉及请国民党方面批准枪决一事。国民党方面很快表示同意，案件因此蒙上了特殊背景。

档案还显示，毛泽东当时并未主张立即处死高敬亭，而是提出应争取教育改造，并派干部帮助第四支队整顿。遗憾的是，中央意见抵达时，高敬亭已经被处决。12月1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这份批示没有简单否认高敬亭存在过错，而是把“有错误”和“应当处死”区分开来，也把案件放回当时的组织关系、军事环境和决策程序中重新审视。真正需要追问的，正是处理是否过重、程序是否恰当。

1977年4月27日，总政治部正式发出通知，认定处死高敬亭是错误的，决定为其平反并恢复名誉。1980年，高敬亭墓地在合肥青龙厂被找到，骨灰安放仪式随后举行。1983年10月，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1985年，胡耀邦在合肥接见史玉清和高凤英时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